中国私有化大逆转（下） –威廉•韩丁
【 摘要：数字是具有欺骗性的，其欺骗性的根源在于环境、资金、劳动等差异，在分析之前，须清楚各个被比较的概念。】
威廉·韩丁：美国记者，无产阶级战士。
解读改革：农村的变化1986
1986年，在中国工作了5个月以后，我觉得没有去年的稳定了。整个国家看起来很不稳定，问题的涉及面很大也很紧迫，而且政府的处理能力变小了。
最关键的弱点在于对外贸易。去年底或者今年初，中央决定一些城市或者整个省有权利自行处理对外贸易。结果导致了中央失去了对整个过程的控制，省和市开始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道，进口暴涨，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花去了国家半数甚至更多的外汇储备。大量商品是从日本进口的：小汽车、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它们横扫整个国家，对大量的民族工业造成了威胁。人们开始谈论“日本对中国的第二次侵略”。
九月份，北京的学生终于上街了。天安门出现了几千人的游行队伍。政府快速反应，动员了大量的青年堵住了清华和其他大学的大门，阻止了首都更大规模的上街抗议。但是在其他省，由于年轻人之间联络起来很方便，很多城市有学生游行。
贸易问题
李鸿章是清政府的总督，他参与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引进外商兴建现代工厂，组建了一支所谓现代的陆军和海军，1895年对日战争失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称邓为新李鸿章首先是指责他对于日本的处理：中日贸易，对日贸易逆差，进口商品和引进日资。但一个政府失去了对进口和货币储备的控制能力的时候，理所当然的会被指责为无能，特别是在中国，有过150年被列强凌辱的历史。贸易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以大量的原料输出来弥补进口赤字。山西西北部的新煤矿将由阿曼德·哈默公司（ArmandHammer）和中国政府联合开采，在山西北部和内蒙的一些大煤田也被列为开采的对象，大量的石油也有同样的趋势。
这对许多人敲起了警钟，害怕中国走向一个典型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大量廉价的宝贵原料来换取昂贵的进口工业品，而不是建立自己的工业。不需要太多的贸易赤字就可以将中国置于与尼日利亚相同的境地——深深陷于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我听到了很多中国工业的故事，他们由于国家进口有补助的进口商品而被削弱，然而这些进口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国外的，而不是因为它们优于国产货
中国政府机关更愿意买外国的产品，这就切断了自己人民的喉咙。
在汽车工业方面，国外的优势非常明显。没有人想买中国的汽车。每个官员都想买一辆日本的小车好与自己的同僚平起平坐。
知情人士说很多不良贸易正在进行着。如果一个外国公司不能使政府接受合同购买他们的产品，他们可以下到省市级的单位完成未果的交易。就这样他们卖给了中国大量劣质设备和过时技术。由于对高技术的狂热，任何称为高技术的都能卖得很好，即使它根本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或者中国本来就有了更好的技术。
农民减负
农业方面，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正在发生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趋势表明，现在在邓领导下恢复的、所谓的新发展正是毛的时候出现过而且是邓当时最尖锐的批评过的。例如，大量的劳动力离开了土地，数百万的农民脱离农田而进入工业和下海经商，正如大跃进期间，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一样。由于土地劳动力投入的回报缓慢，没有人想留在家中的土地里。集体不得不使用工业的所得来补贴农业，导致了财富上的巨大的平调（levelingandtransferring）。这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粗暴的违反。人们都说合作化肯定是会违反这个原则的，但现在突然之间在私有化了的农村集体中，大量从承包的土地和副业企业的所得都被用于补贴给那些愿意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如果这不是平调（levelingandtransferring），那又该是什么呢？我们又回到了“大锅饭”，这本是对合作化的嘲笑。情况改变的越来越多，但越来越多的却还是同样的。
在机械化上哪怕一点点的提高都会使得这种补贴变得不必要的，但是只要农业还是以锄头为主，用镰刀收割的话，农业都不得不需要补贴，因为非农业的就业机会是很重要的。当然，不是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坏事情。数百万的农民可以离开土地，如果能够进入其他的生产领域这是一件好事情。劳动力的抽调、找人帮忙的困难、工资的急剧增长，都为机械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这是此问题唯一的长远解决方案。不幸的是，新的政权并没有像原来的那样准备了农业所需的机械，因此劳动力的问题由劳动力转移的方式来解决，大量的人从贫瘠的山地地区到其他地方做一些粗重的体力活，按日计工，并在农忙之后带着少量的钱重回家中。
一个仍然正常运行的集体经济
为了看些不同东西，我们去了一个仿照张庄乡的机械化而建立、并且变得繁荣的村庄——王公庄，它的发展没有被新的农业政策打断。每当当局者下来找他们（强迫分田）的时候，所有的公社领导都藏起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分田之风刮过一年到两年之后。现在王公庄是中国合作化和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村庄之一，镇区领导现在在动员其它的村庄也来向王公庄学习。虽然这种与政策不一致的成就不能够被北京甚至是省会太原知道，但是这种经验已经传播到很远的地方。
王公庄的成功激励了整个镇和县，很多大队已经决定仿效了。这个方式现在已经得到了县领导的支持，但是没有人能够在全国甚至在省的范围内公开这个经验，因为它与当前政策不一致。王公庄和其他地方的对比是非常强烈的。我们在别的地方看见了农民为了腾出地方种麦子而在田中烧掉大量的秸秆。在山西的东南部，他们秋季的时候烧玉米和豆子的秸秆，夏收以后烧小麦的秸秆。所有的有用的有机物都被烧掉了，因为它们碍地方，而且农村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人手处理它们。当然，传统上他们是燃烧秸秆作为燃料来做饭和取暖的，但是随着山西采煤的进步和煤价的便宜，人们都燃煤作为燃料了，不再需要秸秆了。
合作化的成功
改革以后，大部分的机器只完成了原来工作量的一部分。在几乎每个例子里面，整套的设备都是分开单独出售的，因此新的单个所有者不能承包整个工作和种植流程。一个人为农民犁田，另一个来播种，还有别的人来收割，而没有人能够拥有全套的设备。因此效率大大的降低。另一方面，在全省范围内，政府强调说作物收成没有下跌，而是维持在相当好的水平。这是因为土地承包者主要用双手和牲畜完成了大量粗重的劳动，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
我们参观了与此不同的两个村子。他们都选择了拒绝解散。坚华村拥有人均13亩的土地，如果把山地算上，几乎是人均26亩——大概是全国平均值的12倍。党委书记决定保留机械的所有权，并且通过一个或者几个机械化小组来组织它们的使用。大概有10户农民认为解散以后他们会更加富裕，因此离开村子到外面去了。但是整个村子仍然作为一个集体地运作着，运行得非常好，今年这10户农民回来了，请求重新加入。党委书记很明智的让他们回来，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欢迎他们回来的派对。他们之所以回来是因为他们发现要单靠自己来致富其实并不容易。留下来的人们共同劳作反而收获得了更多。
跟我同行的中央官员问当地的党委书记为什么他没有按照新政策将所有东西都承包出去。“我不想给你讲长篇大段的马列主义理论，”党委书记说，“因此我只给你三个理由。那样做不现实，我们也找不到实现的方式，而且我们不想那样做。”然后他开始解释这三点，尤其是最后一点。他自己就是企业的经理，自称睡觉的时候也能挣钱。
改革所绕过的：农业机械化1986
今天有许多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评论。数以千计的人才出国学习最新技术，工业部门进口最先进的煤矿开采、钢铁冶炼、运输、电器制造和计算机等设备，掀起了狂潮，“信息革命”的幻象激励着年轻一代。但是有一点被所有人忽视了，那就是农业的机械化。在改革初期的政府大重组中，唯独那些事关农业机械化的部门撤销了。这些部门里的官员通过设立“农业机械化服务站”半官方半商业性质的单位以免下岗。中国，看起来想把所有一切都现代化，却唯独把粮食生产的体力劳动排除在外。可是，问题还在那里：没有农业机械化的中国能够现代化吗？
现代化，如果有意义的话，必然意味着生产的现代化以及现代生产的核心必须有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离开高生产率，何谈现代化的经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国防呢？既然农业生产是一个主要部门，即便不是最重要的部门，那么农业生产也必须现代化。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不能在个体单干的农业基础上持久的发展。
一个半现代化、半原始的经济在形式上就是悖谬。乡村的倒退破坏了其他领域、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农业劳动力现代化的钥匙是农业机械化。没有机械化，体力劳动就不能摆脱土地去从事其他类型的生产活动；没有机械化农民就不能为工业提供足够工业品；没有机械化，结果是，农民落入二等公民的地位，不能在现代社会中立足，因为他们不能生产或者消费足够多产品以成为现代化的参与者。
当今政策制定者提出通过“责任制”的执行及推广所谓科学种田以提高农业生产率。通过“科学种田”意味着通过改变动植物组成，促进更好更多的肥料，应用先进的灭虫剂，注意田间管理，田间套种，密植，精耕细作。一方面这种“科学种田”被设想成提高每亩或每公顷的产出；另一方面，家庭承包责任制，却想通过直接的物质激励以增加劳动量来提高劳动生产力。
改革者对农业机械化不予重视，甚至是无知。新的五年计划（1986-90）仅提到了一次机械化，把它作为必须支持的某个东西，这很像只是为了完美避免缺陷所作的一样。但是科学种田加艰苦劳动根本不可能解决土地生产力的问题。中国的粮食产量已经比较高了。科学和艰苦的劳动可能会使产出翻倍，也可能翻三番，但是要翻四倍则不太可能。然而即便通过这样的方法，中国农民能够翻四倍，也是远远落在世界水平之后。
这是真实的，因为：
- 第一，应用这些所谓的科学方法，差不多总是需要额外的劳动力力投入，在劳动生产率角度上讲，也抵消了收益。
- 第二点，因为生产力差距太大了，以致中国不是两倍四倍或六倍的提高生产力，而是必须百倍的提高其生产力才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唯一可以恢复平衡、缩小差距的办法是推行机械化，并辅之以“科学”的方法。
机械化不仅被定义成现代科学耕作和农作物生产的主要方面，同时也意味着促进在许多方面的科学耕作。例如说，土壤有机物含量必须增加以促进水分吸收能力、水分保持能力和提高土壤中肥料的利用效率。然而现在农民通常烧掉秸秆给下一茬的作物清除障碍。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把秸秆进行别样的处理。没有机械切断秸秆使作物茎仆倒，他们不得不将其付之一炬。这样的行为将破坏亩产量。充足动力的机器也可以起到促进定时翻耕、定时播种、统一作物间距和播种深度、肥料有效吸收、方便灭草剂杀虫剂应用的作用，经常是机器过一遍之后就完成整个过程。所有这些因素促使产量提高。
失业问题
对农业机械化的最通常的异议是：农村已经有过多的剩余劳动力，机械化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并不能找到足够的就业机会。机械化，习惯上被认定会产生无法接受的失业。这种议论把问题简单化了。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情况是局部地区有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同时其他地区缺乏或者很快会缺乏农业劳动力。哪里经济发展越快，哪里的副业和小工业就扩展地越快，大量农民就离开土地，随之劳动力的短缺开始发展，农业劳动力工资急剧增幅。
首先，健壮的劳动力到其他地方谋生去了，这意味着留在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成了老人、孩子、弱者和妇女。不可能将土地更做好，导致低产出，没有能力管理土地的人则开始抛荒。其次，部分由于这种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基础设施——梯田，排水渠，灌渠，江河堤坝，阻风带，森林带——都被忽略了。秸秆肥料、粪便囤积和许多其他高产措施都迅速减少了。最后，没有集体通过各队工分制对副业和工业利润进行的再分配，农民不愿承包土地从事农贸生产。这样，许多公社不得不继续承诺提供免费的种子、免费化肥、免费犁田，保证以补贴价收购粮食，以确保农户急需签署承包合同。而公社支持力度的大小，取决于公社自身的经济实力，公社可以把这些资源用于其他产业的扩大再生产，但却把它返还给一般农业生产，这当然制约了发展。这归结为一种称之为“平调”的形式——测度和转移财富的汉语术语——从高效到低效的生产者，而责任制认为应当取消这种形式。但新体制并没有取消它，事实上仅仅用另外一种形式再生了它。乡政府从哪里筹到这笔款呢？他们从个体劳动者为工商业商品和资产的使用而支付的合同费中筹得。毕竟工业还是支撑农业的。
劳动力短缺在三种情况下是明显的：（1）那些副业、工业、采矿业发展迅速的乡村；（2）在大多数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周边的乡村；（3）在那些人少地多的地区——东北、西北和内蒙古。总共加起来这些地域占到中国版图的30%。在前两种类型地区，劳动力转向副业工业和采矿业，农业劳动力产生短缺并提高工资水平，已经创造了机械化的有利条件。通过集体和个人积累的从非农业生产得来的利润保证了投资基金。然而，在这些地域，机械化是困难的，因为种植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农作物的复杂度，现时土地的小块化，许多特定条件要求发明新的机械或者对旧有机械进行改造。人们和相关单位没有最新的研究和试制工作以决定所需机械和器具的类型，而且短期内不能提供有效的成套的机械化工具。在第三种类型的地域，相反，机械化比较容易进行，因为从欧洲北美进口的机械只需要稍加改进即可可以投入生产。原型已经具备了。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资本。机械化应该在这三种类型地域立即开始因为条件成熟并且要求强烈。但是不管何时这样的举动被提出，人们总是提出诸如多山地区，山坡稻米区，黄土高原，以及其他一些不能实行机械化的困难，似乎暗示机械化除非能普遍适用否则就不会开始。但是事实是对于那些贫穷、落后、多山的地区，一旦他们也创造了社会条件，即可选择的就业机会以减少农业劳动力，那么更发达、条件更好的地区的机械化将对条件差的地区形成极大的促进，帮助它们更快的机械化。到那时大量的拖拉机和工具就会具备，大多数必要条件将会可以应用，大多数生产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清楚，政策应当这样提出：“让一些地区首先机械化起来”。这可以给后来者清除道路。
比例和范围的问题
中国应当关注于农忙季节劳动的机械化呢还是为全面综合的农业劳动机械化而奋斗呢？有一个强烈的偏见认为中国机械化只适合于明显限制公社劳动生产力的农忙季节。依我看这是短视的。解放人力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农业劳动的全面机械化。每一种作物的全部生产过程都应当机械化。只有这样种植专业户或是机械队才能承包更大地域的土地而其他人则把时间和精力放到别处。
应当具备的多样性和弹性
首先，中国不应试图“再次发明轮子”，就是说，中国应当明了世界上已经发明了的东西，在任何必要情况下改变调整以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农业是复杂的变化的，但是对几乎每一种手工作业，现在世界上都有对应的相当有效率的机器代替了。
重返大寨：1987年
大寨是山西省的一个山村，毛泽东把它选为农村发展的典型，主要是因为那里实践了合作与自力更生的精神。这个仅有80户居民的小公社把贫瘠的、饱受雨水冲蚀的山坡地变成了肥沃平整的农田，而且有着可与衣阿华州相媲美的灌溉产量。大寨的农民种植苹果树、胡桃树和桑树，他们养蚕、蜜蜂、鸡和猪，他们建了一个砖窑、一个豆粉条加工厂、一个矾土矿，他们还用农作物卖出与商店经营的收入所得为每家每户建了坚固的石头房子，他们给孩子和成人以教育，并给所有人提供医疗保障。
毛死后，邓小平和他的同僚们批判大寨，指责它的成就是虚假的。最终在1983年，大寨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全面重组。新指定的干部们从国家领取工资，把集体修建、集体劳动积累下来的土地承包给家庭进行私人生产。改革者宣称，大寨村民从此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提高了作物产量，开发了新的繁荣的副业，提高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标准。据新华社最近的一次报道（1987年9月17日），现在的大寨证明“责任制”比从前的合作式的平均主义有着更大的优越性。这些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然而对新华社的信誉不幸的是，实地调查的结果并不支持报道的主要观点。
在过去的十五年间，我多次到过大寨，有五次是在集体合作时代，四次是在大寨受到批判的时候及进行改革的不同阶段。其中几次访问时间很长很深入。最后一次是1987年6月在大寨停留的一天。我的妹妹寒春则留到了八月。结论：1979年以来，中国的媒体一直虚假的宣传着大寨，一面诋毁视集体的成就，另一方面鼓吹改革的成果，而两方面都罔顾事实。
充满偏见的比较
【注：指媒体在对大寨改革前后进行对比时，所使用的数字具有欺骗性。】
首先，所有给出的数字都没有修正通货膨胀的因素。人民币从1978年开始大幅贬值。如果我们取人民币与美元的官方汇率，数据已经从1978年的1.6元兑换1美元跌到今天的3.7元兑换1美元。这些官方汇率很可能并不反映人民币的真正贬值程度。黑市汇率已经接近6-7而非3.7。这些数字也未考虑美元自身的贬值。
其次，改革前后的数字不能直接比较，它们描述的是不同的事情。改革后，货币收入占收入的绝大部分，而在改革前，货币收入（现金或者能兑换固定现金价值的粮食）只占一个人总收入的60%-75%。合作社（Brigade）成员，作为集体经济的拥有者之一，大部分或者全部免费的享有住房，医疗保障，燃料，电，和其他的货物和服务。这些附属利益的总价值是难以估计的，但是按改革前的价格计算这些至少要相当于每人每年50元。尽管今天的承包者仍享有一点福利，但占总收入的比重就少多了。
下滑的农业
改革以来的农业滑坡是严重而显著的。除了因果园扩大而引起的水果增加以外（中国人把它划归副业），作物产量是下降的。今年，我看到只有少量土地上生长的作物是使大寨闻名的密实浓绿早熟高产的玉米和高粱。
为公平起见，应当把好年份跟好年份、坏年份跟坏年份拿来对比，而不是把最坏的跟最好的相比较。
过去几年不仅产量下降了，而且基础设施，包括梯田，田间道路，灌溉系统都恶化了。在大寨，梯田看起来似乎很好，建造地格外地好。但是田间的通道去年的六月被消蚀得厉害。一个个体农民承包了道路维修的工作，显然他并没有认真履行合同。在全县我看很多坍塌的梯田，有些地方达到总数的1/4。每一次坍塌都意味着种植区域的减少和产量的下降。煤矿的随意开采在石坪已经严重影响了地下水，许多井变成了枯井。如果没有“西水东送”——这一灌溉工程在批判大寨时被中央政府严厉地指责——当地早就没有水了。
待拯救的煤矿
大寨早在公社时期就开始开采煤矿了。60年代早期在陈永贵的领导下，开始一个煤窑的建设。一个恶性事故阻止了工作的继续。村子忙于土地的基本建设，无法抽出剩余劳动力，这些因素促使暂时放弃了开采煤矿的努力。70年代勘探人员在昔阳县发现了矾土矿石。
改革者怎么能把煤矿作为自己的政绩呢？改革者也许会辩解说，在集体体制下大寨不能够雇用外来工人在矿井工作，因而不能扩大规模使矿像今天这样有效益。这或许是真的，但是作为合作制他们同样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只要跟一个或者更多的邻近的村子建立合作公司就行。
改革者也许会辩解说，1979年以前国家宣布了所有煤矿的所有权，降低了本地采矿的积极性。这或许是真的，然而早在1979年之前昔阳县的许多公社和村子已经开采了煤矿和矾土矿、采石场、石灰矿。如果国家政策阻止集体开矿，那这项政策也几乎是无效的。随着改革的进行，国家政策改变了。没有任何的全面改革，也可以改变这一状况。为了鼓励、推动和自主集体开采当地资源，国家不需要执行农业私有化的政策。两个截然相反的经历——60年代挖煤的失败和大寨今天矿业的成功，其原因主要是整个昔阳县非农产业的发展和的基础设施的进步，而不是改革的政策。
60年代，大量的煤矿埋藏在阳泉市的周围，从石家庄到太原铁路主干线上的小镇。当国家开办了大型煤矿，为华北和华中的脆弱的工业提供煤矿的时候，昔阳南面的道路还是那么狭窄、弯曲、不平。高昂的运输费用压抑了昔阳大山中的开矿者的积极性。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大的单位已经几乎采光了阳泉的煤矿。买主寻找新的矿源。国家已经建了一条进入昔阳的现代化的硬路面的公路，现在正在建设一条到达并穿越小镇的铁路。昔阳的煤炭销路很好，而且相对方便运出。我认为，对于大寨村民采矿来说，这些积极因素远比改革政策起的作用大。
诽谤的背后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如此持续的歪曲大寨的真实情况呢？
邓和他的一帮用“实事求是”的口号维护自己的权力。然而当实际情况与他们所推行的政策相抵触时，事实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当今的政策需要干部来挑战毛时代的典型；然而更好的是抛弃它。报告应当表明“责任制”比集体制更有效率，不仅是在那些明显停滞的四川或者安徽的小村，更应当首先包括位处山西丘陵地带的毛时代的典型公社。
诋毁大寨的故事到了这步田地就跟“实事求是”毫不搭边了。大寨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挂帅”、“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先公后私”作为原则的典范。大寨的成功，并不是如改革者们现在所宣称那样，是由于国家补贴和军队的人力支持，它归功于大寨人民的持续不断的艰苦奋斗和合作精神，归功于陈永贵的天才。如果合作化运动在中国普遍取得大寨那样的成功，整个农村改革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在70年代，中国30％的村庄沿着大寨的模式，发展的很好；另外中间的40％，显示出很大的潜力，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最下的30％，或者歪曲使用或者根本不采用大寨模式，陷于停滞之中，这部分农村确实很穷。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后30％农村的回答。这些地方实施责任制以后，很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于是政府开始在全国推广，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不管中间的40％和发展最快的30％的农村居民怎么想，强迫他们必须走同一条路。为了替私有化的不可逆转扫清障碍，改革者发现他们必须毫不含糊的抹黑、诋毁、破坏所有代表正确方向、发展良好的农村样板，或是干脆不提它们，把这些样板打入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的冷宫，使其影响完全消失。后面这种封杀的方法对那些不是很有名的公社是适用的，但对像大寨、张庄这样的公社则不起作用。
这样，在改革的实践和“实事求是”的口号上产生了不寻常的矛盾，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批集体经济可以很繁荣兴旺的、健康的发展起来。真理，这个在中国早期剧变中频繁提起的词语，成为了改革的第一个牺牲品。同样在改革后这么长一段时期里，真理在雇佣劳动问题上也是牺牲品。在否认了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按劳分配”之后，改革的领导者们继续否认：农村中一些农民通过雇工而富裕起来，其中包含着剥削剩余价值的行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长时间忽视改革以来大寨煤矿中生产关系的变化，在那里一个农村可以剥削另一个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这样的措施对社会主义过渡引起了严重的问题，应该把中国未来的其他讨论先放在一边，首先讨论这一问题。然而年复一年，官方农村政策的发言人仅仅不断重复，一部分人通过勤劳致富是完全没问题的。其他人需要的是使自己追赶上来。
最终，在党的13大上，中国的领导者态度大倒退。文件说，从此不再对私营企业、股份公司和合作经济的雇工问题进行限制，在发展的现阶段这些都是合法的。在理论上所有的这一切都用一个突然创造的社会主义新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辩护，同时为一种新型的企业辩护——私营而非个体经济。个体经济不过是一种小私有者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类似于夫妻店，当这种经济形态雇佣的人数增加时，就会逐渐转变为私营经济。
这真是令人心神爽快啊。不必再否认，不必再逃避，只要公开的支持这种长期以来已在全国迅速蔓延的通过雇佣劳动的剥削进行原始积累的方式就行了！这时，社会主义的含义对他们而言，也不像前一个阶段那么重要了。因为当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的一切事物只要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它就是社会主义的，不管它在理论上是否理由充分，也不管它在实践上是否安全可靠。
混合经济带有天生的不稳定性，这也是毛为什么在过渡阶段大力推动合作化运动的原因。将管理权完全承包给私人，经理可以随意解雇工人、经理决定买卖等一切生产行为，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资源和主要的生产资料上的公有制将最终导向社会主义，这样的观点决不是不证自明的。与经济的私有部门的扩张同时进行的，是对生产资料控制者的普遍的多重的优惠政策，控制的越多，优惠也就越多。在这样新措施下，所有的经济部门中都产生了大范围的两极分化，同时产生了既得利益，改革的现状是不稳定的，它正朝资本主义倾斜——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的却是资本主义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中。
自从1983年实施改革以来，大寨人对两极分化也不再陌生。那些承包企业或用政府廉价贷款购买卡车和拖拉机的人都利用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暴富起来，每年家庭收入超过1万元。而那些缺少资本、信贷或劳动力的人却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一个前妇女领袖耕种3亩地，1986年卖掉600斤粮食得到100元。此外她和她丈夫还可以得到每人72元的养老金，但她却从未看见这笔钱。镇上扣除了这笔钱，用于偿还镇上给她家的那台彩电——而她从中实际得不到什么。
新闻媒体经常吹嘘大寨居民增加了多少台电视、家用电器，却没有提及有多少真正是村民购买的。原来公社中人们通过按劳分配共享集体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很快变成了一种分层的分配制度：少数居于顶层分享非劳动所得；中间的大部分变成了雇佣劳动者，靠工资生活；最穷的那部分多是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资本资产的多寡——包括拥有的或支配的生产资料，而不是劳动量，成为决定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
过去和现在，充满讽刺意味的教训
总结了大寨过去和现在的教训，人们不能不对大寨的现状感到巨大的讽刺。曾经是中国农村合作经济标志的大寨，现在走入了它的对立面。成熟的改革使现在的大寨，几乎成了中国整个农业面临的危险的代表。新的政策在农村毫无疑问刺激了可观的副业生产高潮，尤其在昔阳县这样有非农业资源（如煤）可以利用的地区。而越来越清楚的是，改革政策对土地、对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缺乏“持久的动力”。1984年的农业大丰收后，1985年粮食产量下降了3000万吨，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许多迹象表明，尚未公布的1987年的粮食产量数据，可能还要大幅下降大寨的今天生动的说明了这些问题。
当非农企业——煤矿、货运、拖拉机——繁荣起来时，农业一点点衰败下去，基础建设被破坏掉了，随之土壤肥力下降、产量下降、技术支持减弱。最令人震惊的是，以往交售公粮的比例甚至高于“北大荒”机械化国营农场的大寨，今年（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收获的粮食却不够当地人的口粮。
对大寨人而言，这无关紧要。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忙于副业生产。在煤矿中，一个人每天可以赚9块钱，矿工不必再种谷物，他们可以直接用钱买。但如果粮食减产遍布全国，形势的危险就会显然了。如果很多村庄都无法种植足够多的粮食养活自己，粮食短缺就会最终达到无法用其他替代资源弥补的地步。这是缭绕在改革者们心头的恐惧，也是责任制的软肋。
在中国，粮食生产绝非副业。正如毛所经常指出的，它是“纲”。当你像邓那样担心90年代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时，你担心的实际是大约8亿人的主要活动和基本生活来源，以及超过10亿人的食品供给。你担心的是经济的命脉。在这方面还不得不听听中国农民的声音。而他们现在已经在用脚投票了。
毛泽东农村政策再思
粮食战线
我不太多争论关于中国的谷物产量在大集体生产时期仅仅能跟人口增长保持同步的观点。这确实是事实，尽管许多状况良好的生产集体产量以二倍、三倍、四倍的速度增加。如果说大量的生产集体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生产潜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农业合作社生来就是行不通的则让人难以理解的。既然到现在大集体生产至少已经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了5或6年，那么就应该问：新的制度有没有使人均粮食产量增加呢？答案显然是：没有。自从1984年政府报道当年的谷物产量超过4亿吨以后，官方数字显示了一个急剧的下降，然后，在1985年，没有扣除地面损失的产量出现了缓慢增长现在，新闻媒体例行公事地报道粮食生产停滞、粮食短缺、产量下降，最后，在今年又报道了两千万农民面临饥荒，另外八千万陷入严重的粮食困境，两亿人面临农作物减产。
此外，就我所知，198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并没有达到它声称的4亿吨。那年市场上充足的粮食供应只有一部分来自当年的产量。剩下的部分由集体生产时期的粮食库存提供。这些粮食在市场上出售，或者在生产集体分散时被分发给农民。在此时将粮食卖出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因为改革后粮价的急剧上涨，以及超额售粮能够得到的奖金。出于同样原因，1985年报道的大幅度的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生产的失败，而是储备的粮食被耗尽了。1983至1988年真实的作物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5亿吨到3.8亿吨之间。如果我们把最高的年产量（已是非常乐观了）在11亿人（目前估计的人口）中平均分配的话，我们得到人均的粮食拥有量为345千克，这并不比休·迪恩报告的1978年的平均数字高多少。由此看来，改革并没有改变粮食问题的状况。并不是说所有有关集体化的指示和政策都是对的。一个被改革者频繁突出的观点是在集体化时代被夸大执行的毛泽东提出的“以粮为纲”（grainisthekeylink）的政策严重限制了农村的多样化经营。
很明显，在合作社时期政府有时过分注重粮食生产以至于损害了石油和工业，尤其是水果、家畜和农副业。然而并不明显的是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以及谁该为此负责任。毛泽东的口号并没有错误的地方，这个口号全面而可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这个口号在那个时候是合适的，而且现在也是合适的。把粮食称为纲意味着它并不是全部，并且在粮食生产搞得好的同时，链条中的其他链环也必须而且能够发展。如果在特定的时期片面的政策减少了多样化，那么解决的办法是纠正那些片面的政策。在合作化运动中没有什么因素抑制了多样化。事实上，领导得好的合作社比私有化经济中的个体农民更能实现多样化，更能采用所有的技术、才能和资源。在20世纪的60、70、80年代，许多出色的公社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作比较之前，必须先认真分析被比较的各个概念。
农村确实需要改变。问题不是是否应该改变，而是应该怎样改变，难道在合作社体制范围内没有有效的选择可以用来克服停滞吗？私有化是解决被引起的问题的首选解决方法吗？
1988年，我在延安东北的黄土高原呆了一个月。我的印象是情形令人非常绝望。实行承包制的土地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因为首先农民买不起化肥，或者有钱也买不到。结果，他们开垦山上的坡地，并将之作为自留地，在耕种过程中破坏了这些土地。大坝、梯田和其他集体的工程设施都土崩瓦解了。我们看见废弃的灌溉系统和被冲毁的土木工程。很明显，这些设施当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不可能在私有制经济中建设，并且它们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里恢复。跟我们随意交谈的农民非常生气，并且说在合作社体制下他们过得更好、更富裕。
剪刀差
迪恩提出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策使农民牺牲了太多。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投资的积累来源只有农业，没有其它选择。政府规定的谷类和其它农业产品的价格保持较低的水平，以保证城市有低价粮食供应，也使城市工人们的工资保持较低水平。这样的政策提供了低价的原材料，有了廉价的粮食和原料，工业的积累速度就可以保持高水平。机器、设备、农药和化肥等又流回农业作为投入。从1953年到1977年4.27%的工业总投资流入农业投入品，这些产品都以很低价格卖给农民，并且价格随着时间逐渐下降。在1959年农民以116500公斤的小麦换回一台75马力的拖拉机，到1979年，这个数字下降到53500（公斤）。在1950年1.6公斤小麦换1公斤化肥，到1979年0.5公斤小麦就可以买1公斤化肥。1960年35公斤小麦换的1公斤农药，到1979年5公斤小麦就可以买到。
农业的确被剥削，但是没有被耗尽，而是与工业建立了互助发展的关系，由于现代化产品的使用得到了带动，使得剪刀差逐步缩小。
数据来自金宝喻 1988 年 11 月所写《中国农村改革和粮食生产》一文（Ching Pao-yu, "Chinas Rural Reform and Grain,"unpub.ms.）
命令主义
命令主义，一般表现为日常运行中官僚主义的干涉，即使在最好的合作社中也是如此，这一点严重的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合作化组织需要更多自治，尤其是他们自己的资源和投资分配的管理方面。我敢说，如果当时合作社的权利能赶上80年代包干到户时个人得到的权利的一半，合作化成功的比例将远远超过当年的数字。仅仅是这样的一条规定就给合作化制度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这条新规定就是，农民不一定耕种合同上规定的粮食，可以耕种其它的作物，通过买卖得到粮食而后按量上缴即可。那么每个农户可以自己判断什么作物的收益最大，自行决定种植什么。
合作化本来也可以在这个方面下放自治权，如果粮食产量不足，政府可以使用价格激励维持平衡，正如改革以来不断使用的措施一样。近年来价格控制引起了很大程度的不平衡，但是这是改革新形势下的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如何对市场进行控制，与之相关还包括拒绝价格承诺，农业投入品无限制的涨价，腐败等等改革带来的新情况。不用怀疑，命令主义是一个严重而且持续的问题，但是要说明命令主义和合作化总是同时出现却不容易。
解决官僚问题，要引入更多的自治和民主，使用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指令来影响生产决策。几万个合作化单元不可能不互相联系，并联系到国有经济，就像当前的个体能够做到的一样。破坏了合作化运动的命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中央集权制的一种延伸，使得党内中央集权制风气抬头。中国的官员声称他们有权管理所有事务，甚至人民生活的小事。这是非常封建的传统，普通老百姓对此极为反感，这也是深圳等地的自由市场经济之所以特别为中国的普通市民关注的原因之一。对于长期受封建主义压制的人们来说，金钱关系似乎成为一种解放，有价值的不再是社会关系的影响，而是能力。（当然，至今，能够支配金钱操纵地位的依然是高干子弟。）
讽刺的是，那些打着反命令主义旗帜的改革者，又一次通过命令解除了农村的合作制经济。当然，许多农民很欢迎承包制，对解除合作制举双手赞成，但是还有很多农民不是这样的态度。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迪恩必须为他所声称的农民用脚投票支持单干提供一些令人信服的数据。一刀切在中国太为普遍，各级官员收到中央的精神后，狂吹政治风，对拖延不办的进行严厉制裁，而对反对意见不闻不问。所以要知道人们的真正想法和需要实在很难。就像命令主义把很多农民强行推入合作化时一样，命令主义又一次将这些农民拉出了合作制。
私有化风潮
张庄反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达两年，最终以失败告终——高层领导给当地党委一纸最后通牒，命令他们在一个月之内在当地完成承包制，否则开除党籍。王公庄的领导躲过了这样的最后通谍，县里领导一来他们就躲。在中国零星的存在着一些公社，他们根本没有解除集体制，或者只进行了表面的改造但仍保持着坚固的集体核心。
可惜的是，在我的观点里，他们是太小的一部分，或许1%还要少。在这里我们想反映的是农民的真实愿望。在大规模的运动下，在违抗处罚服从有赏的情况下，在回到过去总比开创未来更容易的意识下，改革者能够解除集体制（哪怕是运转良好）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中国广大农村经济萧条，集体制与其说是解放生产者的自愿组织还不如说更像封建农奴的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勿庸置疑，农民把这次改革当成“二次解放”。能够摆脱头上的干部让他们欢天喜地。但是农村从整体来看，农民的处境千差万别，有大量的成功的人民公社，也有更多的不甚成功的，前景也各不相同，都有不甚乐观的情况。
在这样情形下个体农户的心态相去甚远。即使在管理最好的、最成功的、最得民众支持的公社中，有一技之长或者很有体力的农民都希望单独劳动。越是不成功的公社，这样的想法越是普遍。然而，即使在那些经营非常不善的公社里，仍有许多没有特别的本事的、没有多少或者根本没有体力的、把集体化看作救星的农户，想继续维持集体制。在不同的地方总可以发现有一些非常有远见的个人，他们在哪种体制下都可以干得很好，但是他们在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下意识到只有合作制才是中国农民的出路，于是才努力为之奋斗。他们只是想要在到来的社会繁荣中的平等一份，别无他求。我私下认识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反对私有化，被改革者们称为保守派。许多人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改革中颁布法律政策、制定财政货币政策的进展程度。1
983年中央1号文件中允许私人雇佣体力，允许购买大规模生产工具（设备、拖拉机、卡车等），允许私人投资的资本积累，允许向个人出租集体财产。紧接着，开始有人从事高利贷。新的财政信用政策对私有经济放松了税收政策，允许银行向这些企业还有个人发放自由银行贷款，实际上同时堵塞了集体生产企业、农村大队的信用渠道。家族企业越大，私有经济越发达，贷款条件就越有利，也就越容易得到贷款。承包集体企业的个人有对工人的聘用解雇权，有确定工资水平和利润率的权利；而且如果他们对企业加大投资，他们就有将企业逐渐变为私有财产的权利。
此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或者仅仅是忽视了，在清算集体财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无耻的剥夺——这使得那些有“钱、力、本事”的所谓特殊家庭迅速先富起来。在瓜分集体资产的时候，有影响有关系的那些人——干部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亲信，可以大折扣的买到拖拉机、卡车、井、泵、设备等，这些都是集体在几十年里公社成员们一起奋斗积累下来的。这些买方不仅能够给资产开低价（经常是实际价值的1/3甚至还少），而且能够很容易得从国家银行拿到贷款，最后经常也没有按条件还贷款。特权阶层如此尽情的侵吞财产，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场交易的规模之广、对普通社员的利益的损害之深真让人难以想象。
公共财产的迅速清算、能够从容地分得一杯羹的特权阶层的大规模“先富”、以及有足够的财富成为“专业户”的人能享受到的优厚的待遇——有鉴于此，改革席卷一切的“滚雪球效应”也就不足为奇了。一旦这样的让自己致富的风气刮起来，那么大多数人也就很快意识到应该抓住眼前的利益捞一把。在周围都是立即抓住财富和利益的情况下，要退让、要因大局利益将集体牢牢团结住是十分困难的。不仅如此，私有化后的农民看到尚存的集体中有粮食和财产，伺机瓜分，又一些公共财产面临清算。集体变成被环伺的孤岛，很难团结起来。
意识到上述情形，究竟有多少农民支持改革似乎是个不相干的问题了。他们面临的不是二选其一的问题。从中心层而言，决定早就做好了。一家之主必须考虑公社解散后如何能使家族财产和收入最大，在利益还不错的时候如何获取最大份额，保证将来不处于劣势。一个流行说法，迪恩也提到过的，是劳动生产率（laborproductivity）在毛泽东时代下滑，在改革后迅速提高，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当然在一些管理不善的公社里，士气不振，人们浪费很多时间，但是生产的规模、土地的规模、合理设计的灌溉系统、土地机械的利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士气的问题。
在改革的第一起浪潮之后，人们耕种原面积的土地要付出更多的体力劳动。亩产量上去了，但是根据每小时的产出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显然下降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分离耕作。改革把大块田地分割成窄小的条块，经常不过几米、十几米宽。有时候用手推车去卸肥料、运庄稼都不行，更别说用拖拉机去犁地、播种和收割了。改革把锄头确立为卓越的农具，并且保证不会有其它更先进的工具能很快的代替它。现实上看来，改革带来了巨大动力。人们起得更早，劳动更卖力，在田里待得更久，原来大块的田地可以按部就班的耕种，现在人们小家小户的分散开侍弄。这并不和近年来拖拉机数量猛增的事实相抵触，大部分的拖拉机根本没用在田里，而是用在农田和公路之间的运输上了。小块而且分散的农田使得拖拉机十分浪费，但是农民们必须有一定的农田工具和设备，他们不得不进行这种过度投资。迪恩还反复提到灾难性的大跃进，而且毛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应该如何评价大跃进？
我认为，对大跃进（GreatLeap）的评价有一致的观点，大跃进中出现的理想主义（utopianism）、主观主义（voluntarism）、命令主义（commandism）、大干快上（gigantism）、急功近利（egalitarianism）和其它不良风气，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引起的混乱，是导致生产危机、粮食歉收和大饥荒的重要原因。（大饥荒的影响面和破坏程度尚不清楚。）现在讨论自然灾害和政治原因对大饥荒的影响孰轻孰重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两者都是重要原因。
但是，大跃进中的政治问题，还有究竟是毛的想法本身有缺陷还是执行中出现了偏差，都是值得深入的探讨的。大跃进是要动员中国农村的闲散劳动力，开发未利用的资源——边角土地、灌溉渠道、矿物等，这不是一个荒谬的目标。湖南有一些公社创造性的把公社当作集中劳动力从事大项目的方式。毛泽东也对此表示赞成，他认识这是释放人们潜力、继续解放的过程。在创造非官僚主义化的自治组织，自行管理当地的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和军事的过程中，农民在废除传统地方权力体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这些做法震动了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认为农业生产合作制是“错误的、危险的、理想主义”。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Meisner）写道：毛泽东主义者（Maoist）在理论上赋予公社的政治功能，以及人民公社的现实，对当时党内和地方的官僚主义提出了严峻挑战。如果人民公社能够按毛泽东的设想一样发展，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将已经土崩瓦解，正如马克思歌颂的，在巴黎公社中夺回被地方篡夺的社会权力还给生产者。公社的反官僚主义倾向是很明显的，既得利益阶层对这种威胁做出了迅速反映。
这段话强调了一个被传统学院派和当今中国官方认为无足轻重问题，那就是（可以看作当时的政治背景），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在革命方向问题上，党内和社会上存在重大分歧。1949年后，长期存在两个司令部对立日益明晰。一派是毛泽东为首的，主张建设土改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派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主张扩张和巩固新民主的混合经济（现在被改革者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派都有党内外从高层到底层的拥护者。由于后者控制着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干部的任免、奖惩、教育和党组织建设，有更多机会进行公开声明和政策管理。
尽管如此，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毛派仍占了上风。但是，在现实中农民并非直截了当被动员起来进行合作化，相反经历了严峻而长期的斗争——双方相互采取行动争夺主动权的拉锯战。这场斗争从合作化的第一步起就开始了，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直到今天——农村集体大部分早就被解散的今天还在继续。毛一直保持着优势，这来源于他获得下层支持的魅力。他直接向激进群体和基层群众直接发表演讲，以此避开反对意见，给刘邓造成一系列的既成事实，而刘邓也操控手下的广大职能机关造成既成事实予以回击。
在这样的气候下，政策极容易歪曲最初面貌甚至走向反面，政策的优势减弱了，缺点却被放大。如果职能人员对政策的结果没有信心甚至持反对意见，还能希望他们能够执行像合作化这样复杂的政策吗？他们对中央的各种消极信号非常的敏感，他们懂得如何拖延不办，如何反其道行之，把上头指示执行到荒谬的地步，然后归咎于政策的失败。世俗力量现在把毛和毛主义者斥为偏激、极左、乌托邦、唯意志论，同时却赞赏刘少奇和其官僚体系为一贯的、冷静的混合经济路线。确实，毛曾经高估过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端风潮兴起打开方便之门，但毛并不是像当前社会所指责的那样“左”，例如，他建议20个而不是2个5年计划（100年而不是10年）从集体所有转入共产主义所有制，并且鲜明反对集体剥夺私人财产和其他形式的平均主义如“一平二调”的蔓延。
行“左”实右
在相反的方面，有太多的证据显示，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复的在右倾机会主义甚至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之间摇摆。面对二战时国内战争的恐惧，他从土改退却，但当土地革命爆发出来并且无法遏制时，他跳出来开始执行“左”的“贫雇农路线”，这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政策，由于疏远了中农和其他中间力量，几乎把革命变成了灾难。
这条路线攻击那些真正执行土改政策的革命农民群众，说他们没有创造“平等”，破坏性的极左做法将朋友和敌人混淆在一起。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和后来的文革初期，刘均以形“左”实右的面目出现，说着超级革命的词语，反复的把斗争目标针对基层干部，却根本不触动上层的错误路线，这些都阻碍了毛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的战役。
然而另一件事情不太好证明，在大跃进期间，刘派官僚把农村搞得一片混乱的、形“左”实右的极左策略究竟是不是有意识的对毛的反击。他们所有的人都采取“一刀切”的手法，当一项政策颁布下来时，只揪住其中的一方面并把它极端化去执行。如果毛号召以粮为纲，他们就把所有的果树都拔掉去种谷物、降低油料改种粮食、在山坡和斜坡上本该种树的地方种粮食，如此等等。如果毛号召深翻土地一英尺，他们就要求耕地两英尺、然后三英尺，就这样将劳动浪费了无效的工作上。密植、大炼钢铁、集体食堂、供给制以及农村劳动军事化等问题上都是同样——把每一件事都极端化。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尤其中层的领导干部，是由刘派提拔的基层干部组成的，深受刘的路线制约和影响，既然如此，就很难把所有的一切罪恶都归于毛派分子身上。在中国的官场上，挑衅是一种进攻的最有力武器。要将一件事情罪恶化，没有一种办法比将其以夸张的手法极端执行更好了。如果你无法战胜它，就先加入它，将灾难将要发生的预言化作自己去执行的计划。我相信这样的行为确实发生了。
换一个视角，考虑到如下的因素，所有的争论都不相关：作为中国农村经济基础的农业合作生产的生存能力。58年运动脱轨后最后明确下来的东西，就是“队－大队－公社”的三级所有体系，6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70年代、直至80年代，它在亿万农民中完好的发挥着作用。集体经济应该从它们取得的成果来进行评价，它的意义深远、潜力巨大，它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机械化提供了基础社会结构，而中国农村现在却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深束缚着，农村现代化完全被打断。迪恩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大跃进期间水库，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他还尤其提到中国北方平原的盐碱化问题。毫无疑问，大跃进确实给某些地方的环境造成了一些损害，然而，那些损害远比不上大跃进期间为环境保护而进行的工程。而且，大跃进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比起执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对环境的破坏，简直是没法比。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致富光荣”的口号下，亿万农民争相做那些可以短期迅速增加收入的一切事情。牧民不顾一切的在草原上过度放牧，农民则烧掉草地开始无限制拓荒耕种，守林人不顾一切的砍伐他们能够找到的树木。到处是这样的现象，尤其在山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四川西部的多山地区和河北北部山区（我自己曾经亲自观察到的地方）更是如此，农民将所有的山坡都开为耕地，而那些地方从来都未大块开垦过。勿庸置疑，历史上从未这样大范围的开发过，中国现在到处都发生着这样的对环境的破坏。
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中国最近在黄河下游执行了几个排水和脱盐的工程。我参观了其中之一，这个工程完成还没有两年。短视的农民已经堵塞了很多三级渠道，目的是为了给他们小的可怜的土地多增加一点点水。土地分割细碎化、让每个家庭仅关心自己的利益得失，诸如此类的政策实际上也注定了这样的破坏。没有任何规章和劝告可以制止这样的行为。也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警察站在每一条沟渠旁边看着。
文化革命
还有人谴责毛，说大跃进的方向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文革是否像通常宣传的那样，是个大灾难呢？而且，即便如此，是不是只有毛一个人对此负责呢？这是一个比大跃进更大、更复杂的问题，然而它们的答案却是相同的——毛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为贯彻社会主义方向而进行的尝试。
这里，又一次，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共产党内两个司令部的基本分歧以及两条路线的斗争。事实已经证明，毛正确的评价了反对派的作用，毛提出要看他们代表谁、想利用权力做什么。自从毛逝世和华国锋下台后，邓和他的官僚们一步步的拆除了几乎所有前30年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他们迫不及待的将剩下的一切瓦解掉。最近关于发行股票的建议预示了未来不久它将卖掉现在仍占80％工业比重的国有企业部门，而现在所谓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仍是改革者们实践社会主义的旗子。看一看过去政权逐渐加快的私有化速度，似乎政权不会在80％或是以下的某一个比例停下私有化的脚步。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到那时社会主义还会剩下什么呢？毛早看到了这一点，说这是“资本主义道路”，把刘和邓称作“走资派”。
他发动了史无前例（注：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和邓意见一致）的文革，主要就是为了从政权中清除这些人，阻止他们执行资本主义的路线。最后，毛失败了。这里要记住的是，文革确实是一场革命，一场规模巨大的阶级斗争，一种革命战争的形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它不仅仅是毛要执行的一些政策——“早请示，晚汇报”。正像大跃进期间发生的事情一样，但却是在更广的范围内，文革释放出了革命和反动、主动和被动、各种各样的左派和右派，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局面。只谴责毛，说文革引起了生产的倒退和破坏，这跟国民党骂共产党发动解放战争中断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一样的手法。“他们不会做任何建设”，一位国民党的官员对我抱怨，“他们能做的就是炸毁铁路桥梁。”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人民造反的话，中国将早就得到和平和重建起来了，国民党总是这么说的。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要想执行一种政策，你必须掌握政权。1949年革命胜利，共产党人继承了旧中国的烂摊子，同时也继承了原有的阶级对抗，虽然在致命的敌人面前这种对抗没有激化。解放战争硝烟未尽，关于土地政策的分歧和矛盾就爆发出来。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看，战后所有的政治斗争——所有的力量都碰撞在一起，所有问题都被提出来——往往都反映到党内。这样斗争形式就变成了对党内控制权的争夺，通过控制党来控制整个国家。毛非常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现象，很早就开始对反对派进行斗争。随着时间发展，斗争也不断升级，终于在文革中达到高潮。
尽管毛在过去战争的每一个阶段都赢得过战斗的胜利，但他发现当他号召“炮轰司令部”时，一切都差的太远了。毛把工人阶级的理想、文化、习俗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但这些都没有巩固下来，相反，文革事实上在僵局中结束，双方纠缠在一起，如迪恩所描述的，社会面临三重失信——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未来失去信心；当然是多重的危机。这一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四人帮极左的思想和行动造成的，他们把局面无限复杂化。我不同意“五人帮”（四人帮加毛）的说法，虽然毛要对一开始提拔他们而负责。他们很粗暴的歪曲毛的政策和指示，将合理的能动性推向极端，将黑白颠倒，把他们能碰到的一切东西打翻。虽然早期毛能够纠正右倾和“左”倾错误，但在60年代他发现，在“左倾主义”问题上他已被逼上梁山了——实质上，因为同右的尖锐对立，在处理“左”时不得不有所顾忌。
但在60年代他还是发现，由于“极左”的干扰，自己可能要重上“梁山”——实质上，他认为他必须得处理“左”的问题了。文革毫无疑问结束于危机之中。最大的问题是，经济萧条是否就要转向市场，技术落后是否就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世界开放呢。邓派官僚们的回答是明确的，因为这是他们一向的计划，但这种做法对中国而言是否最有利呢？迪恩认为这些政策从50年代中期起就一直是毛主义的替代方案。但我不同意这一点。人们可以辩解中国今天可以走刘邓路线（即使我并不这么认为），但却很难表明在1950年代可能有那样的选择。
首先，“开放”并不由中国掌控。毛从来没有想把中国同西方隔离开来，他非常愿意同美国建立正常的对外关系，正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封锁了一切联系，断交、撤回侨民、禁运、贸易封锁等等，尤其禁运最为严厉，甚至我每个月想寄给北京的女儿25美元都不行。在敌视性贸易制裁下，我只能每6个月去搞一个外国资产支配许可证来把钱寄去。《中国日报》社的编辑吉恩.莫伊为一则关注海外华人汇款问题的广告接受了中国银行的资助，结果被送入了康涅狄格州的丹不利监狱。
其次，当时中国经济太弱小，无法同国外资本在同等水平上进行竞争。中国的金融体系很脆弱，没有像样的工业基础，无论重工轻工都是如此，就连最低限度的基础设施——运输、船舶工具、能源生产能力、自来水供应——也都是如此，商业网络不发达，还有非常落后的农业。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像今天一样实行开放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将使国民经济步入任由外国资本宰割的地位。
再次，把外国资本的问题放在一边，如果中国那时就只依靠自由市场的力量，那么其发展只能是极其片面的——沿海某些地区极快的发展，而其它地方则陷于停滞。中央计划则能够将投资分配到全国各地，在内蒙古、山西东南、四川和云南建立钢铁工业，在山西、甘肃、黑龙江建立化学工业，在山西、湖南、湖北、四川建立纺织工业，在云南、湖南、四川、湖北和其它地方建立重工业和工作母机基地。1974年版的泰晤士中国地图，展示了20个主要的工业基地和20个次要的工业基地，分散在大江南北、全国各地。一些是老的工业基地（但是已经极大的发展了），但其中大多数是新兴的。30年的艰苦奋斗造就了新中国的工业体系，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自然资源得到了适当的利用，各地较为均衡的发展也得到了保证。
第四，57年以后合作农业可以将冬天农闲时的劳动力充分调动起来，中国的农民在全国范围内极大的改善了农业的基础结构。他们将上百万亩的荒山改造成梯田，翻造河堤使灌溉系统大大加强，防风林的建设有力的保护了农田，所有这一切都为高产稳产创造了条件，这是前所未有过的。自从执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不仅没有新的资本和建设投入，连原有的工程体系都逐渐荒废了。每一个地方的基础建设，都是60－70年代苦心经营的结果，现在竟都七零八落，对生产的积极作用完全逆转。
认为邓派官僚混和经济、自由市场的新政策能够取得超越毛时代的成果——不管在工业领域还是在农业领域，都不过是纯粹的臆想罢了。将集体财产私有化、将数十年积累起来的公共财富转移给占据优势地位的少数人——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短期刺激经济繁荣是一回事；而在之前创造出这些财富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卖方市场环境下为私营企业提供宽松的信贷、为了促进以利润为目的的商业生产将公有资产赠与私人经理、通过最终将危害到中国的经济独立和自主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搞活经济”是一回事；而在残酷的海外经济封锁条件下建立起一个有实力同西方平等贸易的经济基础则是另一回事——在此经济基础之上，中国能主动在经济交往中制定对中国有利的条件，从而不致沦为新殖民地和债务奴隶。
可疑的政策主张
所有的报告都指出，投资的比例是失衡的，消费比例大幅上升，这直接引起了通货膨胀。在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上，任何改革前后的对比都表明前者更高。当然，现在指控原来的积累率和投资率太高。如果说过去积累率太高可能存在问题，那么现在积累率如此低也确确实实是极大的错误，因为这样的话国家就只能靠印钞票、借钱、吃老本生存下去。自从1979年，农村副业毫无疑问的取得了较大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并不是从农业生产中取得，而是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和非农生产大幅增加。但这里的数据对比也经常无法反映实际情况，就正如在大寨发生的情况一样，过去就已经存在的副业所作出的贡献被完全抹煞了。整个的成绩被报道为没有改革开放就取得不了，这纯粹是歪曲。
如果像上面所分析的那样采取正确的政策，集体经济的副业生产可以取得比现在的小农经济更快的发展。还有相关的论断，说中国的生活质量大大改善了，这恐怕得看如何衡量各项影响因素了，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政治上，人们或许感觉到更加自由，但是在社会角度上看，他们必须面对所有新生的罪恶——如卖淫、乞讨、买卖儿童、胎儿流产、私人资本的剥削、各种疾病的流行（从梅毒到血吸虫病）、普遍蔓延的腐败，还有现在最糟糕的，日益加速的通货膨胀。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令人不满的事物都在大量的增加。迪恩写道：“一些系统的破坏在农村发生了，例如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对资源的不平等占有以及通过政治手段获取资产和经济权力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中国复杂性的组成部分。”
确实如此，但问题是，所有的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组成部分吗？迪恩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存在于农村地区，我认为，这是痴人说梦。我非常清楚，在中国还存在一些搞得非常好的农村集体经济，它们比附近的个体经济强了许多倍。它们的存在是因为一些人非常有勇气去置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也有机遇躲过、有勇气顶住私有化的风潮，果断的坚持了强有力的集体领导。如果政府决定重建集体经济，为期不会太远，集体经济部门就会显著的复苏起来。但迄今为止，政府没有这种倾向，很明显，没有任何有利于集体经济的意见和舆论在党的高层形成。那些勇于抵制分田的基层干部现在仍然遭受着惩罚，不时的被降级和调任。当权者现在热衷于讨论如何将大量国有企业卖给私人股东或是法人股东最好，而不是怎样在农村改革或者重建集体经济。
集体经济要想生存下去并壮大起来，必须有稳定的政策土壤。信贷政策、价格政策、投资政策、机械化政策、科技政策、所有制政策、医疗保险政策以及许多其它方面的政策，必须都要有利于集体经济。文化导向上必须鼓励“集体第一、个人第二”的伦理原则。类似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致富光荣”“自己富足起来”的口号则是截然相反的方向。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倒退——某些无产阶级的反攻至少对当前的独裁者的资产阶级权威和意识形态提出挑战。
最后，迪恩说我们需要毛时代的令人不快的真相。确实，我们需要真相，但我们能从改革者及其拥护者那里找到真相吗？我们找不到。如果事实确像迪恩描述的那样，谁能解释毛仍在广大农村、车间和很多普通中国人心目中享有如此高的威望？改革者拼命给毛泽东的名字抹黑，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许多年前当权者就命令党委会将毛的肖像从墙上摘下去，去年他们派一些人用手提钻拆除北大的毛泽东雕像，在这件事前后毛的形象突然在很多地方都消失了，虽然还没有从天安门上消失。但尽管如此，毛的肖像和胸章仍然可以在千百万农民、牧民、工人的家里和党委会的墙上发现，我经常听到很多人这样说：“毕竟，老人家是对的！”
为什么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20世纪30年代，毛主席断言在20世纪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不适合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毛主席说：中国反对国内封建主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革命，不是法国式或是英国式的那种向资本主义迈进的旧式的民主革命，而是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新式的民主革命。
首先，帝国主义势力是不会允许中国发生任何以独立的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每一次只要中国人起来挑战传统的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就会单独地或者是联合起来利用武力对其进行镇压。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革命的这种反应使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老师总是不允许学生去学习他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旧的势力—整个地主阶级、经济上和政府中的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因此，帝国主义才会利用它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力量来支持，鼓舞，培养和保护这些封建势力的幸存者。而且，资本主义并不是我们正确的选择，因为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不允许我们选择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首先是苏联，其次是工人阶级以及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相联合，赢得他们的支持，那么中国的革命就不会成功，因为这些社会主义力量通过和本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援助。
现代时期，这个由毛主席定义为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无疑是资本主义垂死的时代，而也无疑是社会主义走向繁荣的时代，这种和世界上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的联合，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将会使中国经历一种新的形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是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权力扫清道路，而是为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权力扫清道路。最后，中国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和摇摆不定的。因为如果不把工人和农民完全动员起来的话，是不可能彻底地摧毁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其买办阶级走狗的。但是动员工人阶级就意味着必须在对工人的管理上有很多的限制，同时也要满足工人们的要求。动员农民意味着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要完成就必须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自然包括土地所有权)，但是中国的地主阶级又和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土地所有权的没收威胁到了所有的私有制，这使资本家摇摆不定，因为他们使渴望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获得解放。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作为中国人民反抗国内外敌人的领导阶级的。因此，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就自然的转移到了中国的工人阶级，转移到了作为所有被压迫人民代表的中国的共产党的身上。中国的工人阶级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人数更多，同时也更加有经验。
新民主主义的提出
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充分地动员了成千上万地工人和农民，不仅仅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且要没收所有帝国主义及其官僚买办阶级走狗的财产，所以这场革命的首要的目的决不是资本主义。毛主席计划了一种新的国家形式，那就是一种有利于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种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和在整个经济中居于次要地位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一个民主革命的过渡时期，一个在土地改革完成和对四大家族垄断的财产(工业的，商业的，金融的)实行国有化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此后，高于一切的工作就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世界形势是这样的：资本主义陷入空前的危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处于革命的边缘，因此毛主席无可辩驳的说明中国只有选择社会主义而别无选择。
现在50年过去了，当恢复活力的资本主义证明了其暂时性的稳定性，而社会主义的建设正困难地往前走，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在资本主义下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于是幻想家就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是时代错误的，缺乏时代性的，奇怪的逻辑。
在10年的国际国内战争，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10年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之后，中国的领导人仍然标榜社会主义，对毛主席的苛责却同西方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在使他们的国家尽可能快的融入世界市场的时候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在改革开始时，设计师们乐观，自信，甚至骄傲自大；但当他们的政策已经导致了足够的恶果，使人民开始怀疑整个改革的方向。因此，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走资本主义道路能否使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独立的国家这个老问题又一次提上了议程。
我的观点是：对中国来说，仍同20世纪30年代、50年代、70年代一样，独立自主的民族资本主义在今天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有着巨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有一些是长期的历史现象，另外一些是在革命中新产生的，在土地改革和30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的。其中，至关紧要的阻力是现在世界经济的状况，中国的国家本质，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农民的自给自足也就是贫穷的农民在所分得的小块土地上的能够生存的能力。考虑到世界经济，改革者的策略是沿着“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所走的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新型的工业化国家。
那就是利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吸引外部的资本从而建立劳动密集型的日用品加工业。这些日用品是供应世界市场的，它们首先是纺织品以及电子和电气用具。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中国创建了自由贸易区，在这里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投资了数十亿，贷款了数十亿。他们对本国的加工产品的出口充满了希望，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想获取一个巩固的市场份额的努力仍然失败了。这个失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曾经能够吸收大部分所提供商品的膨胀的世界市场，现在它的膨胀速度变慢了，在20世纪80年代，是商品的过剩和充斥而并不是商品的缺乏困扰着全球。此时，韩国和其他的“”跳跃式的快速发展已经结束了。此外，如果不是美国为了建立针对中国的前进基地而进行的两场长期的战争从而为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提供了经济上的强有力的支持，
四小龙是不可能走上跳跃式的快速发展的道路的。因为美国在这十年对外战争期间对侧翼包围中国的国家进行了大力援助。虽然现在很多中国人由于羡慕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发展而得出中国走了错误道路的结论，但是他们无法了解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的革命引起了对美国的世纪的挑战，今天就决不会有环太平洋的“四小龙”。其次，即使快速发展的机会仍然敞开着，即使市场是和往常一样有很大的吸收力，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输出的产品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吸收的了的。对于一个只有数百万劳动力的小国来说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是可行的，但是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劳动力的大国来说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却是不可行的。
中国复制环太平洋的“四小龙”这样的小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合理的。只有少数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的国家取得了成功，这些成功的现在也正在走下坡路，更何况像巴西，墨西哥和印度这样同样走这条道路的竞争者因为无力偿付外债的而陷入严重的问题。世界银行的策略是：通过私有化，自由化和向外国投资者让步从而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向国际市场开放;提高本国经济对世界市场和外国贷款的依赖性。由于无法偿还快速增长的外债，大多数国家不得不冻结工人的工资，使货币贬值，降低支出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福利支出。因此人们的生活水平急剧降低。同时，内需的缩减也破坏了出口国家的经济，并加重了市场上产品的过剩。
所以，这个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的整个发展策略破产了。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第三世界国家避免经济破坏的唯一可行的策略是进行多元化的投资，为国内的产品和服务发展国内市场从而降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第三世界国家应当进行土地改革，建立渐进性的税率（累进制税制），保障工人权力——以前中国所做的，中国在改革前做得很好的工作。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存有新型的工业化国家这种发展模式的幻想，把希望仍然寄托在一种过时的发展战略上。对于中国来说，因为国家规模和巨大的劳动力的可用性，这种过时的发展战略不会为中国提供一个适当的发展框架。
饭碗：金的、铁的、瓷的
中国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阻力和外部的阻力一样巨大。可以这样来概括：金饭碗，铁饭碗，瓷饭碗。
金饭碗指的是那些国家系统中政府各级机构的官僚主义者享有的对经济的管理和控制的特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坚实的工资，福利收入，和非法暴利收入。他们使用的权力从本质上说是封建性的、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这种习惯势力深深扎根于中国旧社会，并获得高度发展。在官僚体制下，权力不是与财富、土地等等，而是和政府机构结合在一起的。
现在，作为革命的结果，政府掌握了大部分的经济形态，官员得到了巨大的空前的经济权力。所以现在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用“权力经济”来描述中国的体制特点。华生，张学珍，罗小平（音译），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的文章用到了这个词来描述当前的体制，说在政府的干涉下，自由市场规则是难以达到的。他们哀叹中国建立全国性市场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把政治权力与经济管理权分开。中国经济今天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权力的操纵⋯⋯真正的价格改革要求对现行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进行革新。”他们宣称“真正的市场导向的改革需要政府放弃他对几乎所有经济领域直至经济实体的权利和职责。
要允许市场参与者完全掌握他们的资产根据价格导向作出投资决定。”但是有人要问：这个掌管一切的官僚体系的权力拥有者们怎么会自己清算他们的由历史得来的统治的特权，而让位于技术人员与暴发户操纵的不可捉摸的市场？历史没有这样的先例。实际上，这种观点在最近另一篇文章中争论得很厉害：“改革派无论怎样想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打破保守主义，他们都做不到，”理查德·史密斯写道，“因为允许真正的市场力量的存在并盛行，官僚们存在的基础就没有了，也无法维持本阶级的再生。
”至今中国的改革已经把一部分中央的权力下放到低一级如省、主要的市，还有特别贸易区，但是这仅仅促进了低一级的官僚们通过行使手中的垄断权力使自己变得更加富有。这还常常意味着在损害周边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条件下，保护与发展本地区经济利益。如果说改革的确打破了一些“职位特权”，它也绝没有削弱整个权力系统。同时，那些下派的权力已经无用了的独立王国事实上已经对中央的控制有了免疫力。在这样一个的强有力的官僚系统的阻力下怎样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市场是无法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中没有谁认为削弱传统的官僚体制是充满希望的，更不用提废除。
所有这些现象与对发展社会主义一样给资本主义的发展设置了一个同样大的障碍——这也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
“铁饭碗”指的是终生有保证的工作，适用于所有国家企业中的正式工人。改革者把这种工作保证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阻力。“怠工在国有企业中是相当普遍的，”华，张，罗写道。“他们依存于国家，实际上独占了他们所占的工作岗位⋯⋯他们被终身雇佣不必担心失业和破产。”改革者希望把岗位竞争与企业破产的“魔棒”投向这些工人。他们要改变生产关系，把受到终身雇佣的工人推向劳动力市场，把他们的劳动力变成商品——就像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的一样。但是从工人的观点看来，终身的工作保障及相关的权力是革命的最基本的成果。是需要珍惜和保卫的东西。正是这些使得“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样的话语有着实际的意义。
如果老板们可以随意雇佣和开除，如果失业储备军随时等待着占据为任何理由而空缺的位置，那么工人还有什么权力留下？社会主义还有什么留下？“如果只看到缺少自由缺少职业联盟和罢工的权力，[局外人]会以为工人阶级是无助的党控制下的牺牲品，”珍姆斯·帕特斯写道。“更近一点的观察一下中国工厂的情况，不管怎样，就会发现中国工人阶级是处在一个严密的关系网络下，可以保证工人们不被解雇，不被催逼过分劳动，不被任意管制驱使，工作的安全条件远远超过大部分的西方民主国家，将会被我们这里许多失业的钢铁工人所嫉妒。”帕斯特得出结论说改革“不仅是经济的改革，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政治标准更趋向于恢复管理特权而打破紧密的合作关系和革命以来一直实行的规范与原则的改革。
”实事求是地看，工厂生产的滑坡不是“铁饭碗”——革命给与工人的美好的工作保障——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由于给予政府官员，管理者，老板们的“金饭碗”而造成的。当干部们利用自己的职位特权来为自己为子女“与稀缺商品，合意的住房，出国与提升的机会等等建立联系”的时候，为什么工资劳动者要卖命？
在过去，那些国家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原则下可以发动劳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他们可以鼓舞起社会主义的生产热情，完成“更好，更快，更多，更省”的目标。但是获取这样的结果，他们必须对所有人用同样的标准。他们不可能先是自己富起来，然后再想着承担为人民服务，建设国家的义务。可惜在过去这样的干部太少了，今天更是不存在了。
然而，改革者并不关心“金饭碗”产生的问题。正好相反。一面说一些社会主义道德的空话，他们更相信以工人的权力为代价的全面管理特权。他们坚持使工人面临总体被解雇或者因破产而失业的境地。他们相信恐惧是勤勉的首要的来源。这样的意识不可避免的要使改革者面临一场与工人阶级摊牌的战斗。而他们面对的工人阶级已经经历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不会轻易放弃任何来之不易的权力。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改革者还没有赢的把握。
小土地的保障
“瓷饭碗”指的是使用土地的权力，这项权力农民还保留着，作为土改中获得的土地的延续。我把它叫做瓷碗是因为从这一来源的收入是脆弱的。不像工人的工资和政府官员的薪水，农民的收入是从土地的回报中获得的，它更多是汗水、病虫和天气决定的。
农民播种，施肥，除草，收获，但是就绝大部分地区来说，他们所获得的多少往往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他们的瓷饭碗可能很慷慨的回报他们，也可能什么也没有。与金与铁不同，瓷饭碗更易受外部力量的影响，是靠老天爷的怜悯吃饭。为了实行资本主义把市场变成中国最高的统治原则，必须创造原始积累的条件，也就是首先和首要的是把大量农民从土地上剥离出来，还要保证他们除了双手的技能外一无所有，——一句话，把他们的劳动力变成商品。
但是在1950年代早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每个农民都分得一份最珍贵、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在合作化时期，他们把土地集中在一起，一个村一个村的，形成了集体所有并耕作的大片土地。几十年后国家开始把集体所有变为国有。这样，改革开始后，每个农民新获得就是在有限的年头内使用国有的一小块土地的权力。很正常，改革的推动下，公社首先按人口无论男人女人小孩分配了口粮田，然后承包出去所有余下的土地，给那些要种田生活的家庭种植商品粮，——其中一部分以规定价格卖给国家，余下的便到市场上卖掉，无论什么价格。这样的体系下，中国相当大比例的农业地区落在了经济发展的范围以外。土地成了不关心宏观经济情况的农村大部人的食物来源的最后的手段。无法充分就业又缺乏装备的农民，在好的天气状况下，还或许可以依赖微薄的产品维持生存。
要发展，不管怎样，他们中的能人、壮劳力就要建立副业，或者到乡村外寻找工作。无论哪一条路，当挣的工资多起来，运输业繁荣，商贩们赚钱的时候，他们都倾向于忽视掉土地，耕作起来漫不经心，甚至就撂荒；然后当低迷时期来临时，他们就会从被忽视的土地上为获取一点收获而费尽努力。改革者的如意算盘是打破大锅饭后，种田能手就能从不太爱种田的乡邻手中得到土地的承包权而使土地集中到很大的程度，可以使用机械化可以科学管理。但是既然多数的农民还把土地作为抗拒失业、企业破产或者个人的疾病与衰老的社会保障，很少人愿意转让出他们的土地承包权，即使他们并不亲自耕作。这对整个中国农业就意味着国家本已贫乏的土地——所有这些都应该最大可能的利用——中一个很大的部分还要长久在其生产潜力以下生产。
新近的情况——信用的忽然收紧，成千的建设项目关停，成千的乡村企业的破产，从非农工作上剥离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这可以很好的说明，勉强接受人均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尽管对不愿一辈子守在土地上，但对土地仍有一定的依赖性，民工可以在失业的时候回到土地上生存。但是不情愿离开土地也意味着中国的原始积累的条件不会很容易就达到。改革无法轻易把农民的劳动力变成一般状态的商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土地市场化。人均的土地使用权力，也便是承包权，尽管理论上是可以转让和购买，但是人们通常是不会放弃的。长远来看，粮食的生产受到严重的威胁。掌握着承包使用权的大多数农民，不可能而实际也没有完全发挥土地的作用；另一面那些可能开发土地潜力的种田能手，又无法插手进来。
种田能手只能承包到人均分配后还余下的土地，只能在分散的一条一条的土地上耕作，“面条”，这就是中国农田的特点。因此，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低，很少人从土地上获得收入能超过做其他工作的所得。所以为了让农民们留在村里继续耕种，一个又一个公社不得不给承包者提供免费的原料与服务。于是私有化就造成了农业的停滞不前的状况。没有农业的雄厚基础，其它产业的繁荣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北京的权威们指责我们今年的煤矿开采不足，然后呢，他们把这归咎于运输能力低，最后归结为我们国家资源短缺。但是如果一个人深入的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他就会发现，今年山西整个冬季煤矿供应不足，是因为在私人矿场与国营矿场工作的临时矿工——他们支撑了全省近一半的原煤产量——大量的辞职回家。而所以辞职的原因是由于自由市场的粮食价格上涨，他们的工资还不够买粮食。因此能源的短缺本质上是由于粮食短缺。上面的种种现象——日用品市场上的过剩，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的过剩，金饭碗，铁饭碗，瓷饭碗，——没有一样能够容易的解决，这就使得在中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极其艰难和不稳定。即使中国可以某种程度上逐步克服这些障碍，它所能达到的，如帕特斯指出过的，仅仅是和第三世界国家同样的满是病痛的经济状况，“短期的增长，长期的停滞；对外的依赖，导致繁荣时期的资本流入和危机时期的资本流出；使竞争最大化，也加剧了阶级间对抗的管理控制。”这些后果却很少能与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联系起来，自力更生才能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达到一个合理的富裕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