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有化大逆转（上） –威廉•韩丁
【 摘要：数字是具有欺骗性的，其欺骗性的根源在于环境、资金、劳动等差异，在分析之前，须清楚各个被比较的概念。】
威廉·韩丁：美国记者，无产阶级战士。
前言
1989年的“六四”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显示“改革”时代的独一无二了：向天安门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它像一道闪电照亮夜空，揭示出中国当前统治集团的反动本质。
早在1989年6月之前，“改革”的本质已被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所洞察。然而，西方的传媒和学术界却几乎都被改革的花言巧语和市场的“蓬勃发展”所催眠，以致看不见事实在自己眼前展开的真相。概因私有化合于他们的偏见，而改革带来的消费的繁荣又证实了其正确性，所以他们不再细致观察分析潜在的趋势：经济混乱、基础败坏、环境恶化、社会瓦解、文化萎靡，以及不断上升的可能撕裂中国社会的阶级对抗。
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20多年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就指出邓小平、杨尚昆、和他们的“铁杆”同伙是走资派。他准确的预见到，如果这样的人上台，他们就会把马列主义的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会改变颜色。
令人惊讶的不是毛的预言何等准确，而是这预言的应验何等迅速！邓把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开始“改革”不过是在十一年前。大的变动，例如在农村全面实行分田单干，允许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雇工剥削，仅仅是在五年前。然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无法预料的苦痛却使得中国人民疏远了邓，特别是最受改革“恩惠”的城市居民，在89年的五、六月间，全国各地的示威者占据了大街小巷。
邓以枪炮和坦克做出了回应，给劫难后长安街留下数以千计的死伤者。凶残的军事镇压宣告邓在道义上的破产，随后在全国展开的政治犯大搜捕更明确无误的揭示出改革究竟是什么颜色、从来是什么颜色。
不要犯糊涂了。北京的头头脑脑们已经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他们不再是革命的策划者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们是新产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忙于将经济划归于巨大的家族采邑，做好准备按照买办的模式把中国完完全全卖给出价最高者。在广场的屠杀并非什么过失，不过表明他们窃据领导位置以来所推行的路线达到了一个顶点。他们着手拆除解放后中国人民耗费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和习俗。他们这样做却使得他们站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邓是怎样从一个倍受尊崇的英雄、与“万恶”的四人帮做不屈的斗争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腐烂堕落的独裁者和一个满身血污的刽子手的呢？
部分答案可以从席卷中国的改革中找到。我的这些文章，把从农村解散农业合作化开始的改革历程编年记录并加以分析。这本文集将作为有力的案例，对资本主义道路能发展中国做出质疑，并提出这样的疑问：改革的领导者们，在选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是否已经蜕变了一小撮官僚资本家――如同解放前从政治和经济上操控着中国的蒋介石集团“四大家族”一样。
6月3号和4号发生的一切，指向这样一个结论，邓和他的同伙们已经成为新的官僚资本家集团。他们通过改革，尤其是私有化和自由市场贸易的开放政策，使得官僚们可以控制经济命脉，并形成了与大的跨国集团分享利润的买办性质的伙伴关系。这就足以解释，为何当学生们提出要求要平等对话、自由言论、真相报道和官员财产公开时，邓断然拒绝毫不让步。在天安门，最重要的并非革命的未来，而是统治集团的信誉和他们统治的合法性。任何泄漏高层不择手段的统治秘密的行为都对邓和他的“四人帮”意味着“红色警戒”。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时邓在1960年代早期所说的。正是这句话使他得以闻名。到了80年代，人们观察到这个大人物的社会实践之后，对他的名言做出了适当的修改：“白猫黑猫，抓不住老鼠不要紧，只要没被抓住就是好猫。”
当中国的学生和市民对“猫”的所作所为追究不放时，情况发生了逆转。不顾可能带来的后果，他给予了回击。
中国的农村改革
【注：指1988年即改革开放的第十年，中国粮食产量停滞不前，关于农业的当年投入和长期投资都下降，农业的基础设置已被破坏，环境日益恶化。】
不断尖锐的矛盾，持续上升的代价被一句“一切都是过渡性的”所勾销，所有的麻烦都能够而且终将即使解决。这些问题并非“均衡态特性”――借用一下政治学家JohnElster的话，它们并非新政策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后果，仅仅是凯歌高奏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泛起的短暂的涟漪。这样，当问题不断涌现时，出现的是要求改革全面深化的呼声。问题并非来自“太多，太快”，而是“太少，太慢”。
【注：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大批中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大小官员“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即自由市场的奥秘，从而在中国大陆刮起了实用主义风。】
有人也许期待着国内外做出更加深思熟虑的反应，但自从邓上台并从1978年开始推行改革之后，五湖四海，几乎没有听到任何批评。许多中国人，也确实质疑过甚至抗议过，激起了持续的挑战和争议，但冲突并没有表面化。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控制在改革支持者的手中，无论是国有的、国家资助的乃至私人的。不过这不能解释为何缺少来自海外的批评声音。
到了1972年，甚至是尼克松这样的死硬分子也转过来了，在整个西方世界面前，亲自到北京访问并承认毛的政权的合法性。从此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直到1978年。当邓上台并掉转方向时，他赢得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支持。专家们很快中国的声明中从得出结论，新的过程表明改革是“资本主义式”的。
对合作化农业的改革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低调的指示，推荐开始在小范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农户家庭与队或村签订合同，规定应当上交国家和生产队的部分，剩下的产出归农户。在一些偏远地区，人口居住极其分散，集团开会、生产和公共财务几乎没有意义，这个家庭合同制或者“责任制”被认为是不可取代的。
我根本没有想，这个显然是从集体化农业后退的政策，会被邓用于清算整个集体化农业系统。经过一段时间，这项政策的最终目的日益明朗：全面的私有化，丝毫不考虑社会的意愿以及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环境。
细碎土地上的成功
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东北民谣
【注：指韩丁与1983年夏，乘飞机从北京到上海时，向下俯瞰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的华北平原带来的变化。】
对合作化农业的改革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低调的指示，推荐开始在小范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农户家庭与队或村签订合同，规定应当上交国家和生产队的部分，剩下的产出归农户。在一些偏远地区，人口居住极其分散，集团开会、生产和公共财务几乎没有意义，这个家庭合同制或者“责任制”被认为是不可取代的。
我向下看着，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这不是土改前的所谓的“邮票一样小块”的土地，是比那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那些土地是那样狭窄，以至于马车经过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倒了另一个人的土里。中国的农民一度曾有了这样的生产规模和农业制度，使他们可能同那些高科技导向的机械化武装的城市居民兄弟们一起，多少能算同步的进入现代社会。可到头来却成了这样！就像荧光屏上闪过的一个小小的亮点，曾经有过的规模化生产，曾经有过的制度，就这样消失了。历史的书卷中，这新的一页刚刚翻开，却又马上后退了千百页，又一下子回到了起点。一个目瞪口呆的农民同志对我说，“我算看明白了，通过农村改革，共产党把农村这块包袱丢掉了。从现在起，他娘的，你要是落后了就只能怪你自己。“
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许多的农民拥护改革，合作化时期也有不少的村庄陷于萧条状态。现在，个人有了土地生产的决定权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决定自己从事的副业，加之同时期农业品价格的上涨，这都使不少单个农户了可观的收入。然而，在我看来，单毫无理性的将土地分为细碎的小块这一项，就足以抵消政府所能看到的、或是精心修饰使其看起来比美妙的所有的优点。在我看来看，面条一样小块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条。我无法想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拥有小块土地小农可以有什长远的的希望，而且他们当然不是中国现在这样的只有有四处分散的一两亩土地的小农。农民用锄头耕作，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一年到头最多就能收获一吨粮食，只是我在宾夕法尼亚用拖拉机机械化耕作产量的八百分之一。一吨的粮食，只值一百多美元，就将要决定无数这样的耕作者未来的生活水平。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的增大，和自由市场带来的无情的剪刀差，小农们无论现在享受着怎样的繁荣，都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进一步，退两步
不过，“责任制”初步显现出来的一些结果，似乎证明了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许多“面条一样小块土地”的承包人，收入上升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在这收入上升的背后，不仅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因素，而且还有国家对超定额纳粮者的奖励。由于化肥，农药供应充足，灌溉用管道增加，获得国家的超定额奖励成为一件容易的事，这样以前住在闭塞的村庄里的农民们也找到了同往市场之路。与此同时，许多不愿或不能得到土地承包合同的人，外出自谋出路。他们中只有一小半能找到工作，但能够找到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是手工艺者，小贩，车夫，建筑工，短工等等，大多收入增加了。就这样，随着改革势头的增长，农村里不少人的生活改善了。与我的预期相反，农产品的产量普遍与以往持平甚至有所上升，至少从图表上看是这样（官方的统计从来不会犹豫尽量的利用产量数据，尽管冷静地看那些数据仅仅是产量预测而已）。而且经济作物，如棉花，油菜籽，烟草和其他特产，因政策性大幅涨价产量增长尤其迅猛。考虑涨价和非农收入带来的收入增加，农村经济出现的“生机勃勃”的增长有了根据。
改革看起来确实有效，至少在如此美妙的丰收面前。如果有什么严肃的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个私有化的“新社会”通向何方？改革之路是否通往社会主义？
到处都是改革带来的繁荣昌盛（而实际上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看起来没有多少人会关心最终的结果。不过，因为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承诺搞社会主义而且也很重视毛主席提出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改革家”们以承诺坚持社会主义来获得“顽固派”（难道他们不是“动摇派”吗？）的支持——而同时“辩证”的发展并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含义。（译者注：若干年后一度洛阳纸贵的《交锋》一书的作者这样评论到：“联系后来改革的历程，人们发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包容也在不断扩大，这是解决中国人思想困惑的极为有效的措施。”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不仅包产到户、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而且私营经济、雇工剥削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多么幸运呀！他们一下子就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都奉旨投身到这项任务当中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发明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大筐——这样美妙的词儿，他们把社会主义定义降低为：
- 1）公有制，因为土地仍然是国有的；
- 2）按劳分配，因为签署承包合同之后农户们都是自负盈亏；
当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存在大量农户（鱼塘的款爷，果园的财主，养鸡场的大亨——诸如此类媒体的新宠）雇用邻居并将大量的利润装入腰包时，理论家们开始宣扬管理也是劳动（从来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却并不澄清资本带来的收入和劳动所得的差别。这两者于是都统统归结为管理的努力应得的合法回报。剩余价值消失了，剥削也随之不见了。“怎么会有剥削呢？”他们问道，“被雇的人比干自己的农活挣的钱要多啊！
”这套“公平合理的一天的工作应当得到公平合理的一天的收入”的逻辑打消了对剥削的顾虑，至少对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是如此。中共中央认定，只要工人数目没有超过八人，雇工是没问题的，甚至是再好不过的。雇工在8人以内的都是“个体经济”。在这些企业里工作的人被认为是雇主的家人（从实际情形来看也确实有不少人是雇主的亲戚）。这样一来，如果存在剩余价值的话，也仍保留在家族内部。但很快这个解释就行不通了，在新生的富有的企业主里，不少人建起了工厂，并拥有成百上千的雇员。这些企业主无论言行举止还是挣钱花钱的方式都与资本家一样。再不能认为他们雇佣的都是亲戚，再也不能认为工作条件和支付的工资是公平的。现有理论不能驱除剥削的罪恶，于是新的折衷方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应运而生，为剥削的现实提供了合理的生存空间。这套新的辩护说词大概是这样说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需要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因此只要能实际上刺激生产力发展，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被定义为等价于社会主义的进步。邓总是强调“抓老鼠”，也就是说通过一切的方式方法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包括那些看起来不错的旧时代的做法，私人为了获取利润而投资等等——就像我的老同事，纽约奶牛场联盟主席ArchieWright曾说过的“一块钱该怎么挣的，就怎么去挣”。有了这套推理，中共中央创建了叫做“私营企业”的新的企业类别，一个没有任何限制的类别。这套实用主义的做法在社会上推行之后，很快产生了各种的反常现象，矛盾冲突，并加速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在这个阶级斗争被宣布为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社会的两极分化，也就是阶级分化，主要是大量的小农变为廉价的雇工（在集体化时代他们是公社的股东），同时也极少数人成为了资产阶级。农村改革后，大量小农从小资产阶级变为工人阶级，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阶级转换。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农业生产机械化带来的剩余农村劳动力造成的。在成为工人阶级的这部分人中，有的是因为不想签承包合同，大部分则是因为年龄，健康，性别，缺少劳力或是耕作工具等等。这次的阶级转化也有其特别的地方。大部分成为新的工人阶级的个人，他们的家庭在农村仍有小块口粮田，虽然生产的粮食够自己吃但不能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从收入的主要来源看来他们已经成为雇佣工人，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他们只是放弃了或者失去了从事商品生产的土地的承包合同。这一点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将在最后一篇文章《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谈到。
除了两极分化，改革带来的最惊人的后果是社会风气的败坏。私有化，使得农村经济退回到与解放前相似的境地（很多将土地承包合同转包出去的人，所作所为就跟过去的地主一样），同时也带回了旧社会所有的陋习：迷信、赌博、吸毒，以及操控这一切并从中牟利的新生的黑社会。从文化环境来看，带着浓厚的封建意味的旧风俗、旧习惯、旧意识形态还有旧的迷信统统卷土重来。没有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大自然，农户们自觉的退回到旧文化的支持者，诸如重新开始拜土地、祭灶神等等。张庄最新的建筑就是一座土地庙。他们又热衷于嘈杂的传统的庆典，付更多的彩礼，办更浪费的婚礼和奢侈的葬礼，建更铺张的坟墓，为了应付这些高昂的开支他们又开始借利息惊人的高利贷。理性和科学的承诺退却了，革命努力提倡的节俭、朴素失败了。
党组织内部的堕落同社会风气的倒退一样严重。一旦党叫农民开始自己致富，党员怎么能不带头呢？否则，就没有人相信党是支持“先富”那部分人的。为了追名逐利的蝇营狗苟破坏着共产党员应守的准则。领导的滥用特权，一直是集体化系统下的严重问题。现在更和金钱联姻，为了追逐财富，腐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大肆扩散。渎职、回扣、投机，使得党还仅存的一点威望降到了低谷。
更令人担忧的是，国家已不能指望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在同外国公司、跨国公司做交易时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这个层次上，社会风气败坏已威胁到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抛头颅洒热血辛辛苦苦换来的国家主权。
最后，改革也引发了对环境的空前的破坏狂潮。因为每个家庭从此必须自负盈亏，经济活动的目标从追求长远利益一下变为追求家庭利益的收入最大化。这一变化使得数以亿记的人们开始寻求可以带来快速的收入或是直接的收益的一切事物。这引发了对已受破坏的脆弱的环境的一次大进攻，遭受劫难的不仅有山地、树林、水资源、草原、渔场、野生动物、矿藏，还有一切可以被砍伐的、被耕作的、被抽取的、被发掘的、被捕获的、被拿走的⋯⋯在集体化农业时代，矿藏和林木这样的资源都被认为是国家财产而保留，不过也允许当地有控制的开采、砍伐（不幸的是也时常遭受滥采滥伐）。
国家对如何使用山坡、草原、大片水资源以及其它容易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做出了规范（虽然不是所有时候都有效）。而许多公社为了公众的利益，也执行和强化了上述管理。改革后，公社不复存在无法再限制滥用自然资源；国家不仅放松了对自然资源保护规定，就是仍存在的规定也无法执行。从这些年的经历来看，我得出的结论是，邓集团在中国搞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倒是和50年代初土改后搞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非常相似：公有、私有、公私合营、公私合作等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虽然看起来运转得似乎不错，但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经济形态是不可能巩固的。
从这些年的经历来看，我得出的结论是，邓集团在中国搞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倒是和 50 年代初土改后搞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非常相似：公有、私有、公私合营、公私合作等所有制形式的混合经济。虽然看起来运转得似乎不错，但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经济形态是不可能巩固的。
工业、运输和贸易中最有活力的部分都来自私营部门。虽然所占比例不高，但它们增长速度却是最快的。通过将公有企业承包给经理，政府也在为公有经济的私有化而努力。再考虑到已经全面完成私有化的农业，结论就再清晰不过了：
- 1）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按自由企业的方式运作了；
- 2）除农场外的农村，实质上将很快实现私有化；
- 3）通过承包和向管理层的让步政策，公有经济也在朝同一方向发展。这些看起来是难以构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
【注：自1985年秋天开始，农业部统计粮食产量逐年下降。】
1985年也是其它领域的转折点，正是这一年，价格双轨制使得高层的投机者的职务腐败，不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峰。
同时，中央向地方分权政策，使得省、直辖市在贸易领域成为实际上的独立王国。一方面他们设置对自己有利的省际贸易壁垒，比如囤积紧俏物资和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向国外大肆购进昂贵的豪华轿车等大件消费品。这样，他们很快花光了国家的大量外汇储备。中国当年与日本贸易中入超达150亿美元，大量进口也挤跨了很多的苦苦挣扎的国内工业。在此期间资本投资激增，但大部分没有进入生产部门而是进入了非生产性部门，如城市高层住宅，办公楼、娱乐设施和几乎空置的豪华旅馆。政府的所有部门都争先恐后的挤入有巨大利润前景的涉外旅游业，但鲜有成功。与此同时，没有任何单位能够启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工程，因为合作制度被取消后无法无偿动员农民，而没有任何单位有钱投入。没有生产作为补偿的消费带来了通货膨胀，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冲击了城市居民。他们已经将收入的一半用于食物。但通货膨胀同样也使工业品价格上升，尤其是燃料、化肥、杀虫剂和农用机械，
这使得农民减少购买从而也对农产品产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改革给经济带来的刺激日渐消退，1985年改革家们开始遭到报应了。直接的和承包制的私有化，以及经济从政府导向开始转为市场导向的所带来的矛盾不断尖锐。当年10月，主要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学生游行，抗议日货泛滥，物价上涨，腐败盛行。
关于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以不再是：这条道路将通往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的资本主 义特征是明确无疑的。新的问题是：这条道路是前进还是后退？
责骂的典范
五十年代人帮人，
六十年代人整人，
七十年代人骗人，
八十年代个人顾个人。 ——山西农村民谣
“凤阳之旅”写于 1983 年，应当时的副总理万里之邀访问了安徽省之后。在那里我看到了改革可能给农村带来的最好的一面，但我也看到了土地私有化和“零散化”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最严重的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一端出现了“先富”的私营企业主，一端则是廉价的雇佣工人。
精明而可怕的特色
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 ——1989 年北京的顺口溜
回顾迄今为止的十年，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一些在十年前不太明显的特色。其中之一属于改革家们惯用的手段。在改革的整个进程中，他们采取的手段都是这样的——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或者上层建筑领域中多少不太起眼的问题入手进行“试验”，从而避免引起太多的争议，然后以试验卓有成效为名大规模的进行推广，而且也不再限于试验的原有目标。在推行这套渐进的、曲线式改革的过程中，改革家们总是避免与可能反对他们政策的强大的社会力量正面冲突。而当任何可能的反对者明白过来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改革家们攻击的法律或实践已被基本改变。
邓首先用这套渐进的办法实现了农业的私有化，然后又用同样的手法解决了私人雇工剥削的合法化问题。禁止一切私人雇工的政策被修改为允许“个体”企业雇用8名以下的工人，后来又放松为批准私营企业雇用成百上千的工人。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就从禁止剥削转变到全面允许剥削。最高领导们为私营企业正名，称其为新近发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要经济成分。到1988年底达到的目标是，私人所有已占全部工业企业的30%，而职业经理人也通过承包逐渐占据着残留的国有部门。与此同时，国家计划在工业领域将其所持有的国有资产以股票的形式出让给工厂职工、个人经营的国有单位以及私营企业。
改革家们娴熟地重复着这套手法，直到大家都明白，改革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思想，探索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道路”。改革的领路人们并没有“摸着石头过河”——就像邓声称的那样——他们处心积虑，蒙着面罩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而代之以一整套与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相适应的所有制，生产关系，法律，习惯，文化。
可以看到的第二个特色，是改革又给中国带来了似曾相识的一幕：上层腐败糜烂，特权飞涨，而严峻的通货膨胀使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民的处境日艰，难以为继；就像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的曾经苦难的重演，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国民革命瓦解了，早于共产党获取政权另一个革命党——国民党蜕变了。共产党在49年革命胜利后有效的压制了腐败，但从来没有根除过。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腐败的复苏。腐败的大跃进始于1985年，那一年改革家们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这是用市场经济取代“万恶”的计划经济的一个步骤，改革家们假定通过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对市场公平合理的调节。但是价格双轨制引发了大量官僚利用差价牟取暴利，这很快被观察家们命名为“官倒”。这种形式，正如被流放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4所说的，是“通过权力（或关系）从低价的国有部门获取日用品或者其它紧俏资源，然后在私有部门高价转手倒卖。”日益增长的倒买倒卖消除了价格双轨制可能带来的任何益处，而且使得高得惊人的通货膨胀问题更加严重。
高级官员通过官倒投机得以“先富”，同时大量的高干子女也投身到各种商业活动中，尤其是利润丰厚的进出口业务（法律禁止官员做生意）。这两者合在一起，表明一个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就像解放前统治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一样）正在日趋成熟。
敏锐的观察家们已经对此发出了警告，其中有被流放的记者刘宾雁。“很多中国人担心，”刘这样写到，“在中国大陆又将出现像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那样，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利的买办集团。这样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既然中国事实上已经对世界敞开了大门，那么国际资本与国内腐败官僚相勾结，是否将像刘宾雁预计的那样产生一个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从而威胁到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呢？一旦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后果看起来是无法避免的。
天安门事件
无论是遍及全国的广泛的抗议还是邓对其血腥的镇压，都表明邓的实用主义路线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危机。人民不能接受邓刮起的私有化风潮导致的结果；而邓及其党羽也不能够接受任何的民主的妥协，哪怕仅仅是象征性的，因为这会限制他们为所欲为主宰中国的权力。结局是愤愤不平的群众和一小撮失去了任何统治的合理性独裁者之间的僵持对峙。大量的共产党员，政府官员，军人现在都和要求变革的人们站到了一起。但是没有任何人（当然也包括那些引发抗议怒潮的学生）站出来给出一个清楚的答案解释究竟是什么地方错了，或是提出一个扭转局面的可行的政策。即使被资本主义道路带来的结果所震惊，很多人仍然无法把现实和产生它们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联系起来。
但是，天安门的大屠杀迫使每一个人去分析和重新评价我们近十年的历史。作为对自封的改革家们血腥屠杀和残酷镇压的回应，仅仅要求民主、自由和进一步改革是不够的。人们必须反抗和揭露假 社会主义者们掩饰资本主义道路的花言巧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必须作出明确的选择，赞同复兴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变革，并为持久的斗争做好准备。
1978年张庄
【注：此处节选作者对亲自参与建设集体制村庄张庄在改革前后变化的描述。】
村子里两极分化相当明显，穷苦农民和雇佣劳动者的坯房，屋顶上是泥和稻草，而老板和富农则是砖房， 屋顶上是瓦片，对比鲜明。富裕家庭利用整个庭院，而穷苦农民只能在他们能找到的有墙的地方铺床 睡。这是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前的状况，土地改革 1945 年在山西进行，1950 年遍及中国北部。
改良土地的工作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受阻更大。张庄1/3的土地已经属于铁路、市有水泥厂和锯片厂。队里得到了相当于三年土地收入的现金补偿，可是锯片厂毁了一个灌溉工程，这个工程花费了农民成千上万的劳动日。这些劳动没有被补偿。
让我觉得压抑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正视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即使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对此的支持也是越来越少。新疆和东北土地的联合收割机，国营奶牛场的挤奶机可以算是政府支持农业机械化的正面的例子。但是，用于山西农村玉米播种机、收割机和除草机等等，就不一定得到政府的支持了。这种剧变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几乎不能想象。政府没有任何计划要实现它。事实上，公共舆论大多持反对意见。机械化有风险就不要机械化，这样的标语维护了锄头的地位。
凤阳之行1983
从省会合肥往北行途中，第一件打击我的事情是安徽北部农村的极大退步。我们似乎在时间上滑到了中世纪——被废弃的灌溉工程，留下了成群满是碎片的土坯房屋，在没有框架的窗户和门上面是黑色的茅草房顶。泥土围砌的院子刚刚高于街道的污水坑。一些猪背部凹陷，它们倾斜着身子，满是蠕虫，在喧闹的脏乱的孩子中间漫无目的的游荡。仅仅是这些孩子们身上的衣服，掩饰了对可怜贫穷的普遍印象。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到处跑着，它们不是穿着解放前的破布衣服，而是穿着制作得很不错的夹克和裤子，它们是由带有印花的机器织的布做的。尽管街上的孩子很多，但闲逛的无所事事的大人们更多，他们看样子除了时间之外一无所有——悠闲的时间是世界上每个落后乡村的祸根。
【注：由于地方政府错误领导和自然灾害（1978年大旱）等原因，合作社模式在安徽是失败的，下文为韩丁走访各县探索失败原因。】
副县长王长泰说，这是因为任何个人付出的努力和他所获得的回报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农民根本看不到通过努力能给他们个人带来任何进步。他们的目标就是干尽可能少的活，依赖政府把每个人带到第二年的春天。当坏天气破坏了他们的努力时，即使政府也不能弥补这个空缺。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出去乞讨。王说，在过去10年中有9年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无论是干旱还是洪涝。每年冬天平均5万人离家乞讨。在最糟糕的年份，15万人出去乞讨。出去的人并不总会来。在回来的男人中，许多人再也找不到老婆了。人口增长缓慢。在某些地方，人口甚至减少——这个现象为新政策的成功搭好了舞台。当到了分配土地的时候，每个人得到了至少2亩土地，有的人得到了多达5亩（几乎有1英亩）土地。这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至5倍，并为家庭式的生产提供了相对牢靠的基础。
我发现自己很难理解，为什么合作社在安徽如此沉重的失败，而在我近年来参观过的其他地方却是如此的成功。1980年由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新任命的中国共产党凤阳委员会第二书记翁永锡——所做的全国调查表明，在中国有30%的合作社发展得很好，30%做得很差，另外的40%位于中间水平，既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没有得到惨重的失败。我所见到的大部分成功的合作社都在北方，尽管不是全部，它们位于或者接近老解放区，那里的农民最初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它领导了抗日战争或者反对国民党的解放战争。长年的武装斗争培养了懂政治的农民干部队伍，他们后来领导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而且都领导的非常好，至少在许多地方都如此。在另一方面，安徽省没有经过这样的历史。1949年被北方的部队解放，1952年在外面人员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然后没有经过任何互助组的实验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土地合作运动，这在短短几个月就实现了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跳跃。在初级阶段，当分配收入的时候，所占有土地的份额会算在内，但在高级阶段，仅仅是劳动力会算在内。在后一阶段甚至都没有在表面上取得巩固之前，公社运动就把平均主义发展到了空前极端的程度。因此合作耕种（在这里）从来没有获得过威信。
根据王永锡的说法，安徽的合作化运动违反了农村组织的两个基本的原则：
- 第一个原则是农民必须是基于本地模范在经济上的成功，而自愿地参与；
- 第二个原则是收入必须基于所付出的劳动进行分配（按劳分配）；
党的领导人忽视了这些基本原则，在他们能够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合作化的高级阶段）能够取得的优点之前，就匆忙的催促农民进入到合作化的高级阶段，并且建立了收入分配的形式，这种分配形式把收入或多或少的根据人口进行平均分配，而没有考虑到个人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经验的地方领导人，在新的按人分配的体制下，不能够激发任何生产的热情，只能利用自己的权力筑起了自己的安乐窝（即只为自己谋福利）。这样周期性的，揭露、挑战并取代他们的人，当面对同样的惯性时，也最终使用了同样的价值观，开始为他们自己服务而不是为公社服务。解放30年后，当安徽的农民不能让人均产量比他们开始（实行合作化）时有任何提高的时候，像目前党的第一书记王宇新，它的副手宋林生，和副县长王长泰之类的人决定，是到了痛苦的重新评价（合作化）和倒转前进道路的时候了。
王宇新说这个决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们决定试验的道路就是刘少奇臭名昭著的“**三自一包**”【注：“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政策的变种，刘少奇的政策多年来被谴责为“资本主义道路”。王和他的同事从两个阶段引入了这个道路。第一步，他们催促农民把他们的生产组分成许多小组，每个小组根据合同只在指定的土地进行耕种。当这个措施在1979年取得了一些成效之后，领导们就催促农民更进一步，根据“大包干”（包括所有东西的合同）的体制一家一户的签订土地合同。大包干最应该描述为：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王副县长说农民承包了土地之后产量上涨的原因是：
- （1）农民劳动更努力了
- （2）他们买了更多的化肥（是1978年的4倍）
- （3）他们种植了大面积的高产量的杂交水稻
- （4）他们认真的灌溉每片土地（预先为每立方米的水付钱使这成为必要）
在大跃进的年份里通过集体劳动建造的这个水库，仍然是国家单位。该县雇用的职员必须通过销售鱼和水为日常运转和资本积累提供资金，但在1979年以前，这两项产品都没有带来多少收入。当农民集体需要水的时候，县里的官员没有选择只好放水。获得水的人开始答应说以后给钱，但非常少的人遵守承诺。每年该县不得不投资3000-4000元给水里放些鱼苗，但偷猎者把大部分都偷走了，以至于官方每年捕获的鱼都没能挣够足够的钱来支付鱼苗。
1979年所有的情况都改变了。开始，水库职员在付现款的基础上释放灌溉水。下面的小组、大队和公社不得不提前从农民用户以每100立方米0.5元的价格收钱。同时他们组织了一个水监护队，每个小组，每个大队轮流来，保证水到达了每个地点。水库职员，由于手里有了钱，就额外释放了足够的水以弥补由于蒸发和渗透导致的水流失，并且保持水流直到每个家庭得到了他们为自己的土地所支付的水。水的收入从1978年的6000元增长到了1982年的49000元，水库第一次变的富裕了（有存款了）。
其次，水库职员重新组织了渔业。作为国家单位的水库承包给了3个附近的公社和5个水边的大队，并且以每股2000元的价格卖出了开发股份。水库买了其中的3股，每个公社买了一股，5个大队合买了一股。这带来的足够的钱来给水库存放鱼苗。由于他们投资了金钱，当地人密切注意并赶走他们发现的偷鱼者（曾经有一个人在逃避追捕时淹死了），他们共同捕获的鱼超过了100吨。以每吨800-1000元的价格，每个单位都获得了成千上万的金钱。忽然他们又有了一个值得开发的副业。陈经理估计未来潜在的产量是200吨。王副县长认为总数能够可能达到1000吨，如果他们寻找方法放养在不同的深度生长的鱼类，这样下面的鱼就能够以上面鱼的排泄物为食。
我们对该县的快速调查——对东西南北先进单位的四天紧张参观——揭示了正在前进中的县城：农业和工业产量增长，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每个人都把进步归功于“责任制”，归功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它把个人努力和直接收入相联系并给每个劳动者提供了很强的刺激进行生产。结果看起来证实了这个理论，但县的领导们只是顺便提起或者根本不考虑许多与物质刺激无关的因素，这些因素也能够使显著的生产纪录成为可能。
支持产量增长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是水利基础设施——大坝，灌溉设施，河沟——是由过去的集体劳动建造的。农民们在大跃进中建造了大量的这些基础设施，大跃进被“责任制”的支持者们嘲笑为极左，唯意志论和冒险主义，但如果没有大跃进，凤阳今天能有多少水能够进行分配呢？在大跃进很久以前，成百万的人也在改造淮河盆地。他们建造了水库以保存流失的水，建造河沟以控制水库不能保持的水。没有这些集体努力，现在的任何人能够有希望控制充满危险的淮河旁边的低地里的洪水么？
其他伟大的工程设施也是必需的，如果凤阳的农民想在未来能够突破到新的粮食产量。这些工作能够在“责任制”的框架内实行么？能够得到资金付钱给人们让人们为了金钱而单独做他们曾经为了工分而集体做的事情么？在过去，人们把他们的劳动投资到能够带来未来收益的工程中。他们在数月甚至数年之后才能收获回报。（如果要做类似的工程）现在农民要求根据天数或者月数提供报酬，那么必要的资金从哪里来？
劳动力供给没有问题，听见这种说法并不惊奇。我已经描述了成千上万的人如何在冬季的月份里无所事事等待春天的播种季节再次到来。集体经济时期总会在农闲时节组织农民劳动，这条常规被指责为浪费劳力，因为农民的干劲不高。但是那些浪费真的超过了今天由未用的劳动力所造成的浪费么？
王副县长向我确认，大的工程仍然是可能的。在1982年的大水季节，当淮河威胁要冲垮堤坝时，县领导人派了30000人加高和增强堤坝。县里没有付钱，但取代的是给每个家庭、每个个人安排了需要完成的份额。每个完成自己的份额的人可以自由回家。工作进展迅速而且良好。王说，要比过去的集体劳动好得多。
然而，这项沟渠工作在我看来是个特例。发洪水中的淮河在洪水到来时给所有的居民都提供了明显和现实的危险。县里的官员可以不付钱来动员人们保护他们自己以免河水溃堤。但他们能够不付钱而动员同样的人们建造对他们未来有用的事情么？而且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做，其他人能够不指责该工程为平均主义的复活和另一种方式的“大锅饭”么？
支持产量增长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粮食价格体系，该体系慷慨的回报出售给国家多于要求份额粮食的人。该体系的另一个变种已经长期起作用了。这不是一些最近的报道所暗示的由四人帮领导发起的。正如该体系今天所做的，高于份额的粮食以高于国家标准50%的价格出售。由于凤阳农民过去产出的如此之少，以至于他们的份额一直很低。一旦他们能够提高产量，他们开始收获高于份额的粮食，并以优惠的价格出售。优惠的价格是收入增长，并让农民能够在生产上投入更多，这反过来促使产量变得更高。当产量继续增长，以优惠价格出售的粮食不久就超过了以标准价格出售的数量。额外的收入用来进一步加速上升。今天，凤阳县生产的粮食有多于80%都高于规定份额的粮食，而且他们以高于标准50%的价格出售。也就意味着中国全国都在资助凤阳的农业投资和农作物生产。财富在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责任制”通过释放农民的积极性使得该进程能够进行，一旦该进程开始，通过以高于正常价格出售粮食而带来的额外利润就给当地的经济增加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当资金涌入时，人们把大部分都投资在为粮食生产的增长提供能源和供给，并且收获了利益，这比单纯扩张的劳动力带来的增加要多得多。把所有的进步都归功于“责任制”，掩盖了高于配额粮食的高价格的影响，它给这些进步提供了巨大的贡献。
在供给缺乏的情况下，有钱也买不到东西。1978年以来高增长的第三个主要因素便是由于不断提高的技术水平和物质水平的支持，而这种支持过去是不曾有或仅仅在60年代初期有过的。当我问农民他们这种高增长的具体原因时，他们都说“承包合同给了我们动力”。但是，一个人无论如何努力工作也不可能使任何一块土地的产量翻两番，当我以此反驳他们时，他们都说“那当然啦，我们购买了更多的化肥”。
事实证明，农民们不仅对每亩地所使用的化肥量是过去的四到五倍，而且他们还首次使用了磷肥以及氮肥（他们仍然还没使用钾肥）。多种肥料组合的大量使用对产量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当我问及他们以前为什么没有买更多的肥料时，他们说以前太穷了。但是确切的是，政府过去一直都有贷款给农民购买肥料。我猜应该是十年前供应不足的缘故吧。即使合作社的农民们在过去能够找到足够的钱，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能够买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当我问到他们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来提高产量时，他们都说“优良的种子”。他们极为称赞某几种冬麦品种，但是谈得最起劲的便是杂交水稻这一项重大的突破。杂交水稻的推广使得这个国家的粮食产量几乎翻了一番，而这在五年前是无法实现的。“承包责任制”正是及时抓住了这项新技术并把它推广，新技术的推广反过来又使得这种承包责任制看起来很有效。难道有谁会说旧的那种农业合作模式没有使用杂交水稻的优势？我并不这么认为。数年前山西引进杂交水稻的史实便否定了这种说法。在跟农民纠缠于有关获得高产的物质条件这个话题时，他们也时不时地提到了虫害的控制。看来，每一户人家现在都有一种喷雾器，以使用杀虫剂和杀菌剂来防止水稻、小麦、大豆和烟草的虫害。这样一来，只要虫害有所呈现，人们便可使用这些药剂在数小时之内把它们消灭掉。而在过去，整个大队也就仅有一台或两台这样的喷雾器。我问他们“为什么只有这么少呢”，他们答道：“我们太穷了，买不起更多的工具。
”或许“承包责任制”是让所有这些因素产生效力的催化剂。如果没有“承包责任制”，凤阳一带的村落或许还会继续萧条下去。然而，必须记住凤阳的生产起点水平是如此的低下，以至它的增长如此明显。四年之后凤阳的农民才达到中国许多其他村庄在集体的努力下早已达到的农副业生产水平。只有在凤阳或其他地区的农民经过他们的努力把生产水平提到另一个新的高度时，这种新制度才能得到真正的检验。让那些在中国过去二十年里已经成熟的物质因素产生作用相对来说要容易些，但是要在此基础上获得更高水平的成就就难多了。
在安徽省的省会合肥，公社的领导告诉我们他们正开始提高土地生产所可能达到的上限。为维持发展的势头并保证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开始寻求专业化生产，主要包括牲畜——家禽，制酪，养牛，养猪，养兔，养蜂——以及非农产业的发展，例如那些已经开始运营的大型旅店。这些官员们所提到的几乎每一种行业都需要密集的手工劳动，就像他们所谈到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一样。他们好像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思考如何利用机械化生产提高人们对土地的生产效率。不过，这可能就是为了在保证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保证每单位产量的收益进一步增加的最重要方式。
现在看来，中国省级和地区上的领导降低机械化水平并非是偶然的了。尽管数年前农业的集体化就已造就了农场使用拖拉机的物质基础，尽管他们非常赞赏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把实现机械化提到高度的议事日程上，但几乎没有一个官员在任何水平上对其认真地对待过。现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通过把土地分成无数小块的方式打碎了这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物质基础，这样，任何人都很难再去认真地考虑如何使用机械了。土地的重新划分已经摧毁了所有机械化的经济基础，使人们不得不放弃任何机械化的打算，尽管它意义深远。
不合逻辑的是，王副县长继续侃侃而谈丘陵地和小型机器，就好像机械化必须首先从最不利的地形开始实施似的，而不是从该县最有利的地形开始。通过集中论述其所辖区域边缘的小块土地如何难以使用机械，王回避了“承包责任制”对不利地形的影响以及承包合同对平坦土地的破坏性后果。他似乎是这么认为的：机械化要么必须适合全县的所有土地，否则一块也不能适用。因此，即便新政策破坏了有利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有利因素，甚至摧毁了该县过去土地集体化的所有成果，也是不要紧的。
【注：这一点指土地私（承包责任制）有化违背公有制经济。】
“承包责任制”的拥护者们否定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这种新的承包制体系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能够让个人在集体主义的原则下发挥个人主动性的体系。这种集体主义原则包括生产资料的全民（国家）所有，土地不得买卖，租赁。它还包括一个集体支持网络，得到国家支持农民所有的供销合作社，其中国家负责供应关键物资，并负责大部分产品的销售。改革者认为这在宏观上是集体主义的，而在这个框架下，也就是在微观水平，农民们自己制定计划，决定投入的资金和劳力，因为农业生产需要农户们对其每一个生产环节投以足够的关注。根据这个论据，这就是适合中国独一无二的农村状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针对这种新的体系是否能被看作社会主义作进一步的思考下，人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即使从四年之后的凤阳县看来也是相当公平的。但是，人们也可以预见到这种由家庭联产承包所释放出来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将给集体主义的原则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并最终推翻它，而这种原则正是现在支撑着农村经济高速发展的。许多长远的问题仍待回答。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主要的问题还是两极分化的出现。当1950年开始集体化运动的时候，人们最初认为集体化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阻止社会的分化，防止农村出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通过这种方式，农民将实现共同富裕。集体化运动在实践中确实是阻止了两极分化的发生，但许多合作社并没出现重大的生活改善。所有社员都仍然很贫穷，更糟糕的是，许多人根本吃不饱。
现在，“承包责任制”的鼓吹者们对这种状况的反应就是大肆宣扬那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这种原则很明显得到了那些年轻、健康、强壮、精明以及富有挑战精神的人的青睐。但是，对于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农民，他们通过占有最好的生产资料，而不仅仅是土地，如牲畜，卡车，拖拉机，水泵，脱粒机等发家致富。我想问，对于这样的人，到底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止他们使用这些生产资料对那些没有他们这么走运的人们进行剥削呢？要知道在消费较低的50年代，一个拥有两头牲畜的农民就可以不用工作，难道一个拥有数台拖拉机的农民在今天不能这么做吗？而且，如果这些拖拉机传给其下一代的话，难道这个家庭不会拥有某种长久的特权阶级的地位吗？
王副县长还介绍，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也会得到特殊的援助：“政府给每个老人每年补贴700斤粮食，6斤菜油，一顿草、稻草以及秸秆作燃料，30元钱买衣服，30元就医费，40元零花钱。这些加起来共相当于每年300元的援助，有了这些援助，老人们就能自我照顾了。”“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王补充道，“年轻人如果看到老年人即使没有儿女也能生活的话，他们生儿育女的压力就会减小些，特别是生男孩的压力，他们主要靠儿子养老。”
为了阐释当地政府对贫困户实行的政策，王副县长特意带我们拜访了陈德芳，她是一个寡妇，有四个孩子，耕地17亩（将近3英亩）。她拥有五间新房子，配有很好的家私，跟邻居共用一台水车，养了两头猪，估计这两头猪长成以后每头能卖200块钱。在其兄弟姐妹和其小姑子的帮助下（她自己17岁的儿子正在上学）她种了133蒲式耳的小麦和稻米（平均每英亩产47蒲式耳）并将其中的一半卖给了粮站（其中百分之80以较高的价钱出售）。尽管她的收入远远超过了贫困户的标准，但她仍然得到了乡里，大队，生产组的援助，因为她丈夫在采石场因公牺牲了。她不必缴税，孩子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药费除外）。乡政府每年给她一吨的复合肥料，并且大部分不要钱，而生产队给她180元，生产组给72元以让她支付生产开销。
乡政府也给了他一本“贫困户”的册子，让她有随时向粮站出售谷物的权利。当王副县长翻看这本册子的时候，他不由得抓了抓脑袋，她出售的谷物远比她收获的多。大多数谷物都是她邻居借她的本子拿去卖的，这样他们就能更方便地出售了。他们大概给了她什么东西以换取这种特权吧。陈寡妇在这件事曝光后窘迫地向主席保证她以后再也不会滥用她的册子了。王副县长给我们介绍和阐述的措施只不过是掩盖这种制度缺陷的一个安全网络罢了。它主要由大队，公社和乡政府的税收提供，而这些支出由所有承包了土地的家庭来承担，这是他们的一部分义务。
然而，似乎恰恰是通过这种承包责任制度本身使得这种安全网络几乎不可能阻止两极分化的出现或者某些人利用其掌握的权力进行剥削。陈太太的一个邻居已经拥有两台拖拉机了。每台拖拉机的运输能力能够给她带来每吨每公里2.8元的收入，这样，她一个月的总收入将达到1000元。这些15匹马力的四轮柴油机车，加上小型的2吨双轮拖车，每台也就是4900元。任何一个农民都能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用其赚来的运货费用买一台。在耕种和收割季节，拥有拖拉机的农民也可以帮其邻居做一些传统的工作——以每亩1-1.5元的价钱给他们犁地，以每亩2元的价钱为他们打谷。由于柴油的价格是每斤0.3元，每小时耗油1-2斤，因此纯收入是很高的。我想问，如此高的净收入是否表明其对邻居们索要的服务价格太高了？
王副县长否认了所有这些可能性。他认为这些收入是其投资的一种合法回报，其运作费用的一个合法补偿，也是对其劳动技能的一个报酬。他认为剥削应该是通过市场的投机倒把以及放高利贷所获得的收入，或者是试图使用旧社会的那种租让土地形式以获得收入。农民之间互相提供服务而获得的报酬不应该认为是剥削。王副县长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当今在中国被广泛宣传和引用的一个涉及土地所有权的理论上的。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的农业生产，主要的手段就是使用土地，历史上剥削制度的产生是建立在土地的私有制基础上的，自从土地掌握在公社手里后，除了从公社里按人均分得的一份土地外，没有人能够获取更多的土地使用权，这样就不没有剥削存在的物质基础，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从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来看，退一步来说，这只是一种天真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的生产方式从来都不是土地，而是机器，工厂以及工业化资本。通过对这些资源的占有，资本家已经能够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得收益了。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不是促进而是妨碍了企业家与非生产性的地主阶级分享利润的能力。无数的经济学家，从卡尔马克思到乔治亨利，已经论证了土地的国有化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理想的条件。
各种各样的中产阶级也鼓吹这一点，尽管历史上资产阶级总是跟他们的地主阶级反对派相互妥协，相互合作以反对更加激进的工人阶级。王副县长所说的拖拉机主人“合法的资本投资回报”到底是什么呢？这难道不是他所引导的一种重要生产手段吗，接受这种服务的人必须以一定的比例支付费用，而这种比例则反映了当前流行的一个收益率。
当拖拉机的主人同时也是司机时，这种剥削关系的因素就被遮掩了，然而它到底是存在的。如果拖拉的主人雇佣工人驾驶其机器的话，那么就得加上另一种价值的形式——劳力工资的剥削收入。人们可以认同王的这种观点，也就是少数个人拥有自己的机器并通过这些机器给别人提供服务以获得一定的报酬并不会带来太大的威胁。人们甚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是促进这种形式生产的小量的私人所有制并保证他们的利益，增加他们的雇佣人数对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土地的私人所有制上并把它作为阶级分化的根源而否认机器私人占有制所潜在的剥削，就是明显的愚民政策了。
近来，发展中的贸易也会给剥削和两极分化打开方便之门。现在凤阳地区个人最大的收入，据估计，并不是来自农业生产收入而是在开放的市场上进行商品买卖所赚的收入。王副县长特别给我们谈到有个人通过把席子运到北方去卖而赚了成千上万的钱。这个商人的席子价格高达每床3.2元（而官方的价格是2元），他把这些席子运到一千公里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卖，一个季度可以得到20，000元的收入。从官方的观点来看，他只不过是另一个与公社签订了合同的个人罢了，——这个合同授权他做席子方面的贸易。根据合同他每年要上交10，000元，公社给他开一封介绍信以向当地的银行贷款支付购买和运输的费用。因为他在其花费上赚了20，000元，因此政府向他克以重税，高达15，000元。这样他还有5，000元剩余，而当地的平均人均年收入是345元。他可以把钱投回其商业上，存到银行里获取利息，或者购买一些新型工业建筑的股份。无论他怎样做，这些源自投资所产生的收入都必须归入不劳而获的收入并且最后必定积累成为一个富有的资本拥有者。
这个人被称为小贩的时间会有多久呢？显然，现在充斥市场的商业自由必然会产生一批商业新贵。我们在高郡乡（Gaojen）所看到的新企业，好像也同样使该地区走上了发财致富和严重分化的路子。村民们通过购买一定的股份就拥有在新的磨粉厂工作的权利，但是，工人们能有持有主要的股票多长时间呢？假设最初的股票持有工人退休了，并假设其继承人对这个厂并没什么兴趣，但是继承了其先人的股票持有权和投票权，这样，新的股票持有人不就可以不上班并从其邻居的劳动中获得相应的股票收益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能够预见到这样一个分化过程，一部分人通过其拥有的股票从厂里获得收益并成为工厂的主人，另一部分人则从事工厂的基本工作而成为工人。让人们以股份形式投资好像以某个加速率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也打开了不劳而获的大门。两极分化可以说是“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最令人烦恼最消极的后果，但它决不是仅有的一个严重问题。
大刀阔斧的改革，农村的变化1984
责任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1962年即大跃进造成崩溃之后制定的“三自一包”政策的复苏。“三自 一包”的“三自”指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就是包产到户。
这一体系不需要多少计划，也不用怎么组织和领导。不用记帐了，也不用开多少会了，每个家庭自顾自就可以了。同样，除了承包者自己没有人需要为他/她的贫困负责。当局将土地等资源简单分给个体农户，并告诉他们自己来致富， 如果五年之内他们还是不能富裕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的确，也没有人能怪罪得了当局的掌权者。
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人们也有了创立了以盈利为目的的个人或合作企业的自由。今天股份化工业合作社状况已经好多了，很多人都合资创办类似于股份公司的企业。与此同时雇用和解雇员工的权利也得到发展。起初政府限制私人企业雇工的人数。有一段时间规定可以雇佣6到8个员工。后来业主被允许雇佣足够多的人数，雇佣期也不设限制，前提是雇工要是家族成员——这并不算一个严厉的限制，因为在中国很多公社里每个人的姓是相同的，都称得上亲戚。现在即便这样的限制也不起作用了，雇工实际上并没受到约束。 市场交易的巨大增长为众多的商贩和售货员提供了收入。你能看到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年内不曾出现过的情形：大街上成年男子前面摆着三个苹果或四个梨出售。就在五年以前你都不可能在中国看到壮劳力做这样的事情。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商贩进行管制，并且为经商作出了不同的定义以将它区别于投机分子。一种定义指出，销售的货物足够用一辆自行车装下可以算作商贩而不是投机分子，但是用火车或者卡车装运货物就是投机倒把。如今，这些都成为往事了。
但是当这些好的结果被广泛宣传的同时，其他的结果却没被很好的了解。其中之一，非常突出的，就是土地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对将来实现现代化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在集体体制下土地是按照非常实用的方式连在一块儿的。土地是宽阔的，当现代化有了这个自然的基础，在中国，机械设备（如果他们有的话）将很容易在土地上工作。现在这个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跟改革之前比起来，土地已经被分得细碎的多了。
资源破坏
对于集体财产（资源）的长期的破坏是新政策的最恶劣的后果之一。许多情况下，集体财产简简单单就被断送，而卖给了个人；当集体的财产已经确定要被出售而无法保留的时候，人们就会来拆除而拿走曾经属于他们共同拥有的一切，包括总部（总指挥部）、学校、任何公共的机器等等。他们（拆毁了房屋），拿走了窗框，门板，房顶的横梁。
马场（Horse Square）公社在靠近张庄公社的地方有一个大的猪场。我们拍摄了它被拆除后的场景。它不是一个值得下手的伟大建筑，没有人能从获得几根檩木而致富，但是被人们清洗过之后，它还是变成了一片杂乱的废墟。当张庄公社不得不实行同样的政策时，公社领导秘密进行会谈决定解决办法，同时派民兵站岗，守住集体财产，这样才避免了破坏。
当你对这些破坏提出疑问时，人们告诉你这是一个制止滥用的问题，解决之道在于新的法律，在于治安员提高警惕。但是一些人已经变得这么富裕，他们有能力反抗法律，收买执法者。
雇佣劳动
【注：指出现许多中间商、代理人、企业主等。】
所有这一切包含的不仅仅是收入的差别，而更是阶级的分化。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们会占据优势地位，并最终剥削那些落在后面的人。所谓的自由市场受到推崇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麻烦。有一种情况，接管了西红柿市场的一群人不许其他的农民到市场上售卖西红柿，把他们赶到了街头巷尾，而后他们自己则直接在市场上售卖。我不确定这种强力手段有多普遍，但是它们是丑陋的，而且还在扩张。任何不对承包资产进行限制的体系最终不会按劳动量分配报酬。发展的结果是按承包生产资料的数量进行分配的体系。资本的控制作用很快就会超过劳动。
可怕的风俗
新的体制也从根本上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个体制表现出的旧的经济关系或者转向传统经济关系越多，传统的文化和习俗就复苏越多。
去年八月在张庄两个农村老人的死亡和安葬让我们看到了家庭可怖的一面。通常，人们尽可能快地埋葬死者，尤其是在八月！但是现在如果家里死了人，须向村里的算命先生或是“先知”求得一个适合安葬的吉日。一个死者埋在哪里和什么时候埋都很重要，星象是不能错的。而这个先知却是村里那个曾被认为是白痴的人。他们称呼他为“八毛”，也就是8个一角硬币的意思（1元就是10个1角硬币，8个表示头脑不正常）。
这个人不知怎么从他祖父那里继承了一本和神谕有关的书，现在他就是村里的首席先知了。 这个家伙告诉人们死人应该在八天后下葬。在下葬的日子不到晚上七点钟，大约太阳落山的时辰也是不能下葬的，他们抬着棺材在村子的各个地方展示，还要奏一整天的乐。他们雇佣一个送丧队，规模越大就越显得这个家族有威望，也算是死人的更大的荣耀。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 尸体发出恶臭，人们无法在近前演奏，所以他们把棺材摆在一百码以外的街道上。一方面是活人的奏乐折腾，一方面腐水从棺材里面滴出来，在街上形成一个泥坑，苍蝇在四处乱飞。当表演两个小时后， 他们去移动棺材时，不得不先泼下高粱酒（sorghum liquor）除去臭味，赶走苍蝇。然后，他们沿大街抬一段距离，放下后再演奏二个小时又留下了一个恶臭尸水的泥坑。1983 年夏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两次。 我还看到许多老式（是否译为“古旧”）的消遣方式的复活。两三年前，有 700 万戏剧业余爱好者， 现在已经下降到 250 万。但是各种各样的杂耍大大增加起来，其中多数是相当低级趣味的，像把一条蛇从鼻孔塞进去从口里拔出来，带有黄色性质的舞蹈，诸如此类。农村的风俗文化方面真是发生了大倒退
草原现状
【注：指出现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草原、沙地、荒漠处于极度失衡的状态。】
一些人试图将这一问题归咎于气候的不利的改变，荒地的开垦、药草的采集、破坏性的干草制作方法、不断增多的草原啮齿动物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次要因素。气候的恶化可能恰恰是这个地区的环境恶化导致的，土地的开垦是一个因素，但是在整个地区它所占的比例很小（在锡林浩特小于 3%）；药草和低水平的干草制作也同样不是主要因素。我们决不能让这些问题带来的损害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主要问题——过度放牧上转移掉。一旦承载量和资源处于平衡状态，其他所有问题将会变得很容易解决。
为了解决过度放牧这一主要问题，有几件事是必须做的。首先，家畜养殖的观念必须改变。牧民必须意识到牧场和植被才是他们的主要资源，而不是牧群。实际上，牧群相当于在土地上的投入，就像农民种下的种子一样。其次，牲畜的数量必须减少到适合牧场的承受能力，同时放牧必须被好好的管理以保护草场。最后，牧场本身的面积必须一步步的增加。 关键措施是减少牲畜数量。为了降低牲畜数量，显然必须迅速的、大规模的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认识只能逐渐变化；土地的改良也只能缓慢进行，而且还需要一大笔资金。
牧民们现在应该抓住关键环节，那就是减少牲畜数量。 事实上，没有牧群数量的减少，大多数的牧场建设措施都将失败。饥饿的牛羊冲破栅栏，吃掉树皮和落叶，破坏幼苗，毁坏沙丘中的灌木丛。但是牧群数量的减少不只是一个数字游戏。牲畜的数量不易计算。一头母牛相当于五到六只羊，一只绵羊相当于一只半山羊。如果我们通过杀掉山羊和马的方法减少牧群的数量（就像翁牛特旗做的那样），然后取而代之以绵羊和牛。总数量可能下降了，但牧草需求量可能会升高。
责任制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提高了亿万家庭耕作的积极性，但目前，在很多草原上存在的却是一种最糟糕的组合方法——私人所有的牧群在公共所有的草地上吃草。没有人会去照料这些土地，因为没有人会对它负责。每个人都因为土地是公共的又是免费的，企图养更多的动物，从而从土地上得到更多的东西。结果是但凡有饲料的地方牧民们都有恃无恐地进行争夺，这等于对植被发动了总进军。这加速了对土地的破坏。为了抵制对草场破坏，政府官员鼓吹着应该把土地和畜群都承包给个人。
毫无疑问，对土地承担责任会使牧民们能比现在更好的关注土地。但是我可以预见到很多问题。为了保证别人不进入自己的土地，多数人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地围起来。在一些平地和微微起伏的平原地区是可行的，但对于多山地区是不适用的。在多数地方，每家可以利用的土地平均只有1-2千亩，有些地方可以到6千亩。
把土地分成这种小尺寸的方形或矩形会使资源的合理利用变得困难。高地和低地的放牧时间是不同的，不同种类植被的土地放牧的时间也是不同的。在翁牛特旗，沼泽地和起伏的草地连在一起，草地中还间杂着一座座被灌木掩映的沙丘，这要求每种类型的土地每家都有一些，加之沙丘地有近有远。 很难想象有一种合理的划分方式能满足这些各式各样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