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上）

摘要

文章节选自<戚本禹回忆录>，按原书章节顺序摘选，作者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部分注释同时受于篇幅和内容的限制，有时间的同志可以在文末链接下载原文。

献词

谨以此书献给伟大导师毛泽东，并以此纪念他以惊人的魄力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

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浩大的、有亿万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至今仍被中国乃至世界的反对势力，加诸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成千、成万奋不顾身为这次大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同志，则被反对势力妖魔化为红毛绿眼、为非作歹的野心家和流氓匪徒。他们之中不仅包括在第一次资反路线中死难和受伤的工人、农民、战士、学生、教师、干部以及社会人员，而且包括在“二月逆流”中，横遭各地党内、军内走资派镇压的死难同志；还包括此后因受走资派挑动，而在内战中牺牲的革命造反派，和因受走资派蒙蔽而为走资派无谓牺牲的工人、农民、战士、学生、教师、干部以及社会人员。

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百万计的被强加与错划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成员(而事实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只有极少数人，且早已被革命造反派反对与打击)，而遭难的革命造反派同志们。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去世后，在10月6日由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阴谋发动的“苦迭打”中，遭到非法拘捕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同志，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因此而遭受株连的所谓“三种人”，其中的大多数也属于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献身的牺牲者。

我们不否认在这场大革命的洪流中，也混进了一些乘革命之机、图谋不轨的不良分子，这是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运动都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但他们仅是大革命洪流中的泥沙，而且不断受到大革命运动的冲洗。大革命运动受到了干扰，但大革命运动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前进着，其实干扰大革命运动方向的人中确有一些犯错误的革命者，但更多的正是走资派培植的自己人或他们的同伙。有些事情，如“西纠”、“东纠”、“海纠”，和后来的“联动”中某些人的打、砸、抢和滥打、滥杀，还有抓“516”反革命集团的扩大化，其中大部分就是各级走资派有意制造的。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现在已有证据表明，它其实也是当年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等人鼓励和操纵的。但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叙述中，许多破坏文化革命的事情，竟然变成了革命行动。例如天安门反对文化大革命暴乱中的烧房子、烧车、打人等等劣迹，却变成了革命行为，历史的黑白颠倒，莫此为甚了。

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对目前黑白颠倒的历史事实起一点匡正谬误的作用。我相信广大革命同志和尊重历史事实的人们，终能从历史材料的比较分辨中，认清什么是血泪的事实，什么是无耻的谎言。一时弄不清的问题，许多文革历史之谜，也能随着当事人的最后证言和历史档案的解密，逐步弄清真相。

我们绝不否认，当年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由于组织队伍的庞杂和思想认识的差异，加上对毛泽东思想学习的不够和革命工作经验的不足，他们在工作中确实犯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工作的失误给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客观上帮助了走资派。但是工作的失误毕竟不是反革命问题，把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视为“十年浩劫”，甚至污蔑之为文化反革命，把为保卫人民革命胜利果实，而与走资派路线生死斗争的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加以逮捕、审判，处以徒刑、死刑，恰恰从反面证实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才是篡夺革命果实、压迫人民、危害人民、逆历史而动的社会公敌。

毛泽东思想万岁！人民万岁！

戚本禹

2016年1月12日

从不满现实的少年学子，到投身革命的地下党员

那时共产党就一百多万军队，国民党有五百多万军队，力量对比很悬殊，人民为什么还是义无返顾支持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告诉他们，为了自己的解放要起来革命，自己救自己！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反对共产党？因为许多共产党组织自己和当年逼得人民起来革命的国民党一样贪污腐败了。史镜熠熠，“事有不得者，返求诸己”。今天的共产党应该反省自己啊！

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注：这是毛主席1957年2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原始内容，由戚本禹回忆并整理。】

同志们：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占去我们的时间很多。问题很多。

一、两类矛盾

有两类问题，两类矛盾：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人民之间的矛盾。事实有两个问题，不单是一个问题。今天重点在人民内-部矛盾，谈时两个问题都要谈。

两类问题性质不同，解决方法不同。过去有两个口号：要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敌我：多少年来，我们讲的主要是分清敌我，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我们自己。分清是非是将人民内部矛盾，即人民内部的是是非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是非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一类是非问题。如我们与蒋美也有是非问题，谁是谁非。是是非非，但性质不同。普通习惯的说法一般说是敌我问题。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是非对抗性矛盾。

《人民日报》写了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这时，毛主席转向摄影记者插话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这篇文章讲了两种矛盾，但文章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讲敌我矛盾，很少说人民内部问题。对人民内部问题如何解决，未作分折，只作原则说明。文章说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优缺点，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区别。专政管什么？专政管对付与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压服敌人，不完全是镇压。比如不给选举权、不让他们自由宣传不准自由出版报纸，不让美帝——他们的主子在我们这里出报纸等等。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不给选举权，这却属专政范围的问题。这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捉、杀、管都要经过人民。人民内部要讲民主，不专制，不杀头。专政不适应人民内部，人民内部的问题不属于专政范围。人民不能自己专自己的政。只要不是敌人就是人民，就不适应专政。人民有言论、出版、示成、游行的自由。所以宪法写了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民主，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民主有大民主和小民主。波兰、匈牙利有人主张搞大民主！几十万人在街上闹！专政有少数人对人民的专政，有人民对敌对阶级的专政。在历史上，真正的大民主或民主运动都是对敌对阶级的。有些同志，党内的，有些朋友，党外的，搞不清这件事。另一些人则是有敌对情绪。比如有人希望用大民主搞垮政府，学匈牙利，整共产党才开心。有的大学生发表声明：要杀共产党，杀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共产党太厉害，大家活不下去啦！他们想让我们混不下去，知道其厉害。其实是过甚其辞，真叫他杀，杀不了这么多。叫喊杀共产党，不过是表示其心理状态。有人认为我们的民主不如西方。他们思想幼稚，不了解实际，认为西方民主，议会民主好。人民代表大会比议会差。说民主要有两个党，一个在台全上，一个在台下，两党互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日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不同意我们说的民主是手段，或者既是目的又是手段。马列主义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是政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为经济基础服务。提高人民生活才是目的。政治、文化、思想，所有上层建筑都为这个经济目的服务。有的人一听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就不舒服，只有说民主是目的才高兴。有人说外国自由很多，我们的自由很少。我说外国的自由并不多。议会自由不过是摆个样子给人看。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保守党有保守党的自由，工党有工党的自由。保守党打埃及，工党不要。就象艾登打埃及的自由，艾登是有自由的，但这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少数人、个别人的自由。抽象一般的自由，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艾登有艾登的自由，纳赛尔有纳赛尔自由，要看什么阶级什么集团。所以世界上只有阶级和集团的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

思想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来处理人民内部问题是错误的。以行政命令和武断压制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是没有效力和有害的。宗教也是思想范国的问题。也不能以行政命令方法解决。唯心主义不能强制人家不信。思想问题应采取讨论、辩论、批评、教育、说服的办法，使人们相信你。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矛盾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中没有谈到。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不应放在第一类敌我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应放在第二类人民内部矛盾里，因为它不是敌我矛盾一类。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拥护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时，毛主席对服务员说。“茶水没喝完，别倒掉，要节约。”）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官僚帝国主义不同。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对抗性处理恰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由第一类对抗矛盾转化为第二类非对抗矛盾。非对抗性，如果处理失当，如果不采取团结改造的方法。则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势必走向对抗，为第一类矛盾。由第一类变成第二类矛盾的办法，是要按实际情况办事。在中国，资产阶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所以是民族资产阶级。

现在讲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的问题。这是个新问题，历史上没有突出过，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讲得很少。列宁也是简单说到过，他说到社会主义时，对抗消灭，矛盾存在。即人民内部还有矛盾。列宁虽然说社会主义还有矛盾，但他没来得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例如人民内部矛盾有否可能转化属对抗性矛盾？应该是有可能的，但列宁却没有能评细考察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时间来不及。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死了，时间太短。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分明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人民不满意政府，批评共产党，这是人民内部的批评，应与敌人的攻击有分别，斯大林却在很长时期内对两者的情况不加分别。这是苏联同志说的。他们说，那个时候，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提出批评，谁批评了党和政府就是敌人，就有坐班房和杀头的危险。两类矛盾容易混淆。把两类矛盾混淆，我们也干过。在肃反中我们有些地方把好人看成坏人，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当反革命来斗争。有没有，有。从前有，现在也还有这类问题。但我们有一条：有错必纠，斗错了要平反。并且从延安时就有内部规定，机关、学校、部队、团体对反革命不管真假大小都一个不杀。现在这一条虽然法律上不规定（因为极少数还要杀），实际上大多数是不杀的。这一条好，错了有挽回余地。两类矛盾容易混淆。在这个问题上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右倾。即认敌为我，不分敌我。现在还有。广大人民看是敌人他们是朋友。我这里有一个材料，有人提议释放国民党大特务康泽。这人是襄阳市的人民代表，原来在襄阳工作过，过去与康泽是朋友，他在康泽问题上思想感情就与广大人民不相同。还有个人老替帝国主义说好话。简直是美国月亮都比中国好。其实美国月亮和中国月亮都一样，我赞成它是一个月亮。美国月亮比中国好我不相信，不赞成。为什么会好呢？在这个问题上的另一种倾向是左倾，带括号的。这些人过分强调敌我矛盾，强调敌我矛盾过份。斯大林就是这样，我们也有人这样。过分强调敌我矛盾就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在肃反中常会出现这种“左”的倾向。这是括号中之左。

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呢？1942年延安整风时，我们提出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

我们提出的这个公式，详细地说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当时提出这个公式是为了解决党内教条主义与广大同志的矛盾、教条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教条主义是从西天取回来的经。西天就是斯大林那里，即是从斯大林那里传来的，他们处理内部矛盾的方针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与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处理内部矛盾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是以牙还牙。我们用的方针是团结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的日的，这是1942年整风运动中提出来的，经过三年。到1945年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

为什么要有第一个团结愿望呢？因为没有这第一个团结愿望，批评斗争就斗乱了。然后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无情斗争，严厉打击！没有团结的主观愿望和思想准备不行。因此这个公式必定要把团结的愿望放在第一。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后来推广到党外。到北京我劝说民主党派处理内部问题也采取这个方针，不是要么是你，要么是我，你死我活。以后，对工商业界用这种办法也灵。1955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商会议，他们团结批评了一个月结果很好，未伤感情，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对资本家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对剥削阶级也可以采取这方法。不过我看对台湾采用这个方法有困难，现在台湾蒋介石与胡适斗法，对他们这样的剥削者不适用。因为工商业者与他们是两种剥削者，对前者可以用，对他们不适用，道不同，不相谋。对他们从团结到团结不可能。对民族资产阶级从团结到团结有可能。

对犯错误的人，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宗教界、唯心主义者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推广这个方法。整个人民内部、学校、工厂、商店、机关都可用这个方法，还可以推广到对解除武装敌人即俘虏，对他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没解除武装的不行，对没有解除武装的，还必须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对已解除武装，可以用这个方法。对劳改犯，对解除武器的特务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改造他。改造就是从团结愿望出发，你还要他活，不消灭他。1956年5月2日我在最高国务会上讲了十馀条，十条中二条，一条是敌我关系，一条是非关系，讲的就是两类矛盾。所谓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内部的相互矛盾关系。半个钟头讲了一个问题，这是开场。

二、肃反问题

这是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问题。比较起来，我们国家的肃反工作做得怎样呢？是很好还是很坏呢，我看我们比起苏联、匈牙利做得好。苏联太左，我们不是比别人特别聪明，而是自己左过。我们过去在南方根据地学苏联的办法，吃过亏，后来取得了经验，纠正了。因为有了经验，所以比别的国家做得好一些。在延安时我们就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到北京又有许多进步，虽然有缺点错提，但我们和苏联是两条路线。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肃反路线不好。但也有两面。一面肃清了反革命，这是对的。一面抓错了，杀错了许多人，其中还有很多重要人物，这不好。联共十七大，50%的中央委员，8%的大会代表受牵连。我们有鉴于此，没干这些事。过去杀错的也有，1950—1952年也有杀错的，杀五类反革命也有杀错的，但根本没有错。肃反总共杀了70万，前年杀了7万。去年杀得少。

人们说我们反复无常，“早知今日，何必当初”。1950—1952年我们大约杀了70万人，香港报纸说杀了2000万，多了1930万，“纣之不善。不如斯之甚也”。也不必对帐了。哪里有几千万，70 万则有之。杀一些反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不杀他们人民出不了头。他们都是些霸王、南霸天、西霸天之类的。杀了他们解放了生产力。这是人民要杀的。现在有的朋友要翻这个案，翻不得！翻了农民要拿扁担、工人要拿铁条打我们，这是吃不消的。

匈牙利对反革命是根本未肃清，对革命同志倒错杀了几个，像伊拉克。反革命杀得少所以出了今天的反革命事件。外国人也觉得是如此。匈牙利事件后，我们国家稳固。外国人也说我们稳固。我们自己也觉得稳固。匈牙利事件后，中国有没有风波？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小波浪，春风吹微波，引起大波浪没有？没有。为什么？很多原因，肃了反，反革命没剩下几个。还有几个，但很少，这是原因之一。

匈牙利事件没有在中国引起大波浪，第一条是我们的党是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出来的。我们的军队和干部队伍也都经过了革命斗争和锻炼。党在人民中生根，军队有战斗力。政权是从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解放的。民主人士经过斗争和锻炼，他们长期与党共患难。中国学生经过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锻炼。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总之，人民经过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长期斗争的锻炼，包括知识分子都在进行教育、改造。再有反革命肃清得差不多了，这些条件匈牙利都没有。当然还有别的因素，比如经济措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团结民主党派，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等。

现在我们的大学生80%左右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匈牙利大学生60%是工农子女。但他们大游行反对政府，我们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女拥护我们。我们没有裴多菲俱乐部，除了少数人讲怪话，絶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赞成社会主义，都有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理想，都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比较起来我们的肃反方针没有苏联的左，也没有匈牙利的右。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有没有过火，有没有漏掉？有。但因为我们采取的是依靠群众的肃反路线。虽然有毛病，但比较好，比苏联公安部单枪匹马的好。群众经过斗争得了经验。搞错了，有犯错误的经验；搞对了，也有搞对了的经验。这些都可以拿来能教育自己。

我们希望肃反工作所有的毛病都能加以纠正。中央已发指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中央决定分步骤地在今明年搞个肃反工作大检查。我们建议这次要全面检查一次，从中总结经验。此项检查，中央由全国人民代表人会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主持，地方由地方人大常委和地方政协主持。个别检查收效不大。有人已写信向我们反映过。

我们的目的，这次全面检查的要求：

（1）不要泼冷水，要帮助他们，帮助那些参加肃反工作的干部。泼冷水不好。不要使干部抬不起头
来。
（2）有错必纠。包括公安、检察、保卫、劳改部门的工作；都有许多毛病，有毛病就要纠正。这次检查由人大、政协领导主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都参加，把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这对法制工作很有帮助，省、市、地方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凡身体好的都参加。

总的情况是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意思。

第一句话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没有反革命了，可以把枕头垫得高高地睡大觉了，天下太平。这不对。地球上的中国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党支部副书记。（叫什么，应该给他扬扬名）哦，叫马国风，秘密写了很多标语，到处张贴，反对苏联干涉匈牙利。事实上是这个共产党员赞成匈牙利反革命暴动，赞成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匈牙利的反革命。所以肯定有反革命，这就是个漏网的。当然，查下来这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只是有反动思想，反动行为，不一定是反革命，不一定是蒋美派来又留下来读书的。北京学校里的反动标语不少，没有反革命了的思想不对。第二句话是“但不多了”。不多就是很少了，这两句话都应该肯定，不肯定第二句话的结果会搞乱。反革命很少，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的反革命。总之不多。

是否大赦？很多朋友对此问题大有兴趣，很好。但我是消极分子，对大赦我不积极，没兴趣。这就不免和有的朋友有点小摩擦。大赦可赦不得。有人说，“宪法有规定国家主席有权大赦，可你毛主席又不赦”。是，我有权利，但我不主张大赦。我们可以多做些赦免文章，但不要这大赦名义。大赦就是全部赦放。如果大赦了，康泽等人放出来，老百姓反对，犯人也要讲话，大的犯人赦了，小的犯人也要赦。公安部、人民法庭都可以不要了。有人说台湾的蒋介石都可以赦，为什么康泽不能赦？谁说蒋介石可以赦，人大未作决议，我也没发布命令。我们是建议：台湾起义，祖国统一。向傅作义将军学习，取得赦免权。最近我不称蒋介石为匪了，可是蒋介石依（旧）称我们匪。他们对民主人士也不客气，称张治中为张逆治中。大赦不得，是否就一个不放了？不，放，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一个。阴放一个，阳放一个，只是不登报。不宣扬。

溥仪怎样处理？人家是皇帝，是我的顶头上司，上45歳的人都是他统治下的臣民，但是他得罪了人民。将来要放，现在不能放。现在放了，人民不谅解，无益，对他没好处。那么请他参观参观，看看报，研究研究问题。请他参观天安门、工厂、大桥，也可以在人民监督下做点工作。改悔较好的犯人逐步放一些，但不要登报，这些都要取得人民的同意。人民要是反对我们就不得了啦，他们拿起扁担、铁条，打我们，我们是受不了的。我们这些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

三、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合作化。去年下半年，在高潮热情过去以后，人们冷静地想一想又发生了问题。上半年优越性很大，下半年优越性就没有了。来了一阵风，不是台风，是小风，春风吹绿波，说合作化不行。今天文件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这是个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的好典型。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成长，什么事情都有困难，新事物的成长发展都要经历曲折和困难的道路。人民不习惯集体生活，特别是富裕中农，最不习惯。拥护合作化的是贫农、下中农。对合作化不满的，除了地主、富农就是富裕中农。很不满的占全体农民的1-5% 。因为合作化头几年干得比他们单干时要差，不能雇工，生产、生活又不合他们的意。合作社要多少时间方能巩固？大概要五年时间。全国大多数合作社历史才一年多，一年多时间要那么好不行，要五年时间才能逐步巩固，减掉去年一年，还要四年。王国藩的合作社在热河遵化县，靠近长城，他们的合作社办了五年才巩固。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善？有改善。解放以来，农村共增产1千4百亿斤粮食，1949年粮食产量有2千2百亿斤，增产1千4百亿斤，就达到3千6百几十亿斤。因此农民生活有相当大的改善。说农民生活没改善并不符合事实。但一部分农民还没改善，还有缺粮户。缺粮户大的占农户的5—10%，还要三四年，缺粮户才能消灭。那时才能只统购不统销。几年内只增产不增购。现有的粮食大部分是统购来的，公粮只是小部分，两项加在一起共有812亿斤粮食，在农村销了390—400亿斤，400多亿斤作为供应城市和出口预备粮。这样农民手中还有不少粮食，说农民生活没改善不合事实。现在下面一片叫苦声，有的干部也这样讲，他们实际是代表富裕中农立场。干部家属回家后变了富裕中农，影响很厉害。民主人士也受其影响，民主人士也有富裕中农亲戚。说合作社化没有优越性。我看合作化还是有优越性。你们看王国藩的合作社就有优越性。

为什么波兰、匈牙利搞起来的合作社今年一阵风吹去了大部分？哥穆尔卡演说前波兰有1万几千个合作社，现在一万多个吹没了，只剩下1000多个，削去了90%，匈牙利也一样。
我们所以能搞起合作社，而且这样快，有这几个原因：
（1）中国地少人多，穷得要命，合起来比较好。
（2）我们党对合作社采取了分几步的方针，逐步走。
我们国家与苏联不同，苏联合作社后几年不增产，我多年增产，去年增产200亿斤。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叫苦，影响党内外一些人跟着他们叫。还有一部分缺粮户也叫，他们是真正生活苦。

再就是城乡比较，工人与农民生活悬殊的说法。

现在农民平均年收入60元，有高于60元的，有低于60元的。低于60元的有40—50元的，有低于30元的。30元的很困难。我还听说有一家四口58元过一年的，这是最困难的了。也有一家年收入100多元、200多元的。甚至有1000元的，有一家4口人，年收入4000元。这样发展下去。几年后你们看工人比农民苦，农民比工人富。

工人中的粗工工资不适当，一个人一月30元。工资不适当，刺激了农民。农民与工人，城市与乡村生活不同，农民一家六口，平均每人年收入60元，可以过生活了。如果人均年收入240元，那生活就相当好了。乡村里很多东西不用花钱买，城市里样样都要钱，把两种情况混起来不适当。

四、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

对这问题我没有研究，但鼻子也闻到了一点气味。这方面也有小风波，也是春风吹绿波。比如说资产阶级不需要改造了，说资产阶级跟工人、农民差不多了，不需要改造。少数人还问工人为什么可以不改造？谁说工人可以不改造！“阶级斗争改造整个社会，也改造了工人自己。”这是恩格斯说的话，工人为什么也要改造呢？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这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工人阶级不解放六亿人，自己也不能解放。我们在座的人每年都有进步，就是改造来的。

我自己从前是知识分子，信过佛教（毛主席指着在座的赵朴初说，“就是你们的教，我信过”。）拜过菩萨，跟着母亲到南岳还愿，也信过无政府主义，那时我想无政府主义多好啊。还相信过严德的唯心论。我这个人多复杂啊。后来马列主义把我的脑子改变了一下。几十年了，主要在阶级斗争中改造自已啊。难道资产阶级就不需要改造了！？资产阶级就那么高明！？我都需要改造，你不要改造！有人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只有一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总有两面性，有优点，有缺点。只有一面不能反映事物的全面。而且现在资产阶级还没摘帽子，即使摘了帽子，还要思想改造。大家都要学习。全体工作人员也要学习，学习是大多数工商业者的愿望。不学习，不合乎多数人的愿望。有人参加了四十天学习，感到自己学习以后思想面貌一新，与大家有了共同语言，不像过去互相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有人害怕改造。美国把我们的改造叫洗脑筋。其实美国才是真洗脑筋，我们还文明点。照资产阶级不需要改造的理论，连宪法都要修改。因为资产阶级和工人一样了，那么宪法上的工人阶级领导也要取消，都一样了，还领导什么？要说明一下，这种不需要改造的说法不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五、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问题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同全国六亿人民一样都有很大进步。工人、农民有很大进步，商业者有很大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也有很大进步。但也有些学生有不正确思想。

他们讨厌马克思主义，刮歪风，发怪议论。他们只顾钻研业务，念书只为了将来多挣薪水、吃饭、讨老婆、生孩子。什么政治理论、国家前途、人类理想都不需要，马列主义也不顶事了。好像从去年下半年起，这些都不时兴了。对他们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要进一步改造自己，不要逃避改造。过去的改造方式有些粗糙，伤了人。

这要改进，每个人都要努力学习。除了专业知识外，思想政治也要有所进步。学一点政治，学一点马列主义理论很必要。没有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认为只靠专业知识，就行了，就一辈子吃不完，这是不对的。最近是政治工作减弱，高教部应管政治工作，青年团也应管政治。过去讲三育（德育、智育、体育）现在有些人只要二育（智育、体育），不要德育，这不对。所谓德育，指学习马列主义，学政治。重视政治工作，德育、智育、体育三者都要。高教部不管政治工作不对，应该管。党和青年团也要管，要有德育。

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铺张浪费又来了。共产党就这一套，过几月就没事了。”是不是这样？反对铺张浪费真的只有一次。仅仅在三反运动时整了一次，以后没有再反。1955年提倡节约主要是为了解决非生产性基础建设的浪费问题，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这一次节约搞得对。全国共节约了20个亿。但也有节约不当的，影响了工程质量。但许多工程成本降低了，总的说来成绩还是很大的。这一次节约别的部门没搞。现在是在全国范国内搞增产节约，这不刚一开始，沙发地毯、桌椅就没人要了。这次要彻底，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来。就像洗脸一样，各位洗脸会一年洗一次吗？据我所知，每人一天至少洗一次，还有洗两次的。为什么？为了尊容漂亮起见，每人天天都要洗脸。反对铺张浪费，倒不能经常进行呢？反对销张浪费和洗脸一样要经常进行。不是一年一次，一星期一次，而是要经常进行。人不是别的动物，而是高级动物，每天要洗脸。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党派人士，总之全国六亿人民都要像每天洗脸一样，来一个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去年评级出了毛病，有些人升官发财思想大发展，无非是争名夺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些人也要洗脸。

七、统筹兼顾、合理安排

这是一个战略方针。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这一点是全世界各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对自己最不会管理。生产棉花、布匹都有计划。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计划。人对什么都有计划，就是对生孩子没计划。无政府主义、无领导、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人类要趋于灭亡，提前否定自已、消灭自己。如果中国六亿人增加个十倍，到60 亿，那时，小孩多，人口多，加以卫生条件好，有防疫针打，大家都年高德劭，又都是大学专科毕业的专家，文化上也比我们高明，岂不很好。可是人多吃得多，60亿人到时候没东西吃可不得了！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问题。我建议政府设立一个部门，叫生育计划部好不好？设个委员会也行，叫节育委员会。也可以组织一个人民团体管这件事。还要拨一笔经费，作为加强宣传和解决节育的技术问题的费用，这些就不多讲了。（少奇同志插话：生育要有计划，一对夫妻生三个孩子就是错误，生四个严重错误。）

我讲战略方针。要认真救灾。全国有很多灾，每年有灾，要拨粮，给他们救济粮。要搞好统销，统销苏联没做过，我们在全国有计划地统销粮食。还有安排就业，统战方针，所有这些都是统等兼顾，合理安排。去年就安排300万人就业，按照计划只能安排80万人，多了220万人，因此麻烦很大。工资出去了，发了1800万人的工资，增加了300万人。失业只能逐步消灭，还不能完全消灭。广州、上海失业的人很多，要想办法。有人提出三个人饭五个人吃，可以考虑。人口多薪金低，我们高级人员是十年不增薪，死不了人。以不死人为原则。连年高德劭的也不增薪，这是因为今年计划中那点钱，只能办这点事，所以年高德劭的也不增薪。我提出这个意见有些犯众，但死不了人。要增，给下面的同志增一点。

学生问题怎么办？40%的学龄儿重，到了学龄上不了学，人民政府不是万能政府，人民政府不能一步登天。另外，今年还有400万高小毕业生升不了中学。没地方、没经费。有80万初中生升不了高中，9万高中生升不了大学（这些统计数字不一致，早晚市价不同），大学生升不了科学院。就业也成了问题，80万人等特就业！这么许多人等待安排。就象排队买猪内一样。等在那里。这是相当大的问题，大家讨论讨论。今年国家的钱就这么多，只能安排这些，怎么办？

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对人民内部矛盾，列宁说过，对抗消灭，矛盾存在。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里说没有矛盾。列宁那时不能全面考察问题。斯大林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但他在1952年写了一本《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中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有矛盾，处理好可以不对抗，不发生冲突，处理不好会发生冲突。他已看出了这一点。

苏联建国40年，我们落后于苏联许多年。我们1927年开始在一些地方建立根根地，也有了30年的经验。根据苏联和我们的经验，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矛盾的存在。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基础的矛盾，这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集体、个人之间矛盾。社会主义没有剥削，都是公有制，不过分全民、集体两种罢了。斯大林不承认矛盾的提法缺乏辩证法，严重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说他犯了局部错误。就是指这一点。在他影响下《简明哲学字典》（尤金主编的）同一性这一条引用形式逻辑的同一来分析哲学上的同一性，没有弄清形式逻辑的同一和辩证逻辑同一性的区别。说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等等矛盾都没有同一性。恩格斯讲述没有对立就没有统一，实际上对立的东西不能没有统一，只有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都有同一性，否则就是错误的。斯大林死后苏联哲学界在这些问超的看法上有所改变。斯大林时代苏联哲学界有相当严重的形而上学观点。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资产者、无产者不变化，战争与和平、生与死不能变化。我们的说法不同。我们认为资产者可以转化为无产者，无产者可以转化为资产者，战争可以转化为和平，和平可以转化为战争，生可以转化为死，死可以转化为生。尽管斯大林在哲学上形而上学，否认对立的变化，但后来他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上说：社会主义有矛盾，处理不好矛盾会转化为对抗。这就对了。实际上斯大林是差差答答地承认了辨证法，吞吞吐吐地承认了辨证法。

应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基础矛盾都是存在的。政治、法律、哲学、意识形态都应当为经济基础服务，要符合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不符合就要发生冲突。

承认社会主义上有矛盾，就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毒草也可能放出来；百家争鸣，唯心主义也可以争鸣。只要不破坏团结，不秘密组织团体，开放一点可以。我们国家面积大，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开放那么一点不要紧。

香花和毒草。百花中本来就有野草闲花，还有毒草。只要粮食大米，不要野草不行。每年农民都要锄草，年年这样。禁止一切野草生长不行，下命令不准一切野草生长也不行。事实上有野草就会有毒草。只许香花生长不许野草生长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本身就不是香花，不是马列主义，它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方法上是形而上学，对社会、对事物不作具体分析。形而上学老早即有，特别在资本主义时代大发展，中国也有。

香花与毒草难分别。新生事物在生长过程中都要遭受打击，都要经历这种困难的道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直到现在还被人认为是野草和毒草。同盟会、孙中山在清末也被认为是毒草。共产堂长期来被称为匪、土匪。对我们这里开会的人，香港、台湾仍称之为匪，即毒草。孔夫子老先生一生不得志，当时他也是一类野草。耶稣当时也为社会所不容。释迦牟尼，佛教的开创人，开始时社会上对他亦不欢迎。马丁•路德的新教开头也不为社会所承认，被看作是毒草。《西游记》里的孙行者为何被封个弼马温，就是玉皇大帝们认为他是毒草，但他对自己的鉴定是齐天大圣。封建社会有出戏，大英雄薛仁贵只封了个虎头军，那是他的对头张士贵对他的鉴定。欧洲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文学著作，生前都不能出版，死后才被承认。伽利略也一样。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人家也不承认。我看过一本科学家的传记，安眠药的发明历史就很曲折。在法国先有了名，中国第一个吃的是李烈钧。吃后，说是好东西，李烈钧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死了。后来美国舞蹈家邓肯生第二个孩子时吃了安眠药，减轻了病苦，这才推广。这一切说明世界上一切科学发明、一切新事物的成长。都会有困难。司马迁写的《史记》，开始也不被承认。只好藏之名山，后来才传诸后人。新生力量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越困难越要强，越顺利越脆弱。我们的社会是新社会，但新事物也会碰到顽固保守力量的压抑，还是有困难。死官僚、顽固势力是新生力量的对头。应该说在新社会里新事物的成长比旧社会条件要好。但新生事物被社会承认，也要经过艰苦奋斗。没有艰苦奋斗，没有与困难打击的斗争，新生力量永远成长不了。这是历史规律。

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也有很多问题。斯大林本来是香花，赫鲁晓夫一棒子打下去变成了毒草。现在又香了一点了。最近，有些批评有问题。钟惦棐用假名字写文章：《电影的锣鼓》否定一切，影响很大，台湾很欣赏，全文转载。陈沂及其部下陈其通四人一月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怀疑百花齐放，说百花齐放也没见大作品。这样的结论过早。陆定一百花齐放的文章去年七月才发表，离陈沂同志一月的文章时间才五个月，百花齐放的大作品怎么写得赢？对这种意见，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我表示不赞成。《人民日报》至今没有发表文章反批评。是什么意思，不赞成我吗？或者有困难？有因难应请示中央呀，这里有没有《人民日报》的问题？

钟惦棐是右派，这几个同志是左派，为党为国忠心耿耿。他们怕百花齐放后文艺界会出问题，他们对形势估计错了。那文章，我不敢领教。现在四个人作了检讨，陈沂在《文艺报》第四期上也表了态。他们的过去还是好的。《文艺报》不登陆定一的文章，登了陈沂的文章。台湾喜欢钟惦棐的文章。发出来了。在外国，罗马尼亚发了陆定一的文章，《真理报》不登。陈沂的文章《真理报》喜欢，登出来了。这也好。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欢各人的东西，教条主义喜欢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喜欢机会主义。这种现象恐怕值得评论一下吧。有个青年作家叫王蒙，大概是王明的兄弟吧，原来是工厂的团支部书记，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也发生了问题，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党员与党员打架。有人说这篇东西一无是处。其中有马寒冰。还有人批评说北京是中央所在地，没官僚主义，典型环境选得不当，那么说是地点选得不好，如果选上海就较妥当。马列主义我看得少，没有中央所在地不出官僚主义的说法。中央还是会有官僚主义。过去中央就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高饶。这样的批评不对。马列主义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马列主义还要发展，不是说过就完了，还要继续发展，按具体情况有所发展。教条主义不是马列主义。

中国六亿人口，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农民五亿，手工业者二千多万。小商贩五千万。资产阶级五十万人。小资产阶级五亿七千万人，这是客观存在，这些人一点意见不让发表，那怎么行？

嘴有两个作用，一个吃饭。一个讲话（发表意见），只准吃饭不准讲话，怎么办得到！中国是个小资产的大国，从存在出发，小资产阶级意识一定要反映。他们千方百计要顽强地表现自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要长期地耐心地进行教育，不能用压制的办法让他们不表现，只能在表现时与之辩论。写文章批评，不能形而上学。要有充分的说服力。要有辩证法。

老干部能不能批评？在马克思主义书上从来没说批评有新老干部之分。或者只能批评新的干部，不能批评老的干部。宪法规定，人民在法律上平等。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在犯错误的问题上也应该平等。老干部因为老了就获得了不受批评的权力，我看不行。活时不批评，死了也要批评。孔夫子死了几千年还受批评。五四运动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现在孔夫子好了点。斯大林死了也被批评，批评是不能分官职大小、老幼长短的，死活都可批评，错了即挨批。

靠老资格吃板。老资格可以吃板。就是因为老，活了老大年纪没有死，即有一种资格，可以吃饭。老资格有种作用，跑龙套，摇旗呐喊，能起这个作用。（鼓掌） 80歳也能起这种作用。在座的梅兰芳，（毛主席插问：来了没有？） 80多岁还可以跑龙套。《西厢记》我唱红娘不行，唱老太太行。我唱主角不行，主角是周总理。都是你唱，也不行，大家要赶你走。老者只可以唱一回。但老资格不管怎么老，办事要正确。活到99岁都正确，到100歳犯了错误，做了个大混蛋也不行。拉科西就是如此。一个人不能因老资格办错了事不受批评。新干部有一样，青年的缺点也应该批评教育。比较起来对青年，应同情。列宁说青年人因为年轻，上帝会原谅他们。在《左派幼稚病》的书里说的。上帝所以会原谅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年轻。对老年人应该严格一点。对青年也要严格，但要帮助，要长期耐心的教育。否则，只对青年严，老太爷就太舒服了，不好。

许多人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同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高级干部中十个人中九个不赞成。或半赞成，对这个方针思想不通。真正思想通了的同志是少数。对唯心论应该给以批评，对文艺中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也应批评。但批评要适当，要有说服力。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教条主义的批评解决不了问题，不但不解决问题还会助长不好的东西。我们的批评是人民内部的批评。这是一个人民内部自己教育自己、团结自己、发展自己事业的方针。

正确东西都是在与错误的东西斗争中才能发展出来。新东西都是在与旧东西的斗争中才能发生。中国的马列主义即是在与中国土地上生长出的不好东西作斗争中成长的。

出点问题没有什么可怕。野草闲花长起来也没有什么可怕。年年都要长野草开花。你为什么不准。而且野草开花中就可能有好草好花，不准生长不对。野草开花生长了几十万年，不是这几年才生长的。如果我们规定什么花都不准开，很可能这不准开的花中就有香花。就是马列主义的香花也要在批评斗争中才能成长发展。旧东西也不一定就是毒草，只是有些是毒草。有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马克思主义。

对长期共存、共同监督的方针，有人也不赞成。这也是形而上学。这个问题我也讲了许多次了。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百家争鸣，长期共存，对犯错误的要治病救人。但一到写文章就忘了。不治病救人了，而是一棍子打死。我希望大家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提倡种牛痘，我种过牛痘。培养与疾病作斗争的能力，人才能强壮。没害过病的人没有与疾病作斗争的能力，很危险。经常害点病是好事，能产生只抗疾病的能力，培养免疫力。

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的问题

现在还缺乏全面反映学生闹事的材料。去年大致有20几个学校7000多个学生闹事。昆明航空学校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办法办学校，不赞成官僚主义。他们反映学生闹事的材料，分析得相当好。他们说学生的闹事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青年学生的幼稚无知、不懂事。学生不知道艰苦奋斗，领导不懂得关心教育。而且对学生的实际困难又没能及时解决。他们不能与学生共甘同苦，反而采用各种办法欺骗学生。工人罢工去年有五十几起。小的十人、二十人，大一点的有一千人的罢工。人民内部矛盾怎样处理？看来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发生。罢工、罢课、拿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这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波兰的影响。只是波匈事件以来。事情不好办。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怎办？我看有四条办法：

（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恰当处理矛盾。

（二）官僚主义未克服时，让开不让开？两个方针：一是不护，凡闹者即是造反。我看不妥当。闹事者有反革命，但不能说引起闹事的，主要是反革命。主要是我们的领导有问题，工作有缺点，甚至是官僚主义，不懂教育，不会当领导，没做好工作。二是让闹。我看让闹，要罢课即罢课，要罢工即罢工。应该解决问题嘛，是你没解决问题嘛！（这时毛泽东对施复亮说：施复亮你是闹事的吧？）

（三）闹起来后草率收兵好不好？刚闹两三天还没过上瘾，怎么行？闹得不够。让他闹够。闹了两三天还没闹够，没闹过瘾的，当局即要收兵。不对。要闹，让他闹个够。我也是闹过事的。闹得不够，难以解决问题。闹得不够再闹一星期不够两星期，两星期不够三星期，三星期不够四星期，让他开个够，够了即不闹。把这过程当做一个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过程。领导要积极对工人学生进行教育工作，补足政治课，把罢工、罢课、打扁担的过程，看做是克服官僚主义和改进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过程。

（四）对罢工、罢课的领抽人物要不要开除？除个别的外。如拿刀杀人的要坐班房外，不打、不关、不开除，开除罢工、罢课领抽是资产阶级的办法。对罢工、罢课领袖人物还是留下来好。正确的、错误的都留下来。错误的留下来当教员，即使是特务也留下来（只要他不杀人）。一个单位留下个把特务有什么不好。不要一定搞得干干净净才舒服。清华大学闹罢课的领抽也要留下，即使是教员也留下，有名的更好。这是难得请到的人。

不要开除罢工罢课的领抽人物，开除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要一反国民党其道而行之。

闹事还会有。中国的问题特别多。人心不齐，想法不一。许多人和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的工作人员、负责人来自五潮四海，许多人文化不够，容易犯错误，文化多的知识分子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犯起错误来更大。我们党在历史上左倾、右倾错误都犯过。犯错提的人如陈独秀、李立三都是知识分子。错误会有，矛盾冲突不断。我们要把闹事和正确处理闹事，当做调节矛盾的一个方法。

十、闹事出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

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我说是又好又不好。商品有两重性，这事也有两重性。和匈牙利、波兰事件一样有两重性。匈牙利事件不好，又好，又不好。匈牙利闹事不好，但闹事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首先是，匈牙利局势稳定下来了，现在匈牙利的局面要比过去好。再者是社会主义阵营得到了很大的教训。全世界出现了反苏、反共的高潮。这件事，第一当然不好，但第二好。因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反苏反共，锻炼了各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的机关被打乱，瑞士共产党领袖躲到山上，找我大使馆。大批共产党员离开党。英国、荷兰、比利时的知识分子党员纷纷脱党。他们脱党是好事，纯洁了党。主要方面是好的。

批评斯大林也有两重性，两面性。一方面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好。好的是揭了个人迷信的盖子，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因揭的方法不对，一棒子打死，引起了世界大半年几次大风潮。引起波兰、匈牙利事件和其他困难。这个问题在苏共二十大时我们向苏共同志当面讲了，只是在公开文件中没讲。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不当，也反映了苏共的大国主义。

美国不承认我们也有两重性、两面性的。不承认我们不好，联合国我们进不去，好像我们不存在，但又有极大的好处。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这个看法我和朋友们讲了，就是没能说服他们。最好再过六年承认我们，再过十五年也行。让他们看看没有他们我们也能建设。等我们建设好了，他们悔之晚矣。我是美国不承认即高兴；他要承认我们，我就耽心。英中有外交关系，也是这样，他承不承认，我们都不放弃台湾。他不承认我们，我们就有话可说。有文章可做。

出了几篇有错误的文章，也是好事。对上面讲过的错误文章我们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反批评的根据，使我们有了反批评的对象，这样反批评才有可能。《电影的锣鼓》文章说没有大作品，没有好影片，怎么办？大作品是会产生的，是好是坏，那是另外问题。物极必反，坏事多了，好事即来。这是辩证法。辩护法不是马克思发明的，我们的老祖宗“老子天下第一”的那位老子，就有坏事会变成好事，好事会变成坏事的观点。“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古代甚至有人家烧了房子，客人反而去贺喜的。因为烧房子的坏事对这家人会变成好事。

日本人打进中国，中国失败了。但在中国的失败里包含着胜利的因素。这样，中国的失败会转化为胜利，日本的胜利会转化为失败。苏德战争也是如此。战争开始时苏联大片国土丧失，希特勒兵临城下，但希特勒的胜利包括着失败，苏联的失败包括着胜利。日本代表团来中国向我们说抱歉，我说你们的侵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事，帮助中国团结起来。打败了日木帝国主义。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起来，也有好、坏两方面。

中国是一穷二白，一穷是生活水平不高，二白是文化水平不高。这都有两重性。我们的革命就是靠这两条，一条穷，一条白。如果像西方国家那样生活富裕、文化水平又高就难以革命了。要革命还是要依靠穷苦的、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群众。我不是提倡文盲。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马上打怎么办？散了会就打怎么办？我看，要打就打，要闹就闹。你们要有准备，准备开完会就发生世界大战，人类被消灭了一半？或者统统消灭干净？我就不相信会这样。我和印度、巴基斯坦总理争论过。总之，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一条，不欢迎；第二条，不怕。

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卷入大战的不是几亿人，而是十五亿、二十亿。最后是帝国主义消灭，社会主义胜利。

战争有两面性，有不好的一面、也有使人民觉悟起来、紧张起来闹革命，造成革命大爆发的一面。总之是两面性，有破坏的一面，有调动人民积极性、提高人民草命觉悟的一面。

真打起来，不要怕。小米加步枪都能打，何况我们还有新武器。不要听见世界大战就愁眉苦脸，那连蒋介石都不如了。对战争，蒋介石并没有哭丧脸。蒙哥马利说全世界只有两个大国消灭不了。这就是苏联和中国消灭不了。苏联靠北冰洋，我们靠昆仑山，都消灭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番了对我们也有好处。我前面说过，日本代表国访问中国向我们承认错误，对我说对不起我们，我说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做了件好事，你们教育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日，教育了中国人民反对你们。

世界上的事物，对立双方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国际上对立双方也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就像一个曲子中讲的，“我侬两个忒煞情多，好比一对泥人儿，将来一起都打破，再捏再塑再调合，我中有了你，你中也有了我。”世界也是两个泥菩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主义世界有我们的人，社会主义世界有他们的人。匈牙利有人喜欢听美国之音。有个人听了美国之音，卖了食品躲在屋子里等世界大战。苏联也有人喜欢听美国之音，我们中国同样有人喜欢听。

总之，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的态度是：

第一，准备打。打起来就准备夺取最后胜利。而且是加一倍的胜利，现在是九亿人口赤化。那时变成十八亿。

第二，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我看可能有十年、二十年。也可能更长。

打，就建设停止，专门打仗。但现在看打不起来。帝国主义现在在搞什么？互相渗透。颠覆波兰、匈牙利。现在世界上（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美国正在争夺英国的殖民地，争夺亚洲、非洲。这是世界主要矛盾。

现在世界上有三种力量：

1、社会主义力量。主张和平，反帝。
2、民族独立力量。他们在和平与反帝问题上，可以程度不同地与我们合作。
3、帝国主义力量。打仗对他们好处不大。不打仗美国就要同英国、法国争夺殖民地，争夺亚洲、非洲，他们的方针与我们的估计不的而同，好像是我们叫他们这样做。

主要的冲突地区有：①、印度、巴基斯坦②、叙利亚、摩洛哥③、中东的广大地（区）位。洛克菲勒的文章对此作了分析，很值得一看。主要目标是争夺殖民地。

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主义

中国有几千万少数民族，他们占有全国60%的土地。十大关系中有一条讲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换的关系一定要搞好。主要要解决大汉族主义问体。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好。中共中央准备开中央全会来讨论解决统一战线和少数民族问题，一定要改变作风，改变不尊重少数民族的作风。
西藏有一派人要搞独立王国，要去找印度支持，达赖喇嘛动摇了。印度邀请来了，我们做了工作，不听，就让他们去了。英国在印度多伦堡搞了个情报中心，专心破坏我们同西藏的团结。尼赫鲁与周总理说过多伦堡是个间谍中心。我们对走的人说，你们要走也可以，但是对你们不见得好。

我们与西藏有个十七条。西藏的制度一定要改革，但改革要征得你们的同意，你们不同意改就不改。第二五年计划期间可以不改。第三五年计划期间改不改，也得看你们的意见，要改即改，不改即不改，为什么要那样着急。

十二、建设和人民生活

中国可能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初步改变面貌，对工业化，苏联有一个路线，我们也有个路线。我们与苏联做法上有一些不同，在《十大关系》讲话中，我讲过这个问题。主要是重轻农的投资比例适当，苏联重轻农的比例是9:1，重工业是九，轻农是一，对农民有竭择而渔的味道。当然这是为了国家建设。但农民积极性不高，市场不够兴旺。重工业市场在哪里？在轻工业和农业那里。中国有五亿农民。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重轻农的比例是8:1，实行结果是7:1，我看第二个五年计划搞成6:1比较好。是否可行，请国务院同志研究一下。我没有专门研究。

轻工业和农业是一个东西。没有农业也没有轻工业。没有轻工业就没有重工业。原料没有，市场没有，怎么搞重工业！

重工业应当为优先发展，6 :1还是优先发展。仍然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但是走了一点新的道路，表面上看起来重工业投资比例比苏联小，速度要比苏联慢一些，但实际上可能反而要快一些。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这里，我们有比苏联发展速度快一点的可能。苏联在旧俄时代的1913年，是400万吨钢，1921年恢复到400万吨钢，1941年增到1800万吨，比旧俄增加1400万吨。即21年增加了1400万吨，我们的老底是90万吨钢。1950年统计的，主要是日本人在东北搞的。从1950年起如果能有21年的和平环境，像苏联那样，那么1950年到1971年，即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我可以断定，我们的钢不止1千8百万吨，可能达到2千万吨。当然如果帝国主义不给我们和平机会，天下大乱了，我也就只好打了以后再建设。一开打，就是赤化全世界了。更大的可能是打不起来。

所以在建设方针上走一点迂回的道路可能更好。要让农民吃饱，让市场情况好一点。要多做工作，使农民有购买力。只有农民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轻工业才有原料。农业发展了，轻工业才有市场，化肥才有市场，钢铁才有市场，电力才有市场。也就是说，重工业才有市场，才更能发展。重工业有了市场又会反过来促使农业、轻工业的潜力发挥出来。我们对革命有较多的经验，犯过错误，翻过跟斗，有把握。对经济建设没有经验，我们希望不翻大跟斗，不犯大错误。不用像民主革命时，把苏区90%的地方都丢了，最后来个二万五千里长征。错误是难免的，但不应弄得全国根据地丢了，只剩下陕北等几个小地方。经济建设可以少犯一些错误，犯错误也不用犯那么大的错误，花的代价不那么多，这就是我的要求。现在我们还缺少经验，不知道事情应当怎样做才恰当。许多事还要积累经验。

苏联究竟好不好？还要不要继续学。苏联是好的，还要继续学。

苏联还是个好国家。他们帮我们办了这么多的工厂，包括军事工厂。英、法、美帮了我们没有？没有。没有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帮我们设计这么多工厂，建设起这么多工厂！没有一个国家能象这样帮我们，能这样帮我们的还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苏联。苏联的缺点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和他们是一类国家。我们仍要以学习苏联为主。我们要向一切国家学习，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都要学。各国外语也都要学，单学俄语不够。但主要以学苏联为主。只有他们肯教会我们设计，只有他们肯给我们装备。只有他们能给我们援助。真正帮助我们的是苏联。所以学习苏联是我们的重点。

学习有几种态度。教条主义态度也是学习，好坏一起学。另一种态度是学先进经验。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不对，我们要学先进经验。我们的报刊上并没有提出学落后经验，但有时实际上把落后的东西当先进的经验学来了。这种情况要避免。

要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同亚非被侵略的国家团结，但首先要同苏联团结。苏联可靠。帝国主义国家没良心，不可靠。杜勒斯有什么良心？他很成问题，天天骂我们，把台湾侵占着不放。

好了。几点钟了？七点。三、四、五、六、七讲了四个多钟头了。不讲了。（鼓掌）

（戚本禹记录、整理）

反右运动前后的历史事实表明：

旧知识分子没有无产阶级历史担当

1956年秋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对我们这边的影响不可小视。不能否定，解放才几年，一些党的干部身上滋生了很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群众意见不少也不小，社会矛盾积累了很多也很大。群众意见和社会矛盾不能坐视不管，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酿成类似匈牙利那样的大事件。毛主席未雨绸缪，为了掌握主动，就在 1957年2月27日和3月1日分两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内部讲话，决心给那些有意见的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主动化解社会矛盾。

反右派运动前后的历史留下的是是非非太多，其中很多是烂帐，是屎盆子，如今都扣在毛主席头上。其中一个最大的屎盆子是说毛主席一贯仇恨知识分子，发起反右派运动就是要打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脊梁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让毛主席打折了。然而，在我看来，事实恰恰相反，是从旧制度过来的知识分子（姑且称呼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在反右派运动前后根本没有一致的独立人格，也没有什么脊梁骨来承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历史重担。所以，扣在毛主席头上的屎盆子应该而且必须端掉。

实际上毛主席是一贯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他在延安就说过，共产党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拿枪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文化的军队就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可见毛主席把知识看得何等重要，竟然是把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等同于武装力量的。毛主席还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他不但重视文化的军队，还特别重视对拿枪的军队的文化改造和文化建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他也确实言行一致，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重视调动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他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的讲话，是有同样的用意的；在嗣后的党内整风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与以往是一致的。

在反右派运动中毛主席与某些旧知识分子是有分歧甚至冲突，之后毛主席对待从旧制度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责任到底在谁？毛主席思想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为什么不再整体性信任旧知识分子这个集体，而要对这个集体进行改造，并要发起教育革命乃至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去培养新知识分子，即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就要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和维护这样一个角度去分析、去审察。这里不妨拿林希翎及其言行来做个管中窥豹。

林希翎当时是人大法律系学生，年轻，漂亮，很活跃，又很有政治活动能力，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况，秘书室是王文接待她的。她就这样偶然地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的一个局外角色（参见下一章）。王文和她谈了几次话，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讲，王文是参加了的。所以，对她的情况，我还是比较熟悉。

主席在最高国国务会议上的内部讲话是很开明的，紧接着的整风运动也是要和其他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同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气氛。而且，主席不久又非常明确指出了，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只是斯大林个人主观上的思想原因造成的。斯大林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功绩是第一的，主要的，错误是第二的，次要的，他的错误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

但是，林希翎5月23日在北大的演讲，目标就是对准社会主义制度。她说：“我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的一点点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林希翎这样讲，就是没有通过提意见表达民主的诚意了。不管她怎么样打着人民的旗号，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要搞真正社会主义”，还要“让人民过上人的生活”，其实都是不能掩盖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实意思的。她说“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就没有站得住脚的依据。当时二战结束后不久，个人崇拜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大家都希望有强有力的人出来整顿社会秩序，恢复社会正常生活，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时都有个人崇拜的现象。

至于她说的“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这当然是符合实际的。中国是从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社会，直接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当然是“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新制度总是带着旧制度的脐带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发展总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到足够了，就会发生飞跃，完成事物的彻底革新，形成新的事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也要遵循这个历史观。搞社会主义，不是心脏移植外科手术，把旧的封建基础的心脏，一刀切除，再换上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心脏，就万事大吉了。即使是这样的移植手术，整个躯体也还是要借助原来的那个躯体，使其慢慢适应新的心脏。这一点共产党自己知道，毛主席更知道，所以毛主席要共产党通过民主党派和群众帮助整风，打掉党内的封建官僚主义作风，开展真正的社会主义事业。林希翎却在当时搞社会主义是大方向的时候，把攻击的目标指向社会主义制度，动不动就把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也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这当然就与毛主席的内部讲话精神、与中央精神、与整风运动的本来精神都是相违背的。

林希翎当时不过就是一个冲在前头的爱出风头的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制度尚且是这样的一个真实态度，那么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他们对毛主席搞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真实的态度，就不难知道了。

毛主席对秦始皇有过很多与众不同的评论，在反右派运动后他就多次谈到过秦始皇，其中一次是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二次会议上，结合知识分子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批评，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范文澜同志最近就写了一篇《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时有人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不是杀掉了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对，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几个能与秦始皇比？

秦始皇的伟大和历史进步作用到底在哪里呢？结合毛主席后来进一步评价秦始皇就知道了。他1973年针对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否定秦始皇的观点，写了七律诗，高屋建瓴地指出了秦始皇的关键的历史进步作用就在于制度建设上：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身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里“祖龙身死秦犹在”里的“秦犹在”，指的就是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在秦始皇死后历经二千多年而不死； “百代都行秦政法”说的是秦始皇之后，各个王朝不过是这样那样改良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但秦始皇中央集权制的根本的东西没有丢，也丢不掉，丢不起。所以，陈寅恪不是也有“两千年来皆行秦政”一说吗？秦之后，一般人看到秦始皇死后，秦朝很快就灭亡了，就以为是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错了，所以汉代刘邦迫于功臣和封建文人谋臣们的压力和形势所迫，就恢复分封制，分封了异姓王和同姓王若干个，结果是连年战乱，汉王朝也最终灭亡了。西晋又一次恢复诸侯分封，结果也搞出了“八王之乱”，西晋王朝照样灭亡了。可见问题不在于中央集权制本身。顾炎武就说过：“汉以后之人，莫不认为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王，封建亡，不封建亦亡”。柳宗元则说：“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所以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反对裂土分封。

毛主席要求知识分子（当时主要都是旧知识分子）和党内同志要熟读柳宗元的《封建论》，不要以为秦始皇的错是在中央集权制。毛主席这是从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出发，看待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问题。毛主席对于一个根本制度的创立和维护是特别在意的。所以，像林希翎那样，像章伯钧等人那样，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主席正在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奴隶制取代氏族原始公社，是必然、是进步；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是必然、是进步；中央集权制，取代分封制是必然、是进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也是必然、是进步。不管多么艰难，历史多么长久，这个进步一定要发生，一定要有人去促成它发生。所以，离开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设和巩固，就不能理解毛主席为什么也是不愿意右派翻天的，也是主张反右派进攻的；就不能理解为何后来他在八届二次会议上还要那样直率地讲上面的一番话。秦始皇的“坑”是肉体消灭，毛主席“坑”是思想改造。这是有天壤之别的，体现了毛主席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封建帝王，而是人民的领袖。

毛主席和柳宗元一样看到了“秦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要“失”的话，也会是“失在政”，而不是“失在制”。所以，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初步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他就想坚持维护和巩固这个制度，并把重点放在“政”上，不失于政。所以，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主席采取了在“政”上主动出击，用整风运动来克服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改进共产党的行政能力，不失于政。

恰恰是在这个政和制的关系问题上，许多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没有以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为重，打着民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谋求“人的生活”的旗号，实际上以个人的私心和小集团的利益为重，名义上谈“政”，实际上把鸣放炮火冲着“制”。在毛主席已经明确指出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而是斯大林个人主观主义思想的产物之后，还是借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目标直接对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样毛主席就不能不怀疑旧知识分子是不是愿意搞社会主义了。

在这里，旧知识分子自己需要检讨，不要太过自我膨胀，觉得什么都是自己对；也不要把什么责任都往外推，都往毛主席身上推。从后来旧知识分子（这时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称呼会更合适一些）一个个都崇拜资本主义，倡导资本主义，就可以肯定，旧知识分子当时就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但他们不仅不敢承认这一点，还要说自己被打成右派是冤枉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愿意搞社会主义，还要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打成右派，冤枉吗？我看不冤枉。说毛主席不是完人，这样的旧知识分子更不是完人，不但不是完人，而且连前后一致的人格都没有，更毫无脊梁骨来担当历史责任。老是责怪、指责、污蔑和诋毁毛主席，那就是连封建文人的基本的做人的旧道德都没有
了，更不用说有社会主义的新道德了。

再回到林希翎身上，看看毛主席对于旧知识分子是怎么的恨铁不成钢却又不得不爱护有加。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林希翎的演讲内容通过党内渠道反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就批示：“请公安部门注意”。后来是罗瑞卿亲自抓的她。按照当时的标准，林希翎打成右派，没有什么冤屈（但是，实事求是讲，邓小平掌权后走林希翎要的“特色社会主义”，却不给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确是冤屈了她。一码是一码，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林希翎后来也得不到平反这个事实，正好也能说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个人的意思，不给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确不是来自毛主席。）我从秦城出来后，读到有文章说，1973年毛主席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工作，一听说是被公安局关起来了，就马上要求“立即释放，安排工作”。毛主席一贯主张治病救人，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都要给予出路的。我想，这个事该是真的。这就说明，即使在对待按照当时的标准确定的毫无疑问的大右派林希翎的问题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领袖人开明，那么，毛主席又怎么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识分子，去“引蛇出洞”，还去搞反右派扩大化，打折旧知识分子的脊梁骨呢？明明是旧知识分子本来就没有脊梁骨嘛！扣在主席头上的屎盆子难道不该端掉吗？必须将知识分子做新与旧的划分，否则就是混淆视听。旧知识分子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在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不多，但总有一天会多起来的。

毛主席本来是连旧知识分子都信任的，他和不少旧知识分子之间有很多的佳话流传，例如和黄炎培的窑洞对，文革中列出受保护的大知识分子名单叫周总理执行保护，还有本书谈到的给熊十力回信，给章士钊夜半送鸡等等。这些为什么不能作为毛主席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而且还主要是重视和爱护旧知识分子的证据呢？

总之，毛主席在整风运动之前和整风运动之中，都是一如既往信任“知识分子”的，并在整风运动中寄托很大希望于“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是辜负了毛主席的期待的。经过这一轮对“知识分子”的观察，再经过其后的许多事情上反反复复对“知识分子”的观察，毛主席最终发现，从旧制度下过来的这些“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总体而言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的，因此就不在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们了。整风运动中旧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是导致毛主席改变对旧知识分子态度的一个关键事件，是也导致毛主席后来发起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通过改革教育制度来培养无产阶级新知识分子的一个关键事件。

路线问题

揭露党内官僚主义特殊化

围绕着是否搞“包产到户”所展开的党内斗争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之前在党内发生的髙岗、彭徳怀事件，主要还是一些历史恩怨和如何维护党内团结、防止出现党内的分裂的问题，并没有往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件事上发生争议。而这一次的斗争则是关系到了究竟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单干”的道路问题了。

毛主席很清楚，当时政治局常委的多数和他的意见不一致，如果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央常委会或者常委扩大会，来表决走什么道路这样一个大政方针的话，他很可能会变成少数。这样一来，主张“包产到户”的那些人马上就可以转变党的路线。其实，像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问题，或者仅仅是个人的利益问题。那样看问题的话，只是把问题庸俗化了。他们都是有着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至于他们的抱负是不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这绝非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而是方向路线之争。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要权力，而是说权力是为路线服务。

这个时候，我深深体会到了毛主席驾驭党内斗争的髙超的艺术。他首先召开了由各大区，各省、市领导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召开中央全会作了准备。因为在那些具体负责地方工作的领导中，反对搞“包产到户”的占多数。

…/

毛主席在1962年9月击退了“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回潮风，不久又开始大张旗鼓搞社会主席教育运动（四清）、搞走资派。这是与党内各级干部居然在国家最困难时期还在大搞官僚主义特殊化这一实际情形有密切关系的。主席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借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提出来了防止腐化的问题，而且在进城的时候就再三讲，连警卫都知道，都记住了：我们进城是赶考，不要当李自成、刘宗敏，搞腐化是要被赶出来的。

李自成的军队进城抢美女，抢金银财宝，被人赶出来。这段历史我后来也研究过，郭沫若其实没有怎么详细讲。主席是借他的题目发挥，警告“不要搞腐化，被赶出来”。但懂得主席深意的党内干部不多。那时主席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主席是按照这个思想去做的，他在思想上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主席曾说党内没有几个懂马列的人，我那时觉得主席讲得过分，不以为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那么多其他中央委员，那么多人，怎么就没有懂马列的呢？是后来经过了文革我才真正知道了主席这番教导的深刻。这也是后话。

1、关于七千人大会的讲话

【注：以下节选“关于七千人大会的大会讲话“】

刘少奇在讲话中闭口不谈他自己在“大跃进”期间所做的事和所讲的话。反而假借着某个地方的群众之口讲，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当谈起责任的时候，他只是说，这些责任全都应由中央来承担，却丝毫不说他本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这在当时会议的现场上就给人一个明显的感觉，他把责任都推到毛主席身上了。特别是他讲得激动的时候，一副慷慨激昂样子，好像错误都是别人的，而他则是纠正错误的人。我当时在现场听了心里就觉得很不是个滋味。在刘少奇讲话的时候，会场里到处都在窃窃私语地议论着，很嘈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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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林彪就在大会上讲了话。林彪那天的讲话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林彪手里拿着几张稿纸，可他并没有照着稿纸来念，而是脱开稿纸讲的。林彪的声音非常洪亮，一点都没有生病的样子。他前面说了几句以后，紧接着他就讲，不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是我们自己犯了错误。你说有哪件事情，毛主席没有事先提醒过我们？都是我们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去做，所以才出现了错误，才遇到了困难。他说，刮“共产风”就是主席最早提出叫我们纠正的，虚报粮食产量也是主席首先发现了提出纠正的。接着他就说，历史证明，凡是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我们就取得成绩，就取得胜利；凡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做的，我们就犯错误，就遭遇到困难。

他这几句讲得铿锵有力，全场鸦雀无声。我在现场听了之后，所感觉到的效果要比后来看到的印成了文件的效果好多了，这与刘少奇讲话时的会场气氛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此林彪在党内的威信就大为提高了。

…/

经过了“大跃进”的髙潮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低谷，这些在管理上、技术上缺乏经验和知识的问题都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像在大跃进时期“命令主义”、“瞎指挥”，有些表现不但是幼稚，甚至是无知的。但你不能说他是有意想把事情弄坏的，而是他以前在战场上就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在战场上，你违背客观规律，那是会立见胜负，马上就看到后果的。但在经济建设中，你违背了客观规律，那不是马上可以知道结果的，可能要过些时候才会尝到滋味的。所以，从“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给全党包括毛主席都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不过，对于在“大跃进”时期的错误，毛主席始终认为，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是要干社会主义的，是急于想让国家摆脱经济落后情况的。所以，当彭徳怀在庐山会识上要把它提升到“路线斗争”的时候，就被毛主席认为那是企图分裂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在七千人（在这个七千人当中，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不是红军指战员、就是抗日老干部）大会上，毛主席主要是强调了要加强党内的民主，要克服官僚主义，要加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

毛主席主动承担了中央的第一的责任，也主要就是为了不过多追究底下人的责任，而让大家从错误和失败中总结出经验教训。

2、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党内展开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关于“包产到户”的起源，最早是安徽曾希圣搞的，他1961年就已经在安徽做单干试点了。当时主席听说后也没有完全否定它，只是说，你们可以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但是到了1962年，各个地方的单干风越刮越大了。刘少奇的秘书姚立文，他是除王光美之外，刘少奇的最重要的秘书。平时我们常碰面的，关系也挺好的。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少谈论重要事情的，因为大家彼此心里都明白，是“各为其主”的。可有一次我问姚立文，怎么少奇同志老批那些“单干”的材料，主席不是反对这样搞的么？姚立文说，你不知道，要不是少奇同志压着，下面的呼声还要高呢。

但实际上刘少奇不但是支持搞“包产到户”的，而且他是主张要搞“分田到户”的。田家英向毛主席提建议，说下面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的农民要土地，要求分田，你只有给他们土地，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主席听了十分生气，斥责了田家英，认为他给自己做秘书做了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还跟着人家后面跑。主席问田家英，这究竟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叫你来说的。是谁叫你来说的。其实主席说这个话，他心里就已经是很清楚的了，这一定是刘少奇叫田家英来说的。可田家英当时还坚持说，没有谁让他来说的，那只是他自己的意见。毛主席就此对田家英彻底失望了。

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反对“包产到户”和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

1、群众对“包产到户“的意见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党内一部分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这之前，田家英让我整理《关于群众对“包产到户”的意见》等材料，通过《群众反映》发给中央领导同志参考。田家英实际是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的。

说实话，我对“包产到户”不是那么积极，为什么呢？首先是我小时候自己就对农村有一点了解，觉得农村那种小农经济没有出路，中学时候读关于苏联的书，知道了斯大林在苏联搞集体农庄，我就觉得中国是不是也要搞集体农庄。1959年到四川种试验田，对农村也有更切实的了解了，我觉得“包产到户”以后，首先公粮收不上来，很多农户肯定要瞒产，少交公粮。其次农村已经有些小的拖拉机了，小土地都一块一块的，统一耕作很难，推广良种和新的生产方法都很难。结合到早年看过的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材料，我就基本认为走集体农庄的道路才是我国农村的根本出路，大片土地还是要搞合作化，“包产到户”只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地区的迫不得己的选择。不说我自己的具体认识，就是从情感方面讲，我也是赞成毛主席的路线的。我中学时候就是下决心要跟着毛主席的，没有想到后来居然到毛主席身边来工作了。1957到1958年发生了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我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我们遭到何载等人的打击报复，后来是毛主席亲自解救了我们。大跃进中出现了浮夸风，毛主席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只顾批评别人，而是一方面想尽办法制止浮夸风，一方面挽救那些犯了浮夸风错误的各级干部。在困难时期，毛主席一方面与人民同甘共苦，一方面在全党大兴调查之风，而且在听到汇报说那些在“八司马事件”中犯了错误被下放劳动的同志也应该下去劳动锻炼，顺便去作调查研究，了解下面实际的情况。我当时也去了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还是带着犯了错误的王刚等人一起去的。回来后，我打报告说，他们都改造好了，可以取消处分、可以分配工作了。主席很快就批了。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主席的胸怀和一个共产党领袖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就更加认定了主席选择的路就是正确的路，搞社会主义不会错。

总之我是没有完全听田家英的，而是把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也搞了一个材料。我选择了三件有代表性的，用了“反对‘包产到户’”的小题目，也登在这个专辑里了。这样一来，反对的和赞成的两种材料都有了。虽然份量不是一样多，但一个来信多，一个来信少，这也是客观情况。田家英看了以后还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人滑头，两边的东西你都送，那你就总是正确的了。

谭震林是反对搞“包产到户”的，他看到《群众反映》的这个专辑后，觉得抓到把柄了。他在小册子的空白处，写满了他的批示，把“包产到户”批得个体无完肤，说它是倒退，是一股逆流，是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倾向。还说《群众反映》的编辑是在为资本主义呼喊，要追查。本来在秘书室阅览室里就有一份《群众反映》了，现在又多了一份谭震林批示的抄件，大概是谭震林的秘书放在那里的。我心里明白，谭震林这样做，实际上是想报一仇之箭，因为我们反映过他夫人用军用飞机买活鸡的事情。这些人，你别看他是老革命，都是睚毗必报的。

看到谭震林的批语，杨尚昆就叫龚子荣来找我谈话。我说，我们收到了很多群众来信。我就请示了田家英，田家英叫我专门编一个专辑，送给中央领导做参考的。杨尚昆就去问田家英：戚本禹说是你叫他编那个东西的？田家英为这个事情对我很恼火，来问我，你怎么告了密？我一愣，问：我告什么密了？他说，你不是告诉别人是我叫你编辑的吗？你跟别人说干嘛？你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大，是反党的，你这不是陷害我吗？我说，我真不知道中央这些事，而且我反映的也不全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也有反对“包产到户”的啊。

龚子龙他们去一查，果然有我说的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只是谭震林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所以龚子荣就向中办党委写了汇报，说人家编的专辑里也有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两种意见都向中央反映了，这是他们的工作职责。他们是反映群众的意见，不是搞他自己的意见，这是对的，为什么要追究责任？他们没有责任的。

彭真知道此事后对谭震林说，你有意见可以，但不能去追查人家呀。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反映，我们怎么知道底下的情况。当时彭真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他看了那些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觉得讲得很有道理。

后来田家英对我说，亏得你搞了一个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不然就说不清了。

不久中央下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指示，我们科长开会传达，马上就有一个人出来说戚本禹搞的那个“包产到户”的情况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好在田家英也在会上，他就说，反映情况就是右倾机会主义，那谁还敢工作呢？之后就没有人敢讲话了。

2、八届十中全会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并没有强调提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重新提出阶级斗争。讲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一开中央全会，那些各大区的书记，省委书记当时大多数是主张搞人民公社的，走集体化的道路的，都不同意搞“包产到户”。所以，这样一来，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就是多数派了，其他的常委成了少数派。刘少奇他们即使想搞单干，在会上也不好说出来了，就只好一起跟着主席讲阶级斗争了。

在我的工作笔记中也有当年田家英传达的关于十中全会的内容，亦录在“日记残页”一章中。

田家英在传达中未提及刘少奇、邓小平，也未提及陈云，只提了邓子恢，但邓子恢并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十中全会上正式挨主席批评的也只是邓子恢。

至于彭徳怀，尽管他在庐山上是强烈反对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一些“左”的做法的。但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却又是和刘少奇完全一致的，他也主张分田给农民。

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一个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篇讲话：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口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早期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是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后来从主席的这个讲话里，归纳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流传到了群众中间，就被简化成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是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主要是他看到了在整个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里都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且他逐步明确了这种危险主要的并不是来自下层，而是来自党内，尤其是来自党的上层。而这些在以后都早已成为了历史的事实。

而我们的党内斗争中，有这样一个特点，由于毛主席的崇髙的威望和他在党内外所受到的广泛拥戴。公开地提出与毛主席相对立的意见的并不多。可是有些人却总是善于把毛主席所提出的口号，在实际的执行中变成为另外的一套东西。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来就被变成了把反对自己的人打成右派的“反右扩大化”运动了。而八届十中全会重新提出的“阶级斗争”的口号，在实际生活中又被搞成了是针对下面群众的东西了。大搞阶级教育，强调阶级出身等一系列的做法就是这样搞起来的，到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四清”运动中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形左实右”错误倾向，和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及“联动”的“唯成分论”。而到了毛主席去世以后，他们却又倒过来把自己搞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帽子戴到了毛主席的头上。

这一年的年底，毛主席在他生日的那天作了首诗“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羆。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向来都把诗中的“苍蝇”解释成是指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日记残页

【注：本文摘选其中三篇。】

一

1962.8.25，晴，星期六

《孙承宗》小册子写完，准备送中华书局出版。
田家英回北京，谈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某些情况。
这次谈得较多，较杂。要点：

（一）现在有人又在大讲大好形势，说过去下马多了，主张再上马大干。

（二）会上不少人批判“包产到户”主张，说这是两条道路问题。谭震林最起劲，提出许多似是而非的批判，又列了许多没有根据的增产指标。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三）（许多人对陈正人意见很大。）说陈在会上做假报告，报告说他去湖南等地看到老百姓红光满面。亊实上他根本没深入农村。同他一起下去调查的同志看他说假话，气得不得了！杨（尚昆）主任知道了此事，说叫人写个匿名信，让《群众反映》刊登一下。田说，这办法不好。不如写个有名有姓的信。据说陈正人是个老革命，《毛选》第一卷中有他的大名，但为人作风很不好，过去是高岗的干将，党内受过批评。他喜欢一个花旦演员，收人家做干女儿，为干女儿大摆宴席，一派旧社会的老头子作风。（田说，不巧这件事被田看见了。）陈正人又请田吃了一顿饭（意思是让田别向外说）。生活上的事就箅了，但他政治上看风使舵，一派资产阶级的政客作风，叫人看不惯，还到处说田架子大。

（四）有一次起草中央文件，里面有一句“如实反映情况”，陈伯达正说要修改一下，改“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反映情况”，陈说，否则，净在内刊上反映包产单干思想，也变成了“如实反映情况”。田说，我就反驳他。我说，如果下面有包产单干思想，就要如实反映，让中央知道呀！胡绳说，若按老夫子意思，那在美国就要说，“用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反映情况”啦，大家哄笑。陈伯达的“修改”意见，只好作罢。

（五）中央会上，邓子恢受到重点批判。主席找他谈话时，他只字不提他自己对“包产到户”问题的看法，事实上，他在外到处作报告，鼓吹这种意见，实在是不顾组织纪律。可他检讨时不从自己找原因，却拉扯上了田家英，说他“受了田家英的湖南农村调查的影响”。田（家英听后）发了火，事实上他的到处报告在先，田的调查报告在后。批评邓子恢没组织没纪律到处做报告，应该挨批评。后来黑了心，说受别人影响。这样的人被人家批死了，也没人同情。后来有人把这些情况转告邓子恢，邓说，“唉，弄错了，误会，误会！ ”

（六）会上也有人就这些情况批评田家英，田大笑，引文天祥的诗，“姓名不列中心策，后天皇土地分明之。”意思是我是没有名望的人，但是谁爱护人民，老天爷是知道的。

（七）阳家英、吴冷西商量，确定我们不能看风使舵，应反映的情况，仍要反映。关于“包产到户”的建议仍可以在内部刊物刊登，以让中央了解下情。（戚注：可我在主张“包产到户”的建议外，又在《群众反映》上刊载了一件正面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却受到田家英的批评，说我动摇。我受到田的批评，感到委屈，向田说，上次你回来讲《群众反映》编辑方针时，说主张“包产到户”的材料可登，却没说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不能登呀！他说，你这是表白自己，怕登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受批评。我说我那时根本不知道中央是怎么讨论的，更不知道“包产到户”的主张在中央扩大会上受到批评，这不是什么表白，当时我也不需要向谁表白呀！我只觉得反对的意见也是一种动态，不管自己赞成反对，也应该整理出来，予以刊登，否则中央的人怎么知道也有人反对“包产到户”呢。况且包产单干，到时候粮食收不上来怎么办？农村两极分化怎么办？也要研究一下呀！田说，我不管你怎么看，我不同意说“包产到户”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中央说是，我也说是，但是我保留自己的意见。我说，那是来信人说的。只是一种意见。）

（八）田说，两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会上也受到了批评（两个马克思主义者是指王任重、陶铸，田家英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意含讽喻）。他们一会儿左，左得出奇。比如他们坚决主张，把主张“包产到户”者开除出党。一会儿右得厉害。比如他们坚持田间管理一定要“包产到户”，那就是安徽省的责任田，五统一）。他们的前后的主张岂不矛盾！？

（九）田说，两个市场，两个价格，中央仍主张维持。

（十）只是田间管理怎么搞，中央尚没有拿出一个办法。（田指着我说，你有兴趣，我同意让你下去调査研究，再放个卫星出来！我说，你都没有办法，让我下去，我哪拿得出办法？田又问其他人谁有兴趣，没有人应承。）晚，看英国电影《红菱艳》。是一部富含哲理的艺术片（痛苦的哲理）。

二

1962.8.26

田家英在室务会上继续谈形势：
（一）田说，陈伯达很左。他是昧着良心的人。天津调查，干部向他反映农民有单干的要求，他不向中央反映，却大谈形势大好。向中央转的材料也是讲大好的材料，而且说这就是马克思抓主流的思想方法。田说，这是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田还说，陈伯达在北戴河想把他的秘书逢先知拉过去。拉着逢为他做事情，逢以外出有事搪塞过去了。陈伯达这么多年没培养出一个秘书来。他总是和秘书搞不好。史敬棠对他那么忠顺，尽管他还是要用史敬棠，却又看不起人家。

（二）田说，廖鲁言是王八羔子！说是下去，其实是呆在东北宾馆里休养。这次左得要命，攻击人家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三）田说，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发言一小时，但他没有昧着良心去批判人家“包产到户”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昧着良心说话，那我会比那些家伙讲得更好。田说他自己的发言也是个“滑头发言”。“我反对说保留点自由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但我不直接说，而是大讲资本主义的前提是劳动变成商品，而不是保留点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我说奴隶社会就有商品，还有大投机商呢，但那不是资本主义。我这一说，谭震林很听得进去，我明明反对取消自由市场，谭灵林却大声赞同我的意见哩！他竟听不出我在反对他给自由市场扣资本主义帽子呢！我在反对他，他不知我在反对他，还赞同我呢！田说，我还反对说按劳分配产生两极分化。但我不这么讲，而是引证哥达纲领批判。大讲哥达纲领说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也有分化，那是一部分贫农和中农、富裕中农的分化，不是变成剥削阶级的两极分化。谭震林也听不出我在反对他，也在会上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三）田说，中央机关的有些负责人如王鹤寿等，反对“包产到户”，比地方上的同志吵得凶。

（四）李井泉左得历害！

（五）谭震林甚至讲这样的话，你们讲形势要实事求是，是什么讲什么，好转就好转，至于征购任务可以商量，所以大家都要做一片光明派，抵制一片黑暗。但征购任务不增加，而且今年还要进口粮食。

（六）田说，但愿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能拿得稳，不会让他们胡搞。

（七）田说，周总理引证毛主席的诗安慰他，“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田说，“这是总理怕我年少气盛。”总理还说“遵义会议后还打过败仗呢，有些人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八）田欣赏《左传》所记周天子的话：以理服人，不以力胜人。但省委书记们水平不高，讲理论他们听不懂。

（九）田说，陆定一前一天在宣传部大讲“包产到户”的好处，这次中央开会，他听了一些风声，马上转舵，又大讲“包产到户”的坏处。我没有这个本事。陈伯达、陆定一、陈正人、廖鲁言都是如此！

（十）谭震林在会议中与杨（尚昆）主任大吵一顿，批评杨是右倾（即支持“包产到户”）。室务会议在听了田家英关于中央会议一些见闻的谈话后，向他汇报了中秘中层干部生活会的一些情况。

田听后对三个人讲了一些意见：

–戚本禹。

1、有才气，但不够坚定，容易动摇，如‘包产到户’，听到一些风吹草动就又刊出了反对‘包产到户’的材料；

2、有私心。如《调查研究的调查》，给了我，又给彭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他会听你的批评，早知道，我不给你转报主席了；

3、在天津调查工厂时，除了干工作组的，又搞了自己一套《指去银行做金融调查）；

–吕澄

1、私心太多；

2、凶得很，粗暴，民主作风缺乏；

3、上台保不定干出什么事，如整马之江就是，不放心；

–对李公绰

扶不起来，太自私。
（这是田家英一次对八司马三个成员的批评。会后八司马成员马芷荪对我们说，“可能是夫子最近心情不好，对你们批评重了。”但当时我的确不是很在意。）

三

1962年10月24日

田家英在中办秘书室室务会议上传达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若干问题。
会议主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

（一）国际上，苏修做了八件事，伊拉克、印度、原子弾，和平大会等，没有一件做对的。
和平大会上，我们的团长对赫鲁晓夫讲话表示欣赏，犯了一个错误。

（二）国内有两股风：翻案风和单干风。

第一，翻案风
彭徳怀要翻案。写了八万字的申诉书。他推翻了过去的检讨，说：“过去的检讨是追逼出来的，在那种情况下，我只好要什么给什么，不是我真的想法。”彭还极力否认对自己“里通外国”的批评，说他不懂外语，如何“里通外国”？事实上，这个“里通外国”，他翻不了。
（1）他与赫鲁晓夫说，中国过去不了解你的政策方针，现在了解了；
（2）他曾与布尔加宁说，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一个统一体；
（3）苏联曾派一个华裔（苏藉）情报人员，单独与他联系；
（4）赫鲁晓夫在外国公开说，彭德怀是他最好的朋友，高岗也是他的好朋友，毛泽东是穿旧了的破套鞋；赫鲁唬夫至今仍然支持彭德怀。
还有很多材料不宜公开。中央没有冤枉他。

彭徳怀还在申诉书里吹捧自己早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就在军队里组织士兵委员会，搞平江暴动。

彭德怀很善于在我们困难时期搞些活动干扰我们的工作，庐山会议我们上了他的当，现在不上他的当了。我们现在主要抓当前工作，他的问题中央已经组织了以贺龙为首的委员会来审查处理。除了彭徳怀要翻案，最近又出了高岗的翻案。

习仲勋从宗派主义出发支持李建彤的《刘志丹》小说，要为高岗翻案。可是毛主席保护习仲勋，此案已交由总理、康生同志去审查。
第二是单干风。
毛主席分析在困难面前，党内有三种人：
一、坚决克服困雏，不动摇，如林彪、周总理、柯庆施、李井泉、彭真、陶铸；
二、动摇害怕的，如邓子恢；
三、幸灾乐祸的，如彭德怀。

邓子恢在民主革命中是坚决的，但对社会主义革命没准备。过去大砍合作社，现在又大力宣传“包产到户”，到处做报告，在党校做报告，很多人同情他。又在军委后勤部做报告，等等。罗迈同志用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育他，不知他能改正否？

毛主席要我们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他根据山东、河南等地同志的汇报分析说，再有三年时间，农业经济会得到恢复，集体经济会有个大发展。

田家英在传达中未提及刘少奇、邓小平的政治态度，也未提及陈云，只提了邓子恢。但邓子恢并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十中全会上正式挨主席批评的也是邓子恢。

（三）毛主席要我们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他根据山东、河南等地同志的汇报分析说，再有三年时间，农业经济会得到恢复，集体经济会有个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