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中）

摘要

文章节选自<戚本禹回忆录>，按原书章节顺序摘选，作者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部分注释同时受于篇幅和内容的限制，有时间的同志可以在文末链接下载原文。

去唐山摘四清试点

1963年的6月，中央办公厅组成了农村调查工作组，去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称为“四清”运动）的试点。我参加了去冀东唐山地区抚宁县的工作组。王光美去的桃园大队就在我去的那个地方附近。

在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混乱的现象，党内的思想也比较混乱。当时我们从群众来信所反映的情况中了解到，社会上各种奇奇怪怪的现象又死灰复燃了，一些在建国后被取缔的封建迷信活动也表现得十分猖獗，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私娼。伴随着封建迷信活动的是各种谣言都起来了，有的谣言甚至都传到中南海里来了，说某年某月某日是什么什么的末日啦，等等。

可也奇怪，到1962年底的八届十中全会一开，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那些东西马上就全部躲藏起来了，像一下子全都就消失了一样。

我们下去的主要目的，是调查如何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过一段时问的了解，发现当时农村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干部的私分和私卖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很普遍。生产小队的小队长和会计等几个主要的干部，瞒着群众私底下给自己多分些粮食，然后再把这些粮食悄悄地拿到“自由市场”上卖出去。当时国家规定的粮价才一角几分，可拿到自由市场上去，那就是好几倍的价格了。而且这种情况在小队里面还好点。因为那时庄稼收上来以后，都是放在谷场上一堆一堆地分好，然后由队里的十几户人家自己去认领的。大家都看得见的。要私分掉很多比较困雏。可到了生产大队和公社以后，那里的干部要私分的话，就方便多了。可这些事情你别以为群众都不知道，他们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所以我们下去的时候，在队里一发动，马上就会有一批“勇敢分子”站出来，揭发干部存在的问题。

其实任何一次的群众运动，首先站出来的一定是这些“勇敢分子”。这些人平时比较活跃，但他本人的表现不一定好，身上常有不少的缺点。比如偷鸡摸狗，搞个“破鞋”的都有。运动一来，首先起来的往往就是这些人。后来毛主席也说过，这些人还是有用的，但不能依靠他们来掌握政权，把权力交给这些人往往是要出问题的。而王光美她们在桃园大队搞得就很神秘，工作组几个月都不进村，而是秘密地搞什么“扎根串联”，挨家挨户地摸情况。当时我们听到这种做法觉得很不以为然的，没有这个必要嘛。你下去把群众发动起来，情况不都清楚了么。所以我们没有多加理会。后来刘少奇把它搞成了所谓的“桃园经验”，要在全国推广，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这时候我们才觉得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刘少奇这些人，虽然是极力否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毛主席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尤其是针对群众运动的时候，那他们搞起阶级斗争来是绝不含糊的。这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实行“资反路线”时的做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文革以后，邓小平否定了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可到“六四”的时候竟然动用军队来镇压群众运动。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的。

而毛主席非常重视阶级斗争，但他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真正的危险主要是来自执政的共产党的内部，尤其是来自党内的高层。毛主席后来在文革的时候把刘少奇在“四清”中的做法称之为“形左而实右”，道理就在这里。简单地说，毛主席主张的阶级斗争，它的主要矛头是对着上面的。而刘少奇他们的斗争矛头则是主要地对准着下面的群众的。

到了1964年，毛主席明确地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了刘少奇他们的抵制和反对。这样，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格局就此形成。

《评李秀成自述》发表的前前后后

1．我为什么要写《评李秀成自述》

为了弄清李秀成到底是否假投降的问题，我又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一些史料，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有道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1963年春节期间，我一个人整天呆在家里，集中精力写成了《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我主要的观点，就是否认《李秀成自述》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坚定的革命立埸”的表现，认为那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

2．围绕《评李秀成自述》一文的风波

当年的9月底，我随农村调查组回到了中央办公厅。我一回来，秘书室的同事朱固、田崇净、梁川，和中央办公厅图书馆的小李就来看我，他们告诉我北京对我的文章反响很大，还告诉我中央宣传部和近代史研究所已经分别召开了会议来批判我的文章。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后来我了解到，原来，我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出来后马上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一期的《历史研究》印数不多，一出来之后就售空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北京晚报》在1963年8月2日刊登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报道和节选，现照录如下：

【本报讯】最近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戚本禹写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李秀成后期的思想行为提出了一些和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的看法。
《李秀成自述》是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被曾国藩的部队所俘虏，在囚笼里写的。在自述里，他竭力表明自己参加革命不是由于明确的革命意识，而是“迷迷茫茫”，顺势干去，犹如“骑上虎背，不得不由”。他说，这场革命是一番“大劫”，他很不幸被卷入了这“劫乱”。他还用很多篇幅去阿谀称颂清期皇帝和曾国藩，甚至表示自己愿效忠于这些反动统治者，如果他们肯收留他，他愿为他们收服当时还在英勇斗争的太平天国军队。
以前许多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如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筝）认为李秀成自始至终对革命都是忠心耿耿的，他写这个自述，贵在是别有苦心，他想借此骗得敌人的信任，以便利用机会保有革命实力，并且还要利用曾国藩等汉族地主同满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利用曾国藩去反对外国优（侵）略者。戚本禹在他的文章里认为，判断一个人的动机应以他的社会实践为标准，李秀成在自述里提出了一套“招降”大平天国军队的毒辣计划，这套计划如果实行起来，每一条都会奉（奏）效，可以极大地帮助曾国藩摧残和瓦解革命实力。李秀成在自述里把清朝皇帝和曾国藩看成一体，同样加以吹捧，根本没有什么“利用满汉矛盾”的痕迹。李秀成表示要严防“洋鬼”这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他背叛了坚决反抗侵略者的革命群众，竟想依赖投靠外国资本主义的封建反动派去反鬼，这是一种倒退，完全不应该“表彰”。总之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确凿事实，他的自述是叛徒的“自白书”。
由此戚本禹认为，不应该把李秀成作为革命英雄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李秀成虽然在太平天国历史上起了一定作用，但最后却丧失革命气节，背叛了革命事业。这样一个变节的“自白书”，彪炳于革命史册是没有道理的。
可以预计，对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将会引起学术界热烈讨论。

3．江青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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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最后对我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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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后续的事情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找他们干什么，她
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按照江青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1964年夏天，我写了关于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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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伏契克的呼喊：警惕呀，人们

以上就是《评李秀成自述》引发的学术和政治风云的大致过程。我的文章不是一些人自以为是的“遵命文学”，也不是其他什么人叫我写的，那是我体会毛主席的历史观之后纯粹的个人自觉行为。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文章就像一块巨石从高高的山崖掉进了山下平静的大湖，在史学界掀起那场大波浪，还引发了文学界、戏剧界、机关、学校的大争论，甚至有很多工厂也卷进了争论。还有传闻说作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评李秀成自述》是作者的处女作。

该文发表三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运动中对叛徒集团的批判和我个人的浮沉，使该文又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文革中也有人问我：“你写《评李秀成自述》，是不是知道主席要解决叛徒问题呢？”这个问话中的“叛徒问题”不是李秀成的背叛问题，而是指抗日战争初期“六十一人自首叛党”案。我写《评李秀成自述》的时候，根本就还不知道有“六十一人自首叛党”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有这种联系。而且我认为毛主席那时也没有想到要解决什么“六十一人自首叛党”问题，他的着眼点就是江青说的是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

导致一场健康的学术讨论发生变质的是周扬一伙人。周扬他们的政治干预，让毛主席警惕起来，最后有了毛主席关于李秀成的十六个字的批示。我有时甚至想，要没有周扬干预这场学术讨论，就没有毛主席对周扬干预的恼怒和关于李秀成的掷地有声的十六个字的批示，那我戚本禹后来的命运会是什么？

我的第二篇文章是“半遵命的”的——实际是我和反修班子合作的结果，但也不是针对什么“六十一人自首叛党”之类的问题，而是为了把学术讨论引向深入。由于这第二篇文章发表之前就有康生、周恩来的对于李秀成问题的事先表态，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大讨论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这同样留给后人很多的思考。大讨论结束后，我很快就和关锋、邓力群、陈茂仪、陶文鷉、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十几个文化战士，一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

文革中我的几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有《评李秀成自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和《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等。我比较满意的是最后这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的指导写的，而且毛主席改过的，后来又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几次讨论修改方才定稿。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大权威，他也是满意的。《评李秀成自述》这篇文章，实际上就等于把某些关于叛徒的观念改变了，而且引起了争论。而《为革命而研究历史》重申了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思想，更是在整个史学界引起震动。这三篇文章都是毛主席点过名的，本身也都有丰富的学术内涵。

《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一个政治评论，主要是指出，彭真他们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但他们自己就没有贯彻，却是他们自己所说的“以势压人”。就说这个对我的《评李秀成自述》的批判，关起门来批判我，完了还要开大会，组织学术界权威围攻我，都不让我参加会，出了文件也不让我看。这平等吗？主席批评彭真他们的话比我要厉害得多：说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们从来就没有平等过。

我曾经是那么幼稚，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让革命势力战胜背叛革命的势力。那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我还清楚记得，我的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后，我耳边响起了各种衷心赞扬和意图捧杀的声音，上面提到的那位《光明曰报》的领导人，当时对我好话说尽，还绘声绘色，还引用毛主席的诗词说我的文章“横扫千军如卷席”（我不敢当，当然否定，他却还是笑眯眯的）。他在文革中落难，我念及旧情，请示江青、康生、陈伯达，又拉上关锋一起到报社去保他，想不到如今骂我最凶、不惜造谣诽谤我的又是这位老兄。就是他说我盗窃鲁迅手稿、向江青告密等等无稽之谈的始作俑者。这位老兄对于一个友人都是如此反复，那么他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会持之以恒吗？他身上有无李秀成的影子？进而我想，李秀成“忠王不忠”，又“忠王不终”。如果把当初跟着毛主席革命的人，都放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来看，那么就会看到多少“忠王”不忠，多少“忠王”不终，多少“忠王”不忠当然也就谈不上不终啊！一些人在毛主席奄奄一息的时候，就企图向他的家人和他的事业开刀；一些人在毛主席尸骨未寒的时候，就真的向他的家人和事业同时问斩；一些人说了“永不翻案”，却一朝权力到手，就什么案都要翻。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案不是翻了吗？李秀成批判案不是也翻了吗？就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案不是也翻了吗？

历史已经证明：不仅在几千年来缺乏科学理论指导和社会新生力量支持的农民革命之中，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就是在有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阶级力量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同样存在革命和背叛的反复斗争。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1903-1943）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下过永垂不朽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他以自己的生命向我们大声呼喊：
警惕呀，人们！
我愿伏契克的呼喊，永远回荡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天空。

6、附录

评李秀成自述 ——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同治三年）7月22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史料价值来看，无疑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却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一、矛盾的历史现象

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矛盾。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伟大和渺小，光荣和耻辱混合在一起了，多么不调和，多么不一致！怎样对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几十年来，历史学家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英勇的忠王怎么会写出丧失革命气节的自述！？一定是曾国藩的伪造。”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但是，经过历史学界一番争鸣之后，这种说法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说：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绩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

罗尔纲先生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以下简称《笺证》）“三版自序”里说：“必须先对忠王的委曲的隐秘的心事有所了解，然后才不致入了那些诬罔先烈的皮毛之见。”（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1957年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版，三版，第6页。）他在该书三版的考证里指出：“在忠王自己打算，如果经过伪降，得到释放，借招降为名，先保存革命的实力，然后等待曾国藩与满清皇朝之间的矛盾的爆发，或满清皇朝、汉族官僚地主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的爆发，他就企图利用这一情势的发展，来保存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实力，从而推翻反动统治，以达到恢复太平天国的目的。在当时的客观情况看来是很有可能的，这也就说明使忠王采取这种企图是有他的条件的。”（同上，第34页。）

在《笺证》四版的考证和说明里，罗尔纲先生进一步论证了上述观点。他分析李秀成写自述的动机，除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外，主要有两项：“第一，保民为乐……就是要求曾国藩放下屠刀，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第二，防鬼反为先（防备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要求曾国藩把对内的矛头转而与人民一道共同对付外国侵略者。”（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6—37页。）忠王之所以用“极委宛曲折的叙述，甘言蜜语的词句，甚至不辞穷耻极辱用了‘投降’两字”，乃是为了实现这样深远的政治意图，以免“刺激敌人，招致敌人疑忌”。（同上，第36-62页。）这种“苦心”，“真是千秋还可以共见。”（同上，第65页。）

为《笺证》作序的周邨先生也支持罗尔纲先生的意见。他说：“从现在残存的文献来看他（李秀成）当时的态度，是利用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保存革命力量，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更大的国外侵略者，这三者是不可分的整个复杂思想的体现。……这是革命实贱的要求，这不仅不是一个幻想，更不能作为怕死，妥协投降看待。……李秀成作为一个农民革命领导人，英雄人物，是没有什么减色可说的。”（同上，第8页。）

整理出版了自述部分真迹梁岵庐先生也说李秀成是“伪降”。广西僮族自治区通志馆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出版前言里说：李秀成“忠负坚定的态度，使人有理由深信他之所以在自述中带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决不能听信曾国藩所污蔑的‘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的鬼话”。（《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前言》以下简称《校补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如1年版，第9-10页。）校补自述刻本的吕集义先生也说：“在全部自述中，尽管忠王为了幻想实现他的某种政治意图，不得不说了一些污损自己的话，但在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校补本》，第18页。）相当一些人同意了上述的意见。有些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在自己的著作里，也以上述的观点解释了这一页历史。

二、忠王不忠，历史的事实掩盖不住

问题真的解决了吗？没有。

历史不是可以随意雕琢的大理石。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历史真像（相）是不能更改的。
李秀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才干的农民革命军将领。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以后，革命队伍内部陷于混乱，清军乘势进逼，革命事业一时遭到了严重的危险。为了挽救局势，李秀成曾经和陈玉成等人一起，英勇机智地率领太平军大败湘军和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解除了南京的包围。以后，又乘胜东进，解放了苏杭地区，使革命显出重新振作的趋势。他还曾经指挥农民革命军多次地打垮过外国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联军，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者的无畏精神。他在苏杭地区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使这个地区一度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根据地。李秀成太平天国革命史上的这些功绩是应该予以充分估价的，是不能抹杀的。但是，他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在他的自述里，颂扬敌人、诋毁革命事业的话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白，以致任何辩解在这种冷酷的事实面前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秀成在自述里美化了敌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颂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他赞美曾国筌“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智才爱众”“惜士恩良”；赞美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恭维他们“恩德巍峨”“运算良才”、“明才足过”“盖世无双”、“谋才福择（泽），无此（所）不能”。

他赞美臭名昭著、军纪败坏的湘军“将相勤劳”、“兵壮”“力足”“营规分明”、“能受苦坚”、“此军常胜，未见败过”。（同上，第31、32、44、52、60、84、107页，按照本文引用李秀成自述原文，均已按自述原稿影印本校改过。）

当李秀成写这些话的时候，被他称为“恩深兼有德”、“仁爱惠四方”的那支“救世人”军队，正在南京城里大显身手：“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谓］发指。”（《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
376页。）

在自己的兄弟姐妹、父老妻儿被敌人这样屠杀的时候，一个革命将领，却昧着良心去称颂那些最反动的杀人刽子手，难道这还不够可耻吗！？

美化敌人，必然要丑化自己。李秀成也不例外。在自述里，太平天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竟然被说成是“忽（屈）悮英雄”、“快死世民”，“违犯天命”、“害民害众”，“先机之定数”、“世人之劫数”。在自述将近完毕之际，他懊丧地叹道：“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各见《校补本》，第29、51、52、122页。）李秀成在自述里对天王洪秀全的责备特别苛刻。他批评天王“不问贤”、“不问国事”，“不修得（德）政”，“不以军民为念”，责备他“用人不专，信人之不实，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同上，第28、43、51、108页。）

但是，在这方面他所举出的具体事实，则有不少是不真实的。例如：他说天王对他不信任，把他母亲、妻子扣在南京作“押当”。这不是事实。他说，南京被围，城内无粮，他向天王“求放穷人之生命”，“主不从依”，“不得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同上，第102页。）这也与事实不符。在南京城破的前一年，天王为了解救危局，曾经封他为真忠军师，托以全国军政最高权力，但是他在自述里对这件事只字不提，反而说，天王如何如何排挤他，甚至说，“我在京并未任合城之事”。（同上，第94页。）

这些问题，罗尔纲先生在《笺证》里都指出过。应该说，洪秀全不是没有错误的，同时也不能要求李秀成正确地评判洪秀全的功过；但是，无论如何他不应该不顾事实，用一些歪曲了或者夸大了的罪名在革命领袖的脸上抹黑。他这样指责天王，夸大他跟天王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包含着在敌人面前表白自己的意图。他把自己的革命历史描绘成这样：他一开始就是受“惑教”而参加革命的，“自拜上（帝）之后，秋毫不敢有犯，一味虔信，总怕蛇虎伤人。”（同上，第6页）“我自小为民不知，勇勇而来”，一路“迷迷而来”，“蒙蒙而随”，“造成今日患害”，“情知此事者，能死亦不能为也”。（同上，第I9、29、51页。）他把自己在太平天国后期率领革命群众取得的巨大胜利说成是：“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糊涂涂而作，此时国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斜，故而保至今也。”（同上，第33页。）他说，他之所以仍旧呆在革命队伍里，不过是“奇（骑）上虎辈（背），不得不由。”“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何人作不良（不）义不孝？何人而肯辈（背）井离宗，离亲别友，去戚离乡？”“我不故（过）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同上，第29、47页。）除了强调自己没有革命意识以外，还表示他早因为自已“本是忠直贤良，（不）幸未逢明主”，而有动摇之意了。只可惜清军“凡拿是广西之人斩而不救”，不然，太平军“解散久矣”。“因我粤人，无门他入，”所以才坚持革命至今。如果这次“曾中丞大人以及老中堂能以奏清（请）圣上，肯救此粤之人，甚为美甚”。（同上，第19、44、93页。）

李秀成在自述里，不仅绝不隐瞒他思想的动榣，而且也不掩饰他一度有过的投降活动。南京保卫战最危急的时刻，李秀成的一个妻舅宋永祺出城同曾国荃营下的一个师爷拉上了关系，商谈了投降的事。大概这个人不善于做叛卖勾当，以致来往十几天，还没有得到实情。宋永祺嗜酒，醉后失言，把李秀成同他谈的一些机密语，向一个想投敌叛变的松王陈德风讲了，陈德风得了风声就写信来。

恰巧这天李秀成正在府中召开粮务会议，陈德风的信为补王莫仕葵顺手打开了，大家看了信就质问李秀成，随后又把宋永祺押了起来，准备正法。这样一来，事情弄大了，闹得“合城惊乱”。“朝臣”们也都不同情李秀成。后来亏得李秀成用银子疏通了莫世葵，才把事情平息下去。李秀成在自述里说：“自此之后，四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同上，第106页。不但如此，他还反复强调自己过去已经做了许多有利于清军的事情，来向敌人表“功”。

表“功”的表现之一，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礼待获自“大清皇上”的俘虏。

第一件事是打下扬州，“扬州知府被拿，当而礼敬，将其全家一一寻齐，当即讯问该知府愿降与不降？肯降即可，不肯从，皆由自愿也。该（知府）不从，……后将该知府送由仙女庙而去，发盘川银三百五十两而行。”（这段话，《校补本》漏钞。）第二件事是打下苏州，俘虏了“清朝文武候补大员无数，满将多员，俱未伤害，各欲回家，无盘川者，我给其资，派舟送往。（《校补本》，第56页。）第三件事是打下瑞州，俘虏了清将李锡扬，“见是勇将有名之人，心内痛惜英雄，故未杀害”，后来劝降不成，“仍言（然）礼待，并未锁押，悉听其由”，过了几天，“发盘川银六十余两，其不受而去江西”。（同上，第64页）第四件事是打下杭州，“当即传令诸军”，对“被获满洲兵将”“不准杀害，私杀害培（赔）命”，不愿投降者，“给费”“准其回国”。“在省候补、候任清官无数，业亦给费其回”。被获人员的高级官吏林福祥、米兴朝等，“我亦不杀，礼而待之，又未锁押，落在书房，与我文官闲及（叙）。”“林、米二人欲去”，“即备舟只一条，由杭州到上海，各给银三百两”，不仅对俘虏优客礼待，就是对清朝阵亡的将军、都统，也派人到处“寻其尸首，用棺木埋之”。那个“甚得军民之心”的巡抚王有龄，城破自杀，尸首是李秀成单骑到后花园亲自寻见的。找到尸首后，李秀成用“大清”的“衣帽朝服”把他入殓，后来又“点足五百人”、“给舟十五条”、“费银三千两，”把他的棺木护送回乡。写到这里，李秀成发表他的感想说，“各扶其主，各有一忠”，“惜看英才义士”，“死不与其为仇”。（同上，第69—72页。）

李秀成为什么这样优容礼待那些被俘人员，又为什么这样隆重保获那些坚决反革命分子的尸首呢？有人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以优待俘虏的政策去争取敌人。就算是这样吧，那末（么），在李秀成自己变成了敌人俘虏的时候，还讲这些，却又是为什么呢？这时已经没有敌人可争取了，讲这些话恐怕还是为了让敌人“争取”自己吧。李秀成自己说：“非我参是好言，光我之薄面，皇天明照，不敢隐瞒。”（同上，第56页。）不是表“功”是什么！（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记栽，李秀成在一次谈话中曾经向他说：“至于用兵所到，则未当纵杀，破杭州得林福祥、米兴朝皆礼之，官眷陷城者，给票护之境上，君独无所闻乎？”也是一种表“功”的口气。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74页。）

表“功”表现之二，是一再地说自己过去如何宽恕投靠“大清皇上”的革命叛徒。第一件事，叛徒李昭寿“献滁州投大清，我亦未责，将其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而偷送付”。（《校补本》，第35页。）“我亦未责”的话不是事实，但是其表“功”心理，昭然可见。

第二件事，纳王郜永宽等人早就要叛变了，“虽悉其为，我亦不罪。”还告诉他们：“现今我主懞（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日由尔便，尔我不必想（相）害。”后来“这班返（反）臣不义”将慕王谭绍光杀死，“投与李抚台”。“献城未及三曰，被李抚台杀害”。（同上，第92、93页。第三件事，松王陈德风在围城时私通“东门外箫军门”，事泄被捕，“该与我想（相）好，……当即出计保之，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然后保陈得风之命。”（同上，第104页。）

赫赫有名的忠王，原来是个软骨头，这真出乎反动派的意料，老奸巨猾的假道学家曾国藩对付软骨头当不乏手腕，于是在两次“深惠厚情”的谈话之后，这个所谓“万古忠义”的忠王在于向反对派递交了降表。自己投降了不算，还要替反动派在大江南北打起招降的白旗。

“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收复部军，而酬高厚，余兵不乱四方，民而安泰。一占（沾）清帝之恩，二占（沾）中堂、中承（丞）之德，万世威名……我生而本无才略，秉直心院（愿），见义而从，别无他也。……见中堂、中丞大人量广，故而直表真情：我肯与中堂、中丞出力，凡是天国之人，无不收服。中堂、中丞大人欲除我患，代收齐此人回来，尔除亦是是（是字衍文）好事。我丧国亡，收齐此众，免乱世民，平我之心，而为百姓，得中堂、中承（丞）相将免劳，免费国之财货。此是被获承恩厚待，直心直说，并非而有别意，恳请揣之细详，便知的实。”（此段《校补本》漏钞，当补于第31页。）
“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今我在天朝，亦忠其为，其国军亡，我为洪姓之将，外众将兵具（俱）是我辖。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承（丞）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荃（全），而酬高厚，……愿收齐人众，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酬旧日有罪愚（于）民。若我主在邦全，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乱坏世民间，我不能卫，同其害民，皆我之罪也。天朝失国，今蒙恩代（待），愿代收齐报德。今而扶洪姓为将，今已被拿，本处早日诛刑，承蒙迟究，敢带（感戴）靡涯。今国败尽，免我兵不可再坏凡民，老中堂以及中承（丞）大人肯容此举，室及（实乃）大清皇上格外之福，万民同占（沾）中堂雨露之恩。若我能（有）此本事收复，恐防我他心，仍祈刑正国法，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我此者，实因欲保民为乐之意。恐中堂不信我有此为，仍锁在禁，容我办为，付人我用，可在皖省居中，两岸好办。心虔有余。无有二意，如承因（恩）肯纳，具（俱）办齐全，决不负意。祈劳高才揣度，否合可为？”（《校补本》，第112-113页）

自述的最后部分被曾国藩撕毁了，但是，就在最后几行间，堂堂天朝的军事统帅已经自认为是“大清民根”了，而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则变成了“众匪”。（同上，第119、121页。）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说，李秀成在死前，还写了十句绝命词，“叙其尽忠之意”。（《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81页）许多人拿这件事来证实李秀成的“凛然节气”，可惜原词没有留下来，否则或者可以设实为这种说法找到一些实在的根据。但是，就算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尽忠吧，已经太迟了。“既干进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把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总之，无情的事实说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的“革命文献”，（有人根据《清史记事本末》的一条材料，说李秀成在写自述以前对清朝官吏说，“速将纸笔来，吾当书之，吾史馆实录为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但是这条材料的可靠性很成问题，在目前已经发现的目睹李秀成写自述经过的人的记载里，都不能得到证实。）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三、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

分明是一个投降变节的“自白书”，可是罗尔纲等先生却说这个投降是假投降，说自述里那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都是欺骗敌人的。

问题的焦点是怎样评断李秀成的动机。为了对历史负责，必须遵循正确的历史观点。

毛主席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0页。）评断历史人物主观动机的好坏，唯一的标准是他自己的社会实践，这里必须避免主观的臆测。李秀成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述，是他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的产物。

我们且分析一下李秀成提出的十条纲领，即“招降十要”。李秀成认为，“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就可以迅速平定天下，“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校补本》，第119页。）“招降十要”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提出的。

“招降十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用“恩赦两广之人”的政策，瓦解最坚决的革命队伍。“肯散两广之人，其各易办”。他主张利用太平军的俘虏作宣传工作，以使“人人悉中堂、中承（丞）宽恩赦他，其心免结，圆事速成。”他又建议曾国藩“出示各省远近州县乡村，言金凌（陵）如此如此，今各众不计何具（俱）救，仍旧为民”。（这里以及以下所引“招降十要”原文，均见《校补本》，第113—118页。）

在这里，李秀成又一次表示要利用天朝统帅的威信，亲自参加招降活动。

李秀成在“招降十要”的结尾部分里说：“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在这里，分布在大江两岸的太平军变成了李秀成晋见新主人的见面礼。罗尔刚先生在《笺证》里说，李秀成这里写的“罪将”句并不是向敌人“低头”，而是说罪在“不能保卫太平天国”；“死而足愿，欢乐归阴”的话，表明李秀成早有了为革命而死的决心。（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35、64页）罗尔纲先生似乎错误地领会了李秀成的意思。李秀成的“罪将”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忏悔的自称；“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明明是向敌人表示忠心的谀词。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我的罪极大了，您老却这样恩待我，真使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今后为您赴汤蹈火，牺牲生命都是心甘情愿的。”试问，从这里能够找出什么为革命而死的决心呢？

李秀成的招降计划，共分三步：

第一步，“先收我儿子为先”，要曾国藩准他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去办这件事。

第二步，“要收我堂弟李世贤为首。李世贤之母亲及其家眷概被苏州李抚台溧扬（阳）带云（去），业宽养重代（待）。欲收我弟，速见攻（功）者，求中堂行文取其母到皖省，我行文前去，可速成功定也。其视（事）母至孝，今我被擒，办此者之易甚也。”李世贤是太平军在长江以南的大部队，招降李世贤是消灭太平军的重要一着，清廷对这件事很重视，李秀成死后，还下谕旨向李鸿章查问情况。李世贤后来没有投降清朝，但是李秀成为了招降李世贤竟然想拿人家的母亲做人质，简直是不择手段了。

第三步，儿子、堂弟“收复”以后，再收听王陈炳文。“陈炳文与我至爱，两好作为亲亲。我今被获在此，我文至，其定肯从。其各肯从成此事。因我在此，各有去路，定而成也。陈炳文从，汪海洋亦至，我家弟从，朱兴隆、陆顺德从之定也”。“又收黄文金”，“其事定成”。“天朝独我部众，我将我部收齐，其余各记（寄）话而从。”李秀成南京突围时保护过的幼主，现在变成了重新检验他政治立场的试金石。他知道，他必须对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表示态度，否则新主人就不会信任他。他解释道，他过去保护幼主，是一种“愚忠”。他估计幼主一定在突围时被杀害了，“此人必不能有了”；但是，万一幼主没死怎么办呢？幼主，这点象征革命的骨血，对有过“朱三太子”闹事经验，又受过农民大革命浪潮冲击过的，腐朽圮败的清朝统治者，却是一个危险的人物。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李秀成彷徨了。曾经主张“不计是王是将”，都“赦其死罪”的忠王，对这个老天王临危托孤、清白无罪的小主人，也爱莫能助了。“查幼主果能到处，再有别样善谋，又再计效（较）”。李秀成的“铁胆忠心”，在这里完全被碎了。李秀成还表示，在天朝将兵“收复”以后，他还愿意为镇压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效犬马之劳。“罪将邦（帮）筹为引……稳（捻）匪作乱，举手而平。”（罗尔纲先生曾经在一个注解里说：“忠王所说的‘捻匪’乃指蒙城、亳县起义群众里扰害人民的分子。……那些扰害人民的坏分子，在革命内部看来，也还是以匪看待的。”《笺证》四版125页。

这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捻匪”是指几个坏分子说的，那么“举手而平”的当然也只是几个坏分子，除掉了几个坏分子，革命队伍更健康了，革命事业更发展了，这样，李秀成“办好两岸”、“先靖一方”的保证又怎么实现呢？）这真是最彻底的背叛了。这些事实，这些彻底叛贲革命事业的行动纲领，难道还不能说明李秀成的真正居心吗？李秀成的“招降十要”，每一条都可以马上实行，而且都可以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当然，在实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坚决革命派的抵制；但是，它仍然可以帮助敌人更快地摧毁大江南北的革命队伍。

李秀成不会“助纣为虐”，干出这种卑鄙的劝降勾当吗？请看他向敌人立下的军令状吧。“如办不成，正国法是定。”他的头颅和热血已经为他投降的决心作了担保。

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李秀成自己不是清清楚楚地答复了吗？这就是我们评断李秀成动机的根据所在。能不能说，李秀成的招降的为了保存革命群众的力量，也就是“保民为乐”呢？

对革命群众，李秀成确实主张“亭（停）刀勿杀”。不杀当然比杀好。但是，李秀成的不杀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彻底投降，不再革命。从太平军出来的李秀成深知，革命群众是“杀之不尽”的，而且杀的越多，反抗的也越多，所以“平定天下”要以“仁爱为刀”。否则，“虽中堂兵欲争，能平此等，实有费力费财”，而且“尔兵到此，其又去被（彼），何不有乱于民？被为（围）严紧，尚有计他逃，不独该在外许广野而无别计者乎？”由此看来，李秀成这种以“仁爱为刀”的不杀办法，对反动派来说，倒的确的一种大有好处的万善之策。无怪乎杀人如麻的“曾剃头”曾国藩，看了这一段话，也要向皇帝说“其言颇有可采”了。（《曾文正公全集》，卷20，《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也许，在李秀成自己想来，他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甘愿从此作一个“顺民”，他想保存自己儿子和部下的生命，也必须诱使他们都变成甘愿被套上奴役之轭的“顺民”。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投降变节者特有的可耻的想法。他所设计的招降办法并不是什么保存革命实力的策略，而是一种瓦解革命实力的策略。革命群众的生命既不能用乞求的办法保存，更不能用投降的办法保存。革命群众的生命只能依靠革命群众自己机智、英勇的斗争来保存。

能不能说，李秀成是发了挑起满、汉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投降曾国藩的呢？

这种说法也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至少，从现在有的材料里，找不出这种根据。相反，我们从李秀成的自述里，只能看到他经常把“中丞大人”、“老中堂”、和“大清皇上”并提，而且总是把“大清皇上”写在前头。此外在他的自述里，歌颂“大清皇上”的词句屡屡可见。

如“清朝有厚福”、“大清之福”、“满洲之人过我大国为帝，此是天命而来”、“此是大清皇上鸿福”“仍大清再复升平”、“大清皇上格外之福”（《校补本》，第49、55、69、107、113页）等等。从这里似乎找不出一点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线索。曾国藩、李鸿章、赵烈文这些镇压农民革命颇有经验的巨奸大憝们对李秀成的态度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并不认为李秀成是“伪降”。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评论是：“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一命。”（《曾文正公全集》，卷21，《钦奉谕旨分条复陈折》。）赵烈文在日记中两次记述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至于李鸿章对李秀成的看法就更难堪了。李鸿章本来对李秀成非常害怕，在来往文书里有时称他为“忠老”，后来知道李秀成写了一个投降的自述，在致曾国荃的信里说：“阱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既然如此，曾国藩等人为什么不接受他的投降，反而认为“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而且迫不及待地把他杀了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李秀成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始终活跃在最前线，又是后期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将领之一，他对于战争的颠末经过是了如指掌的，曾国藩、李鸿章和清军其他部队狼狈溃败、腐败无能，奸淫捕掠以致欺君卖国的独种劣迹在他脑子里有一本清帐。他在曾国藩面前固然尽量颂扬这位“侯爷”，但是对李鸿章就并不客气，随笔拈出几件事情，就揭了李鸿章的老底。假如准他投降，清廷一定会命他入朝，谁能担保他到了北京不会照样把曾国藩的丑事揭露一番呢？曾国藩深知清廷对他是非常猜忌的，而他十几年来虚诳欺骗朝廷的勾当又不知有多少！虽然李秀成自述里没有挑起满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意思，但他曾国藩却不得不深加戒备。他权衡反革命利害的轻重，就断然把李秀成送上了断头台。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

四、谈字里行间的“革命立场”

吕集义先生说：李秀成的自述“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出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他举出了实例，如“在时间上写的是太平天国天历”，“在称谓上仍然称‘天朝’、‘天国’”，写上帝、天王时抬格，“凡是为太平军攻克的城池都书作‘克服’，而被清军攻陷的地方则作‘失’或‘失守’”，“起义的字眼更是数见不鲜”（《校补本》，第18—I9页）等。罗尔纲先生也引证了这些材料，并且认为这表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其“文字的实质和精神，依然表现着坚定的立场”，他还说，对这一点“不仅要从中国传统的春秋史笔的书法去体会”，而且还要和当时的叛徒听王陈炳文、宁王张学明等人在投降文书里诬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的法令为“钦命”、“国法”等作比较。（《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四版，第63页。）

怎么解释这些现象呢？既然李秀成要投降了，为什么在自述里还使用着革命队伍里的称谓，保持着太平天国的用语习惯呢？什么事情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投降变节也不例外。决定投降变节是一回事，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又是一回事。李秀成可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作出投降变节的决定，却很难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养成投降变节的全部心理和习惯。一个历史学家说过，“臣妾签名谢道清”的南宋皇太后，当她手拉着小孙子朝见忽必烈大汗的时候，她还没有养成全部的奴才心理。同样道理，在农民起义烽烟里翱翔过的雄鹰李秀成，当他被敌人抓住，决定投降变节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具备完备的叛徒心理。这一点李秀成自己意识到了，他在自述里，不是明白地向曾国藩的“师爷”们说，“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校补本》，第84页）吗！如果有一个“师爷”，真的按照李秀成的请求，替他把“时逢甲子”一类的话，改为“同治三年”，李秀成大概不会提出抗议吧！决定问题性质的是自述的根本立场，而不是某些习掼称谓。投降还是不投降，革命不革命，这是检验李秀成阶级立场是否坚定的根本标志，离开了这个根本标志，其它一切都不过是枝节末端而已。

舍去了充满李秀成自述里的那些投降变节的话不管，只去埋首考证几句表面上符合太平天国习惯的称谓和用语，其结果就会把一个变节分子当成“曲线救国”的英雄。

太平天国的另几个叛徒在投降文书里污蔑天朝的军队为“贼匪”、“贼垒”，称颂清朝法令为“钦命”、“国法”，这当然是无耻之尤了。这说明他们的叛徒思想早就成熟了，所以一见了蟊贼就会做出卑鄙可耻的奴才相。但是拿这几个叛徒作尺子，仍然否定不了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事实。事实上，在李秀成自述的最后部分，所谓“字里行问”的“革命立场”或者什么“春初史笔的书法”，再也找不见了。在这里，农民的“起义”，已经变成了“乱民”、“害民”，革命方面的“失”或者“失守”，已经变成了“大清”王朝的“收复”或者“平定，”最严重的是太平天国的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在这里已经被称为“众匪”了，这个字眼已经和叛徒的口吻完全一致了，至于称清朝的法令为“国法”，则早就有了。

可见，只要投降变节，就会认贼作父。心理和习惯上的不协调、不一致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

五、关于“防鬼反为先”

李秀成的“防鬼反为先”的思想，经常被当作证明他并非真投降的论据。“防鬼反为先”的确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一点也洗白不了他投降变节的错误。

封建反对派和外国侵略者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敌人。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一个是“妖”，一个是“鬼”。投降了“妖”，请他来防“鬼”，或者投降了“鬼”，请他来反“妖”，同样都减轻不了他背叛革命事业的错误。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来进行革命斗争，是一种革命的策略；但是叛变了自己的阶级，并且企图不择手段地替反对派作招降工作，甘心情顾地去策助敌人“平复”“众匪”，“安定”天下的人，是谈不上什么革命策略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是在封建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下失败的。“妖”、“鬼”尽管有矛盾，但是还是一家人。如果背弃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去投降封建敌人，企图请他们来防备外国侵略者，那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这一点，近百年的历史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结论。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失败的十几年里，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阶级在战场上同外国侵略者相遇过。一个是清朝政府代表的地主阶级，一个是太平天国代表的农民阶级。他们的对手都是英、法侵略者，但是斗争的结果是那么不同。地主阶级很快向侵略者妥协、投降、割地、赔款；而农民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给予侵略者严重的打击，并且以自己坚决反侵略的光辉榜样，激发了后人的英勇斗争。历史事实证明，抗击外国侵略者，只能依靠革命的群众。革命的群众即使在挫折、失败的困难情况下，也能用自己的力量给外国反对派以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个曾经依靠革命群众同外国侵略者作过斗争的农民领袖，背弃了革命的路线去投靠封建反动派，而且还幻想依靠他们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在历史上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不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有人用“历史局限性”的观点来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辩护。他们说，李秀成在自述里所以“夹杂着一些对敌人过分期待的话语”，是因为他“对阴险狠毒的阶级敌人认识上有历史的局限性，”是因为“农民革命的局限性”。（《校补本》前言；《笺证》四版，第39页。）

如果这种说法是指：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作为旧式农民革命中常常会出现的现象之一，是这种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认为因为旧式农民革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于封建统治者的认识上的局限性，所以，投降变节行为对于李秀成来说就是难以避免的，是不必加以责备的，是可以原谅的，那就完全错了。

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在新的社会阶级形成以前是历史的唯一的动力；没有这种斗争，历史就不能前进一步。自己放弃斗争，还以策划招降的办法来协助封建统治者瓦解这种斗争，这不是历史对他的局限性，而是他对历史的反动。

旧式农民革命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但是不可能推翻封建社会。农民群众认不清封建制度的本质，他们常常反对旧日的坏皇帝，而拥护新的所谓“好皇帝”。但是李秀成却不是这样，他是去拥护坏皇帝，而污蔑自己的天王；他是企图去帮助当时农民群众正在反对的坏政权，而出卖自己的太平天国。这不是农民阶级的意识局限了他，而是他对农民阶级的背叛，是他对农民阶级的罪行。

同李秀成一样出身、一样成长、一样失败被俘，有着一样的局限性的许多别的太平天国将士，却没有象他一样投降。

有一个和李秀成时代相同、家乡相同、出身相同、境遇相同的伟大人物。这就是青年英雄，勇猛善战，世罕其匹的英王陈玉成。他在1862年（同治元年）被另一个反动将军胜保俘虏了，胜保劝他投降，他宁死不从，而且还描叙胜保打败仗的情形讥笑敌人。后来终于被残酷杀害了。有一个无名氏，写了一篇《陈玉成被擒记》，替我们记下了这个伟大农民领袖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玉成既为苗沛霖所赚，解至胜保营。玉成入，胜保高坐腭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胜保曰：‘然则倾听为我檎？’玉成曰：‘吾自投罗网，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乎？’胜保默然，予酒食，劝之降。玉成曰：‘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饺舌也！’”（见罗尔纲《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自传》，《历史教学》，1953年4月号。刀口余生《被捕纪略》里也有类似记载。）相同的时代，相同的家乡，相同的出身，相同的境遇，一个巍然矗立，一个屈辱变节，“历史局限性”为什么竞会有这样的不同！？

也许有人想李秀成被俘的时候，南京已经被敌人攻破了，历史条件还是有些不同。那么我们看看另一些历史人物吧。有一个差不多和李秀成同时被俘的太平夭国领导人，这就是干王洪仁玕。

这个洪仁玕是李秀成看不起的人物。他是有缺点的，但是他被敌人俘虏以后的壮烈表现，却是李秀成之类永远不及的。他在反对派面前自称“本藩”，直指敌人为“妖军”。他崇高的气节，坚定的立场，视死如归的决心，表现了太平天国英雄们为革命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他的自述：

“故赵宋文天祥败放五坡岭，为张宏范所擒，传车送穷者，亦只知人臣之分当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难与天抗也，予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未尝不三叹流涕也，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7页。）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洪仁矸不愧为文天祥浩然正气的继承者。

再看另一个历史人物。

这就是那个在国家危难时投笔从戎的遵王赖文光。他在南京城破后仍然继续在长江北岸艰苦地同反动派作坚决门争。他联络并且领导了北方的农民起义兄弟捻军，把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和曾国莶的新湘男打得落花流水。不幸1868年（同治七年）兵败被俘，他对惨酷的刑戮毫无畏惧，真是赤胆忠心的铁打好汉。他坚持革命气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自述里无情地揭露反动派残暴不仁的反动本质，斥质敌人“行一不义，杀一无辜。”

他在自述的末尾，叙述自己复国不成，以身殉节的心情，慷慨激昂，悲愤壮烈，使人读后为他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感动不已。

“独力此间数裁，战无不捷，彼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恐独立难持，孤立难久，是以于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天不佑我，至于今日，夫复何言？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自乱，实天败于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同上，第863页。）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赖文光的自述，才真正是太平天国英雄的“就义歌”。

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怎么能用“历史局限性”来为后一种人辩解呢？

六、英雄为什么还会投降变节？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英雄，他们曾经骑着骏马，驰骋在疆场上，同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但是他们最后却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士众灭兮，名已溃”，在军队溃散，身陷困境的时候，他们的风云壮志消失了，于是丧师辱志便接踵而来。这种人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也不是个别的。苏州的叛将，“渺一目”，屡次打败英法侵略者的宁王周文嘉，上面说道的听王陈文炳，都是这样的例子。

李秀成的投降变节不是偶然的。

从他的自述里可以看出，他虽然曾经进行过勇敢的战斗，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倡导的太平夭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他在太平天国后期斗争越来越困难时，就逐渐失去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他形容自己是“骑上虎背，不得下骑”。因此，一旦别人能把他从“虎背”上拖下来，他是不会再去坚持革命气节的。他在参加革命前受到许多封建思想的感染。所谓“天命”、“天数”、“明良”、“在秦为秦，在楚为楚”一类东西，都是这种思想遗毒的反映。他虽然是贫苦农民出身，但是从士兵变元帅以后，首先从生活上，慢慢从思想上逐渐背离了本来的阶级，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难苦朴素的作风。

十年壮丽的天王府，早已烟消云散，洪秀全的宫殿已经找不着了。但是“忠王府”的遗迹，仍然在苏州的“拙政园”任人凭吊。

“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王府的设置富丽堂皇，“内外四五十间，纯用金银装饰。”（姚济：《小沧桑记》，卷下。）叛徒献城以后，李鸿章入踞苏州，这个骑奢淫逸的反动将军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到：“琼楼玉宇，曲櫊洞房，真如神仙窟宅。”（李鸿章致弟李鹤章信，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43页。）

李秀成的金银财宝也不少。有一次因为同洪秀全闹矛盾，被勒令交出饷银十万两。南京陷落以前，他说自己银米都没有了，但是为了给叛徒陈德风等人疏通，一次还能拿出成千两的银子。

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是李秀成的性命，最后竟给一堆珍珠宝物断送了。

“我命该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哪知此日心如此之迷，到此破庙亭（停）息，将此珍珠宝物吊在树下，……那邦（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带我这邦（帮）百姓，去问那（帮）百姓，两欲分用。被邦（彼帮）百姓云：‘尔问我分此物，此物是天朝大头目有，如（余）外别无。尔必拾获此头目。……因此我藏不往（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校补本》，第110—111页。）

此目的“心迷”，乃是往日“心迷”的结果。李秀成当初如果不贪恋这堆珍珠宝物，他是可能安全回到自己部队的。

明朝末年，被清军俘虏的洪承畴，因为屡次拂扫衣服上的尘土，被范文程窥破了他心理上的秘密，“一衣犹爱惜如此，况其身耶？”果然，正当崇祯皇帝准备亲自为这个道德典范举行祭奠的时候，他已经批上了皇太极的貂袭，做了满族统治者的奴才。既然如此，我们对国破家亡时念念不忘珍珠财宝的李秀成，又怎么能企望他坚持革命气节呢？

李秀成的自述作为一种太平天国的史料，有重要的价值。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史料价值问题，而是对它的根本评价问题。

由于李秀成已经不仅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而且是各方面拿来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的人物，因此，正确地估计他的表现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我们祖国人民的光荣斗争传统是反抗阶级压迫，反抗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正是这种传统的继续。

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林风祥、李开芳、陈玉成、谭绍光、洪仁玕、赖文光以及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可避免的或者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坚持了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他们在革命事业遭到失败，个人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仍然继续争，绝不变节。他们赤诚的革命忠心，磅礴的革命气概，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永远发射着不朽的光芒。他们才是我们历史上可敬爱的革命英雄，我们应当承继的正是这种光荣的斗争传统。李秀成呢？虽然他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他最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他的自述既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光荣斗争传统，也不能作为鼓舞后人战斗的榜样。

如果我们尊重革命的历史、尊重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我们使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书”继绩彪炳于革命的史册。

（原载1963年第4期《历史研究》杂志）

“四清”运动

就在我下去搞“四清”运动的时候，我看到了毛主席新近的一个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看了之后，我脑子里轰的一下，就像感到地震一样的。这是我思想上最受到震动的一次。当时我刚写了评李秀成那些文章，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但在我的认识上，我们党至多达到了肖朝贵的那个状态，总的还是革命的。远没有达到洪秀全那个地步，洪秀全是已经完全变质了的，成了重新骑在农民头上的新的地主阶级了。没想到主席已经把问题提到了形成新的与工农阶级相对立的剥削阶级的高度了。毛主席的这段批示，其实就是与刘少奇辩论的结论。我问了关锋，关锋说理论上是这样的。从理论上讲是已经到了出现了新的剥削阶级了。我也问了邓力群，邓力群表示他对主席批示不理解。但据说邓力群这些年也已经慢慢理解了。

评《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

1、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始终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去了国家政权和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尤其是在国际资本主义还处于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这样的斗争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这不但是因为在这方面资产阶级还占据着很大的优势，更是由于随着共产党地位改变，取得了国家政权，千百年来剥削阶级的﹑旧的统治阶级的旧思想和旧的传统习惯，必然要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中国这样有着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历史，和深厚的封建文化积淀的国家里，情况就必然是更加复杂。而无产阶级思想不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已夺取的政权是不稳固的，倒退﹑复辟随时都可能发生。可是，在我们党内，能像毛主席这样认识问题的人却并不多。

2、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我写《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也和我写《评李秀成的自述》的文章一样，并没有谁给我下过什么指令，完全是自发的，那时我从通县搞“四清”回来，在家养病，因为不用上班，所以就经常到“红旗”杂志的图书馆去看报刊杂志，了解当时学术界的动态。那时学术界还是很活跃的。我看到了翦伯赞不断在倡导他的反对用阶级观点看待历史的所谓“历史主义”。我就想，这种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并充分肯定和赞扬农民革命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可他们这些教授却认为农民革命，在历史上只起到了破坏和倒退的作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于是，我就在文章中写道：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是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咨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

我的这篇文章是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和副总编辑胡绳、范若愚、邓力群四人审阅签字，发表在1965年12月6日的《红旗》杂志第13期上的。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姚文元在上海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我的文章在阶级立场上和历史观上与姚文元的文章都是一致的。而这个时候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出来，事实上就成了呼应姚文元的第一篇文章了。

1965年12月21号，离我的文章发表才半个月，离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也才一个多月，毛主席在杭州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个人、一起谈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时候对他们说：“成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我没有参加那次谈话。那次关锋离开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是他母亲生病，他要回山东看母亲。他回来后，我问他，你母亲的病好了没有？他说，你真以为是我母亲生病？我母亲没有病，是主席要我去杭州。然后关锋向我传达了主席说的这些话。

1966年7月18日主席回北京后，有一次同我们见面的时候，主席又谈到了我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主席说：你的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是马克思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得来的。也是我说过的老话了。你把我的老话又重新翻出来了。在主席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明白主席的意思。到了1966年8月毛主席在支持红卫兵运动时，再次引用了这句话，使“造反有理”成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和行动纲领的时候，我才深刻地理解了它。

在主席指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的缺点后，我和林杰、闫长贵三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继续以《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主题写了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中点了翦伯赞的名。之后，写第三篇文章又进一步上纲上线。这第三篇文章虽然是闫长贵执笔的，但参加讨论、修改是三个人。发表的时候也是署三个人的名。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翦伯赞在土改中有包庇地主家庭的问题。我也没有认真地去核对地方上送来的材料，就说他包庇地主，并进而把他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了。文革后经他家乡党组织核查，翦伯赞在土改中虽然对家庭成分的划分有看法，但并构不成是“阶级异己分子”。所以我当时这样说他，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应由我负主要责任。

1968年冬，毛主席提出要纠正对翦伯赞过分的批判，指示要保护翦伯赞，给出路，还让总理派人去北京大学传达了他的意见。那个时侯我已经被关进秦城近一年了。当时聂元梓已失去权力，由军人王连龙领导的军宣队掌握领导了北京大学的文革运动。军宣队、工宣队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配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人逼供翦伯赞。1968年12月16日下午，翦伯赞夫妇自杀身亡。尽管翦伯赞死亡悲剧发生时，我和林杰、闫长贵都已进了秦城监狱，他们夫妇也不是为我们写的那篇文章自杀的，但我们的文章也确曾给他造成了压力。对此，我一直都感到内疚。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戚本禹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要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去汲取教训。历史的经验，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自己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最宝贵的借鉴。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一直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力量。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都是重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

恩格斯这样就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1】。毛泽东同志对待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态度，使我们特别感到亲切。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2】“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这些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一切轻视历史的观点，一切不愿意学习历史的观点，一切认为历史研究可有可无，或者认为历史教学可以取消的观点，都是不对的，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说要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跟着他们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账。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历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干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从秦朝以来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4】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被历史学家们尽情地歌颂着，历史变成了他们庙堂里的赞歌。除了个别的思想家曾经悄悄地提出了一点怀疑以外，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但是无产阶级却以其伟大的革命气魄，对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社会“主宰”，投以蔑视的目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帝王将相的迷信。

多么严重的分歧啊！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在历史主义的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对于历史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脱离了阶级对抗的自然发展过程，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发展过程，如此等等。无产阶级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历史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6】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矛盾斗争过程，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在内容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里，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历史的发展。因此，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从历史本身的发展、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把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来作具体分析，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种要求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所具有的特色。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阶级斗学历史，本来就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7】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本身就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溶为一体的。

可见，运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绝不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如果因为有人没有正确掌握或者没有完全正确掌握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偏差和弊病，那就应该正确地去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正确运用，而不能把所谓偏差和弊病归罪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楚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是反对。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些人因为受旧观点的束缚，感到不习惯，有些人甚至报有反感。他们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并且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封建地主只有处在没落、崩溃的阶段才是可以骂，可以反的；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封建地主，因为有进步作用，是不可以骂，不可以反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后，不足以革命称之。在他们看来，农民的造反，其动机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同样是封建主义的。于是，他们就觉得在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上，只有阶级观点是不行了，必须要用一种东西来补偏救弊了，所谓“历史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论坛的。其实，他们所要提倡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要摈弃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来，封建社会里最本质的关系，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地主是剥削阶级。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地主同后期的地主，在历史作用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则是一样的。初期封建地主同样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多少农民骂过地主，反过封建！陈胜、吴广、赤眉、铜马，揭竿而起，前仆后继，给了那个“美妙”的初期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继续前进。既然当时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以骂，可以反，为什么现在的无产阶级对他们就不可以骂，不可以反了呢？当然，我们所说的骂和反，不是空洞的辱骂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他们剥削本质的具体分析和深刻批判。对于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许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什么阶级观点，什么历史主义呢？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并不妨碍无产阶级去承认他们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作用。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科学地分析和估价一种剥削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它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时候，曾经用最尖锐的语言，抨击了初期的资产阶级，说他们是像“狼一样”的血腥剥夺者。但是，也正是马克思最充分地估价了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也不妨碍我们去恰当地肯定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列宁说：“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8】这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的根本态度。我们从来不否定统治阶级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不仅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只要他们之中哪一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甚至只要他的活动在某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我们都应该承认。我们承认清代末年光绪皇帝和其他维新变法人物的历史作用就是一例。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去对帝王将相进行恰当的历史评价，而不是一味给他们做歌功颂德的文章。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的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种愿望。我们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车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领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同一切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在为历史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剥削，而且是从统治者当前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们在评述他们历史作用的时候，也应该对他们压迫和剥削的暴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当然，有时为了集中阐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着重评价他们的进步方面；对他们之中一些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们全部的历史活动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而不应该只就一点，随意苛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以无原则地去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牵强附会地去赞美他们的文治武功，甚至为他们的历史罪过进行粉饰和辩解。

有些人看到对帝王将相的研究中出了一些问题，便认为帝王将相可以不去研究了。这是不对的。不仅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就是他们之中最反动的人物，也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问题的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写的是近代帝王将相中一个最反动的人物。由于作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了研究，不仅写出了一个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活动的特点，而且通过一个反动人物，从一个方面写出了当时的历史真象。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学的历史，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阶级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们，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历史学界在帝王将相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向上还存在着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却，而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做好这种研究。

正如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帝王将相一样，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存在着小私有者的缺点，例如狭隘、散漫、保守等等，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说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赞成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铸他们，那样，不但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也否认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作用的重要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所分析的，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得只剩下一把锄头、两个肩膀的小私有者，现在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怎么竟然变成了同膏腴万顷、屋宇千间的封建贵族一样的私有者了呢？你看，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又是封建主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存在着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呢？我们怎么可以设想，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辗转沟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奴，当他们被迫起来同剥削、压迫他们的封建地主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们每个人所想的却是怎么让自己去变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对的老爷们？

存在决定意识。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阶级，则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当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某些方面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们的斗争纲领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东西；而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领导成员向封建主义转化，或者革命领导权被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以致使农民革命变成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至于农民革命斗争纲领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东西，同他们“均贫富”、“等贵贱”，“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革命口号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东西。所谓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来，人们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这真是危言耸听。

我们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统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象，哪一面都是需要写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比如，在写帝王将相历史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恣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颜”、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们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笔调，无端地去给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错误的。

而且，如果一定要论写多写少的话，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怎么能说是只写农民起义了呢？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少了，而是有许多写得不正确。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诚地把许多美丽的桂冠奉献在旧日封建统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贤的丞相”，“人们的救星”，“顶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这样的一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根本的问题不是什么写多了、写少了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农民起义的历史写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少了，历史就会丧失光明，变成漆黑一团了呢？难道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千百万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劳动人民，千百万高举着革命火把的革命群众？难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史只能从帝王将相那里去乞求一线的光明？为什么谁多写了一些农民起义的历史就有这样大的罪过呢？对于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这样的一种指责，不正是背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结果吗？

对于历史研究中所谓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们只要探究一下事实，就可以明白，原来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出现，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责的，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为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9】历史研究又何尝不如此。你看，有一些人本来企图用一些问题来证明研究历史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结果这些问题却证明了研究历史绝对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会不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从来就是拿阶级性会妨碍科学性的论调来反对我们。胡适是其中最卖力气的一个。他认为，研究历史要“超阶级”、“纯客观”，如果用上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是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的这一套破烂货色，早就被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得破产了；但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依然没有消除，就是在解放以后，仍然有人拿这种理论来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一九六三年就有人公开提出不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历史的主张。关于历史研究中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同这个历史研究中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老问题有关系的。

要谈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就要谈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是什么，而历史研究又是怎样变成科学的。

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无非是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一切剥削阶级，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都要受它所处的阶级地位的限制。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常常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象。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10】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通常还要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也不可能做到科学地、客观地去了解历史。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虽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但是仍然是一堆没有规律的片断事实。历史研究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发生了伟大的变革，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应用于历史的考察中，从错踪复杂、迷乱混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

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这是由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它亲自参加现代大生产的实践，人类文明和现代科学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赋于了无产阶级以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无产阶级又是现代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它最受压迫、最受剥削，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它的利益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的利益同社会发展利益的一致性。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1】世界上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光明正大、无所畏惧地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超阶级”、“纯客观”的口号，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他们之所以要打着这种幌子，不过是用虚伪的面孔，来欺骗劳动人民，企图使劳动人民把他俩充满了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东西，当做全民的、全社会的东西来接受。我们可以看一看事实。被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的德国兰克，尽管一生埋头在尘埃扑面的史料库里，但是他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企图用最好的历史教材来作为向德国资产阶级和忠贞地主的献礼。他本人就是普鲁士霸权和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支持者。

他最著名的著作《教皇史》，就是一部关于统治阶级如何统治人民的经验总结。还有那个一向标榜“尊重证据”、“尊重事实”的胡适，不就是那个所谓历史是一堆随人摆弄的“大钱”的谬论的鼓吹者吗？为了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为了替一切投降派辩护，他可以随意摆弄他历史的“大钱”，为卖国贼秦桧喊冤。“泰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12】他们哪里是什么“超阶级”、“纯客观”！列宁说过，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不为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成败欢喜和悲伤。是这样的，没有阶级性的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的。史学研究本身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人民抚育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为人民写历史，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

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从来不放松对这个领域的控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点是不会自动地从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撤走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

注释：
【1】《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50页。
【2】《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1页。
【3】《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页。
【4】《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5】《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6】《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7】《丢掉幻想，准备战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8】《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页。
【9】《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59页。
【10】《〈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73页。
【11】《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页。
【12】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