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下）
摘要
文章节选自<戚本禹回忆录>，按原书章节顺序摘选，作者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部分注释同时受于篇幅和内容的限制，有时间的同志可以在文末链接下载原文。
批评“二月提纲“和起草“五一六通知”
1、参加“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小组
我这次在上海的时候，和张春桥见了面。他见了我，就一见如故。他非常热情地欢迎我去他家，说他孩子看了我写的《评李秀成的自述》，也想见见我。我就去了他家。他那时住在康平路，房子不错，但他家里摆设却很简朴，空空荡荡的，除了书，就是一个旧桌子。他那时已经是市委书记处书记了，没有想到还是很朴素。我问，你们华东局这么艰苦？其他领导的家里也是这样？他说，马天水家里更破旧，还不如我。不过，他告诉我，陈丕显他们家里就不一样了。我虽然没去看过陈丕显的家，但我可以想象。在中南海，我知道主席那里破旧，董老（必武）家也破旧，总理家里不旧，但也不豪华。刘少奇的家里就豪华了。陈伯达家里也很讲究；田家英家里宝贝很多；胡乔木家里也比较阔气。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是比较反感那些家中摆设富丽堂皇的干部的，觉得家里朴素的干部一般都是好干部。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问题。谈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比较能够理解他的思想。他说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不是从法律意义上讲的，主要是讲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限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主席也最怕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最怕党内产生一个新生的特权官僚阶级。怎么限制？只能从经济上加以限制，从权力上加以限制，从制度上加以限制。一些旧的东西，像工资差别，八级工资制，如果处理不当，不加适当限制，任其扩大的话，就会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法权。级别本身就是一种法权。我是上级，是领导；你是下级，是被领导，我就该比你多拿，这就是法权。当然，共产党是承认有一定级差的，根据各人贡献的大小，有一定的收入差别，有人多拿一点，有人少拿一点。但是不允许过度扩大这种差别，不允许产生一个特权阶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有这么一条，要从工资待遇上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我跟他讲，我是这么來理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他说，你理解得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也找不到多少能理解我的人，只有主席、柯老等能理解。
2、“五一六通知”通过前后
早在1963、1964年毛主席先后有两个关于文艺的批示。这两个批示应是毛主席对在中央主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彭真所发出的警告。但是彭真没把它当回事，仍然对京剧改革等一些事情横加阻扰。在《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彭真又采取了抵制的态度。所以主席说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主席公开讲话支持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后，彭真又搞出一个“二月提纲”，打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旗号，继续压制左派，要把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二月提纲”问题应该是导致主席决定罢免彭真的直接原因。其实，我觉得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彭真在“七千人大会”前，曾组织人在北京西郊的“畅观楼”，收集整理从“大跃进”以来中央文件中的错误。据参与整理的人说，原来以为这次能从中央文件中找出毛主席的好多错误，可结果没想到，毛主席的错误没找到几条，却找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大量的错误，什么“亩产几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谬论，连普及“小高炉”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
在1964年底讨论二十三条时，刘少奇顶撞毛主席的事情发生以后，彭真批评刘少奇批得很厉害，说这是对毛主席不尊重，还说刘少奇在农村问题上老想单干等等。在农村问题上彭真倒是有资格批评刘少奇的，因为彭真一直是不主张单干的。刘少奇问毛主席，你老说走资派，那到底谁是“走资派”？毛主席说，张霖之就是。彭真说，你刘少奇这样逼问毛主席，结果是害了这些干部。
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上，刘少奇对处理彭真是很积极的。刘少奇说过，彭真不仅反毛主席，而且也根本不把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放在眼里。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一次叶群在陈伯达陪同下来找我和关锋、王力。
叶群对我们说，她是陈伯达的学生。可我们当时的感觉陈伯达和叶群并不是很熟的。陈伯达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叶群。叶群向我们透露“罗长子”怎样反对毛主席。叶群说，林彪当初怎样对罗瑞卿好，可是罗瑞卿忘恩负义，去跟别的老帅好。这“别的老帅”指的是贺老总。陈伯达曾经叫我们历史组去帮贺龙写一部传记，等叶群一走，他就过来跟我说，我们对军队内的斗争一向都不太清楚，给贺老总写传记的事你在历史组布置过吗？我说，只是简单说了一下，还没有作具体的布置呢。陈伯达马上说，统统取消，不搞了！这事以后不要再跟别人说了。
“五七指示”
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坚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曙光，我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地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像瓦解苏联那样，演变与分裂中国的不祥之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刚起来的时候，必然会带有某些盲目性。学生们是一腔革命热情，但是斗争的目的和目标究竟是什么，他们大都不是很清楚的。一些学校的领导，顺势把学校里一些老师，在历史上有问题的材料抛出去给了学生。于是，在校园到晚都是学生贴老师的大字报，还到处效仿着抓本单位的“三家村”、“四家店”，并把一些老师当作了“黑帮”人物来进行批判、武斗，甚至游街示众，实行体罚。这应该是文革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把斗争对象扩大化的情况。造成这种扩大化的倒不是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而主要是北京新市委和各地方的省市委。
经验证明，要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过往的办法通過党的正常的组织系统开会解决不行，所以，毛主席要寻找一种新的能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方式来开展文化大革命，依靠革命群众来打碎走资派掌控的官僚系統，破坏旧秩序，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秩序。聶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一广播就点燃了文革运动的熊熊大火，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群众斗争形式就开始形成了。
这张大字报的播发，使北京的各个大、中学校都轰动起來，成千上万的大字报象雨后春笋般地在校园中破土而出。几天之后，不仅北京，而且是全中国的学校乃至工厂，各种反对修正主义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中华大地。
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的有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向他们打招呼，主席说：“不要怕乱，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大字报的打击面宽了，可待日后区分、排除”。他还说，一定要在运动中“把左派核心建立起來，不要讲资格、级别、名望、要依靠運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要的讲话。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所以要发表这篇社论，是因为按照刘少奇所主持的中央所作的决定（经过了主席的同意），从这一天开始，陈伯达带领原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等人，组成了一个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接管了报社。
这篇社论是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并没有给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看过。也没有给主席看过。按照当时中央的规定，凡是按照中央精神写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只要总编辑批准就行了，但《红旗》杂志的社论则必须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审核。
这篇社论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主席发动群众进行文化革命，斗争重点是反对走资派的思想。在这个时候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客观上是把群众运动的斗争矛头，引向已经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的身上去，这正迎合了党内那些“走资派”的想法。所以这篇社论一出来，中央文革内部就有人提出，这次运动的大方向是反走资派，如果是横扫一切，就是新、老反动派一起扫，战线太长，目标不明确，在实际操作上可能扩大打击面，并从而保护了走资派。“四清”运动中，尽管毛主席冲破了刘少奇等人的阻力，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若干规定（即二十三条）”中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还是把“四清”运动搞成了如“反右运动”一样，把斗争的矛头转向已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和基层干部。
陈伯达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反思道，自己写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犯了大罪。他的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是的，毛主席在稍晚的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也说到过要扫除“牛鬼蛇神”的话。可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的主要斗争方向，主要矛头是指向党内的走资派呢，还是指向已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甚至是下面的群众。文革运动把斗争主要矛头指向谁，这正是毛主席与刘少奇、邓小平之间带有路线性的分歧。
党内资反路线
这个就是刘少奇他们一贯的逻辑，以偏慨全，抓住群众运动中混入的个别坏分子，来作为镇压群众运动的借口。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是这样，在“四清”运动中也是这样。在这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又故伎重演了。他们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为了抓什么坏分子，他们真实的目的是用这种方法压制群众，以免自己遭到群众运动的冲击。
工作组派下去以后，不去领导学生批判“二月提纲”、斗争走资派，却反过来去斗争学生、斗争群众，很快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不满。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不得不同他们进行辩论了。我说，派工作组是个形式问题，它本身是无所谓对和不对的。关键是看你派的工作组去做了什么。学生们的行动都是响应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工作组一进去就在学生中间“反干扰”、“抓游鱼”，要把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革命的学生打成“右派”、“反动分子”。现在这些大标语都还在，这些难道是对的吗？
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年8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具有重要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尽管在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究竟怎么搞，在党内是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主张的。按照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方针，那么文化大革命在打倒“彭、罗、陆、杨”之后，就将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了。这也是他们一贯的做法，到头来，运动的矛头就还是指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而根本不可能去触动与斗垮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出现的党内官僚主义特权阶层。
会议是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除全体中央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也都列席了会议。此外还根据毛主席指示吸收些学生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我记得列席的有聂元梓、杨克明、谭厚兰，孔丹等人。这个列席会议的学生名单很可能是由总理那里定的，周荣鑫特别重视孔丹。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参加名单的讨扣。实际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对文革运动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
整个会议的议程也是由总理安排的。在开幕会上刘少奇讲了话，他说，在通过会议决议时，列席的人员可以举手或者也可以不举手，表示赞成和不赞成，但不计人正式的票数，只作为参考。邓小平也讲了话。
在开幕会上，总的来说，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争论。不像在五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跟陆定一在会上争论得那么激烈。
按照主席的意见，参加会议的代表先下去到各大学作调査研究。所以在开幕式以后，中央委员们都分头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总理带着一些人去清华，李先念、姚依林等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余秋里、谷牧等到石油学院，等等。看完大字报以后，他们还召集学校里两派的代表进行座谈，在座谈会上主要是辩论如何看待工作组的问题。我们知道，会议前毛主席就已委托周总理调查清华文革运动的问题。7月30日先后找了保工作组与反工作组的两批同学谈话。7月31日，两次见蒯大富，谈话时间长达6小时。8月1日、2日、3日，又多次约王光美和清华工作组长叶林谈话。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后，8月4日晚还带了100多名中委及候补中委，到清华大学召开文革现场大会。周总理在大会上亲自宣布给蒯大富平反。
从去学校看了大字报回来以后，中央委员和列席代表们开始进行讨论。讨论主要是以小组会的形式进行的，没有开大会。在讨论中，有说工作组不好的，有说学生中也有不好的，两种意见都有，但多数是说工作组不好的。不过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组问题上有什么问题的。列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江青在内，在会上也是听的多，说的少。
到了1966年8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开会之前，我看到在前面的主席台上，毛主席和刘少奇他们几个在说话，说什么听不清，但看上去说话态度都比较激动，像是在争论什么问题。后来是在总理的招呼下分别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在会议开始以后，毛主席就作了很严厉的讲话。他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他们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调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多年来已经是如此了。凡是遇到这类情况，就会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但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人们对所谓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这是对的。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北京公社宣言。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口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他们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要严格处理。”
在主席讲话的时候，刘少奇插话说，我在北京，我有责任。毛主席当即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刘少奇也马上顶着说，无非是下台，下台就是。不怕下台。叶剑英在这时突然表态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主席就说，牛鬼蛇神，在坐的就有！毛主席说这些话的时候，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连纸张翻动的声音都能听见，会议气氛高度紧张。这种情况在党的会议上是不多见的。有关这次中央常委会的情况，在现在的很多出版物都提到了，但都被淡化了。而当时毛、刘分歧的情景是很严重的，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8月5号，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处写的，是写在《北京日报》空白的地方上面的。写了以后，他就叫徐业夫把它誊抄了下来。主席又在誊抄好的稿子上加上了标题，并做了一点修改，然后交机要印厂排出了清样。清样排出后由我作校对，我在校阅时，看到主席在誊抄件上面亲笔作的一个修改，原来抄件上有句话是这样写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主席将这句话中的“大领导人”改为了“领导同志”。现在公开发表的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这张大字报当时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印发给了全体会议代表。我听江青说，主席对她说过，他们好搞阴谋，文件不经我同意就转发全国，他们搞‘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也都是悄悄地搞；北京大学的《九号简报》，也是未经我的同意就转发全国的。我的大字报是阳谋，是对付他们派工作组的阳谋，是对付‘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总后台的阳谋。
这样一来，虽然这张大字报还没有正式向下面传达，但很快就有学生知道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上下都传遍了。8月7日，当毛主席的大字报印发给了全体与会代表的时候，会场上顿时就沸腾起来了。由于大字报上没有公开点名，下面就纷纷议论了，有的说主席的大字报指的是“少奇同志，小平同志”。1962年的“单干风”，以及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搞矛头向下的“打击一大片”的“形左实右”的错误，都是同刘少奇有关系的。
也有人说，尽管主席写了“何其毒也”这样的词，但这是思想从严，让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并不是要把刘少奇、邓小平怎么样。不然怎么还称他们为“同志”呢？虽然各种看法很多，但是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的，于是会议的气氛就变得严肃起来了。许多人已经明显地感到了毛主席跟刘少奇之间发生了重大的原则性的路线斗争。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实际上揭开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
1966年7月24日，关锋给江青写信说：“我认为，目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出现了一个逆流”。又说：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主席向大会批发了这封信，从而又一次引起了会议的震动。在大会的小组讨论时，关锋发言首次将刘、邓的这条路线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党内历来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凡是提到路线斗争，那就是最高级别的问题了。建党那么多年，加起来党内也就是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那么几次斗争被称为是路线斗争。而每次发生路线斗争的时侯，都意味着要更换领导人。
说实话，我当时对于刘少奇指导文革运动的路线，以及后来将这条路线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上还是很不足的。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我只是觉得，以往运动一来，党内就总是有人把运动的矛头指向群众，通过运动来整群众，尤其是整那些反对或者对自己有意见的群众。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一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主席回到北京之前，都是这样的情景。但把这种做法叫做什么路线，是否叫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那时并没有仔细去想过。我真正理解它广泛的历史含义时，已经是文革结束好多年之后了。
我记得还是陶铸把大家的意见去跟主席反映的。主席就让林彪主持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专门批评邓小平。同时也是帮助挽救他，缓和一些中央领导同他的矛盾。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担任记录。
不料，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对邓小平批得很厉害。特别是张云逸、谢富治，他们都和邓小平共过事，对邓小平是知根知底的。张云逸说，你这个人从参加革命开始就不坚定，当革命遇上困难的时候你就逃跑。而且对他是怎么逃跑的，张云逸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左、右江起义受挫，你就跑到越南去了，然后再从那里去了上海。这件事情一直是邓小平的一块心病。邓小平说，他是去向中央作汇报的。张云逸就说，汇报，你打个电报或者派个人去就好了。部队都要垮了，你这党代表再一跑，军心不就乱啦。谢富治担任政委的陈（赓）、谢（富治）大军是二野的主力。所以谢富治知道邓小平的事情更多，他揭发出来的事情简直是挖邓小平的老底。他说，哪一仗，你不听刘帅的话，瞎指挥，结果打了败仗；哪一仗，你擅自作主，结果弄得损兵折将，你就做你的政委，你为什么老要去干预刘帅的军事指挥。你每次的干预都搞得我们非常被动。
所以邓小平对张云逸和谢富治都是恨得要命的，他后来一定要把谢富治的骨灰从八宝山扔出去，睚眦必报啊！
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会议上曾作了个发言，我说，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否则，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这个发言被登在了会议的简报上面。我心里还自以为讲得很深刻。可是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呀，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批评我。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们不要乱说话，你们不懂军队的事。
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对江青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在私下里与江青和我们也谈起过，他对军队也是很不放心的。只是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说。从这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在公开的场合也不多说了。但是下面反映上来的有关军队的情况，我都还是会给主席经常报告的，主席每次必看，并作了好几个批示。
红卫兵运动
1、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
鉴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教训，毛主席曾就“接班人”问题讲过很多话，并亲自写下了这样的话：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 部。’‘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1964年前后，毛主席又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教育革命”的讲话。其中心的意思就是，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是培养不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而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的苗子。
2、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早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就自发地成立了一个取名为“红卫兵”的学生组织。在开始的时候，它的影响并不大，只是众多的学生自发组成的团体中的一个。后来他们受到了学校工作组的压制，一度被视为“非法组织”。于是在6月24日和7月4日，他们在学校里贴出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在7月底的时候，他们把这两张大字报的稿件交给了江青，江青马上把它转呈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之后，7月31日就写了一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表示支持的复信。这封信当时并没有寄出去，而是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文件印发的。不过很快这封信就传到了学生当中去了。这样一来，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各个学校里，很快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纷纷提出了要见毛主席。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和接见了百万革命师生。毛主席特意提出让中央警卫局给他准备一套军装。总理知道之后马上说，那我们这些陪同毛主席参加接见的领导人也都要穿上军装，我们是毛主席的“老红卫兵”嘛。林彪马上给解放军总后勤部下达了命令，给所有登上天安门的中央领导都发了一套军装。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受了红卫兵小将宋彬彬给他带上的红卫兵袖章。此举大大地鼓舞了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把毛主席称为是他们的“红司令”。从此，红卫兵运动就在全国上下开展起来了。那天接见，从清晨一直进行到了晚上。毛主席长时间地站立在城楼上，还要不时地向下面的人群挥手、喊话，非常劳累。不要说主席那时已经是73岁的高龄了，就是像我这样当时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都觉得很累了。主席站得时间久了，感到脚痛了，我们就都劝他去城楼里面去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可是没休息多久，傅崇碧就跑过来，说前面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队伍过去了，可后面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就不肯走了，队伍中间空出了一大段。而每当这种时候，总理总是向下面大声地喊话，要停在那里的队伍赶快朝前走。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下面的红卫兵就是不走，他们不停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直到主席出来向他们招手，队伍才向前走。这些情景在当年的电影纪录片里都能看到的。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青少年学生纷纷从各地赶来北京，都想见到毛主席。于是全国就出现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大串联高潮。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人数不断增加，接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那么多红卫兵来北京，住什么地方呢？主席说，他们都是我的客人，实在没有地方给他们住，可以在各个机关、学校和企业的宿舍挤住一下。中南海也可以让出点地方给他们住。
可就是中南海让出地方也容不下那么多人的。于是就动员各个机关、学校腾出地方来。还不行，就只好安排他们分散住到市民家里了。北京的气候，过了10月就逐渐变冷了，很多南方来的红卫兵没有棉衣、棉被。我们就去动员各单位和市民们拿出自家的衣被来帮助他们。光这些事情，就让那些负责接待和安置红卫兵生活的人感到疲惫不堪。
实际上，主席也非常劳累的，即使后来安排他坐着敞篷车去接见，可一天坐下来也是非常辛苦的。但主席毫无怨言，仍然坚持要不断地接见。很多人都对毛主席那么多次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表示不能理解。起先，我也是这样的。一次，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他看见我，就跟我开起了玩笑，说戚本禹也来了啊，你是山东人，你祖上和戚夫人是一个家族吧。他说，戚夫人多才多艺，后来死得很惨。我说，我听族中的老人说，我们是戚继光的后代。不过戚夫人倒也是我们山东人。日后用那么残忍的手段戕害戚夫人，这个仇恨一直传到戚氏的后代。在我们山东老家，戚、吕两姓是不通婚的。主席说，哦，还有这事？我说，是的，不过交朋友是可以的，我就有一个姓吕的好朋友，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主席听了说，那当然，你们是现代人，是共产党。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这时，我就对主席说，你已经那么多次接见红卫兵了。现在天气也转冷了，是不是可以暂停下来了。主席听后说，他年轻时候，在广州见过孙中山，那情景使他终生难忘。他觉得孙中山是个很谦虚的人。后来孙中山对他很重视，很信任，安排他当了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委和代理宣传部长。他对孙中山也很尊重，说他这辈子做事情都要对得起孙中山。他又说，列宁去世得过早，在苏联的青年人中见到过列宁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见到他，将来好继承老一辈的事业，革命到底。他说，接见那么多的红卫兵，不能休息，一天下来，确实很累，回去后躺在床上脚还痛。但是我还是要接见。我们将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中间能出人才，我们的事业靠他们继承了。我说，他们都还是些小孩子。他说，对了，我们今天的事业不都是靠当年的那些小孩子干的吗？我现在接见几百万青年人，将来在这里面是会出人才的，会继承我们的事业。他还说，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他们见到了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
主席说得很诚恳，我们听了都很感动。主席还问，怎么孙中山的语录至今没有人去编？
3、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
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主席先后8次，共计接见了1000 多万人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群众。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群众的壮举，使得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了一股波涛汹涌、不可抗拒的滚滚洪流，上千万的青少年学生从全国各地到北京来，他们见到了毛主席之后，又到许多地方去串联和参观革命圣地。然后把他们看到的和学到的革命精神带回到各个地方。北京的学生也到全国各地去串联，把北京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带到了各地去。这一来，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局面就真正地形成了，毛主席不愧是发动革命群众运动超一流的高手，他就是通过支持红卫兵运动，而动员和推动全国广大群众起来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燃起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初始，在红卫兵组织中，主要是由一些“高干子女”在里面起主导的作用，由于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接见，很多学生组织也都加入到红卫兵里面来了。首都大专院校的学生先后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二司”）。
“一司”是汪东兴支持他女儿汪延群（轻工学院大学生），联络大专院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汪东兴求着江青和我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但我知道，汪东兴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挺支持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后来他知道了主席的态度才转过来的。所以我不愿意去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江青倒是去了。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还当上了“一司”的司令。江青对此很反对，她对我说，这样不好。他汪东兴是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这样一来，人家会以为，他女儿做的事都是主席的意思了。汪东兴知道了江青的意见后，就叫他女儿辞去了司令的职务。“一司”改由其他人负责。
“二司”其实主要是各大学保工作组的保守一派红卫兵组织成立的。但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组织红旗战斗队等也参加了二司。江青对北航红旗的韩爱晶比较看重，总把他当作一个有希望的好青年看待。而那时中央文革小组对北京高校各个红卫兵组织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江青也参加了一司的成立大会。但我没有去。毛主席决定撤销刘少奇、邓小平派到学校的工作组后，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师生，即分裂为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和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在如何评价工作组，批评工作组路线问题上，保守派与造反派发生激烈的争辩与冲突。保守派组织得到过往工作组领导与一些上层人物的支持，而造反派组织则积极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反映他们继续受压的情况，寻求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
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时候，江青跟我们说，我们应当支持那些在工作组时期敢于起来造反、批评工作组路线并受到打击的学生，支持他们成立造反的红卫兵联合组织。于是我和王力、关锋等人都分头去各个学校进行联系，支持他们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
我对地质学院的朱成昭说，一司是官办的，二司偏向保守派。我让他去和蒯大富一起联合各校造反派组织成立个“三司”。“三司”的成立大会，我去参加了，可江青却因为正好有事没有去参加。其实如上所述，“三司”是江青叫我去支持成立的。“首都三司”在全国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发挥了重要的先锋作用。
1967年2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都参加了“红代会”，被称为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这些才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主要的力量。他们与那些依仗着自己“高干”、“革干”出身，到处乱打人、乱抄家的“老红卫兵”、8月25日先后成立的“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以及1966年12月由这些组织演变而成的“联动”完全不是一回事。“西纠”、“联动”等，它们只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一股支流和逆流，它们只能代表那些自以为出身“高贵”，而后来却千方百计维护特权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而攻击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小部分人，代表不了广大的青少年学生。
4、红卫兵与“破四旧”
否定文革的人们，总是把红卫兵与1966年8月的“破四旧”，所谓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联系在一起，与其中的随意抄家、乱打人、打死人和破坏文物等不文明、非人道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实这里的情况很复杂。
在1966年的8月，当红卫兵运动起来之后，由北京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带头，很快就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破四旧”的行动。
本来“破四旧”是“十六条”中提出一个号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当然是支持的，所以在红卫兵小将上街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时，我们都讲了话，给以支持。《人民日报》还发了社论，赞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但是，后来在某些权势人物的唆使下，把“破四旧”行动演变成了一场乱抄家、乱打人、打死人、乱没收私人财产、随意驱逐“地、富、反、坏、右、资”所谓“黑六类”家庭，和出身成分不好的人离开北京等等的非法行动。这些行动绝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叫人去做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所有会议上，没有一个人在会上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谓不信，可以翻查所有的文革会议记录。据文革小组当时的调查了解，在背后支持这个“乱打人”、“乱抄家”和驱离“黑六类”人员等行动的是叶剑英领导的“首都工作组”控制的。王任重在里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并没有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提出过，更不要说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同意了。毛主席更是不知道。
就在红卫兵上街进行“破四旧”的1966年8月，“首都工作组”以加强首都安全的名义，实施了一项把一些居住在北京城里的“地、富、反、坏”以及历史上有重大问题的人驱赶出北京的计划。而他们用来出面执行这项计划的主要是一些“高干子弟”的中学生带头。他们不久即组织成立了所谓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即“西纠”）等组织。我记得在一次毛主席参加的中央会议上，叶剑英还向主席汇报了把一批人驱赶出北京的事。当时主席对这种做法是有疑问的，主席认为只要这些人没有现行的破坏活动，那就应该就地发动群众对他们进行监督，而不是把他们简单地赶走。主席说，你把他们都赶到农村去，那叫农村怎么办啊？由于主席的表态，总理就中止了这个计划的实施。
后来，叶剑英曾经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了这件事，他说，解放那么多年，一些人整天躲在“深宅大院”里，骂共产党，骂毛主席。谁都不敢动他们。现在“红卫兵”小将一来，就把这些社会的垃圾都扫除了。他把这事称为是“不朽的功绩”。
在1966年第四季度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有人曾印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好像叫“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的战斗成果”，作为会议的参考资料在会上分发。内容是怎样斗争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把他们的家也给抄了，还抄出了很多金银珠宝。小册子里面还有很多抄家物资的照片。我看了这本小册子以后就问总理，说这些抄来的东西如果流落到社会上去怎么办。总理说，你放心，有人管的。后来知道，这些抄家的物资都是由“首都工作组”统一收缴的。
但实际上，好些“抄家物资”还是流落到社会上去了。我记得，一次在主席接见红卫兵后，卫戍区的战士在打扫清理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收集了很多挤丢的东西，其中除了被挤掉的鞋子、提包等物品之外，还有大量的黄金和珠宝，足足装了满满一大箩筐。这些黄金珠宝都是那些去抄家的人私藏在自己的口袋里的。江青看了这筐东西之后，就说了句，看来小将也有私心啊。当然，这些黄金珠宝大部分都交给了银行等部门。我说，最好要搞个手续。总理说，那当然。后来傅崇碧把银行等部门的收条拿来给我们看过。
关于“首都工作组”，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的。毛主席曾书写了一幅白居易的《琵琶行》送给曾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这副字可以称得上是主席书法中的精品。文革一开始，林铁被打倒了。“首都工作组”派人去抄了林铁的家，他们搜出了毛主席写的这副书法作品。不知为了什么，他们把这副字给了林彪。后来，林彪叫叶群来跟江青、主席讲，林彪看了主席这幅字，爱不释手，白天晚上都捧在手里看。叶群问主席能不能把它转送给林彪。当时，主席也没说什么，只是挥了挥手，算作同意。后来，林彪就找了一个文物专家把这幅字上面写的“林铁”中的“铁”字去掉，补上“林”的“彪”字。林彪出事以后，这幅字应该是被中央办公厅拿走了。
与“首都工作组”不同，当时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怎样支持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学生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对群众提出的“破四旧”的要求我们当然也表示支持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的大方向应该是对着党内走资派，而并不是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始终是非常明确的。
在“破四旧”行动中搞“乱打人”、“乱抄家”，甚至打死人的，主要是那些背后受到了指示和支持的，主要由“高干子弟”、“革干子弟”、“军干子弟”组织的所谓的“老红卫兵”，当然也有一些跟他们跑的学生，他们并不是高干子弟，甚至出身并不怎么好的，为了要表现积极，加入了打人行列里去的也有。但他们毕竟是少数。
5．红卫兵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所以能突破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从上到下进行的模式，变成了一场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这和红卫兵运动的作用是分不开的。没有这样的一支力量，光有毛主席的崇高威望，那也是不行的。在以前的运动中，毛主席也作出过许多指示，可到了下面也就被各取所需地给化解了。后来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到过这个问题。从这一点来讲，正是毛主席的威望加上了红卫兵运动，才发挥出了一种历史上罕见的首创精神，使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在全国的范围内深入地展开了。
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使得各地的党委领导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并且面临著考验。这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看到的事情。因为在毛主席看来，共产党所以能够掌握国家政权，那完全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那时，毛主席经常跟我们说这样一句话是：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
是人民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人民，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才拥护我们。所以，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产党进了城，执掌了国家政权。一些人就渐渐地脱离了群众，重新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以前毛主席发动了许多次运动，号召群众起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但是这些运动都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搞到后来都成了整群众的运动了。像1957年的整风、反右和1964年的四清运动都是这样。这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时地回到北京，而让刘少奇、邓小平按照他们在文革初期那套做法搞下去，那一定也会重蹈历史列车的覆辙。
红卫兵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不仅有力地冲击了各级执行刘、邓错误路线的党委的领导，而且北京的红卫兵首先去了工矿企业，与那里的工人进行了串联，发动工人群众参加到文化革命中来。北京的红卫兵组织了几次“南下中联”，去武汉、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广州、成都、昆明等地，把北京搞文革运动的经验带到了这些大城市里去了，极大地推动了那些城市的文革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去了上海，上海有二百万产业工人，是全国工人最集中的城市。
最先去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并不是我们中央文革组织去的。是王任重他们几个人搞的，都是一司、二司的红卫兵。他们去了上海并不是去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而是去社会上斗“地、富、反、坏、右”；搞打人，抄家，剪小裤腿的裤子那种事情，受到了上海市民的反对。后来总理也组织了一次北京红卫兵的南下，那一次是去保上海市委的。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工业生产是要影响到全国的。
这个时候，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也接到了大量的来自上海的群众来信和来访，反映上海市委执行资冲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给党委提意见，对提意见的群众进行关押、迫害等等的事情。于是，我们就动员了“首都三司”等一些造反红卫兵去上海。江青亲自找聂元梓谈了话，要她去上海揭开文革运动的盖子。江青这样做也是为了要把聂元梓从王任重那里争取过来。
后来知道，正是这次去上海的“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联合上海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与上海的一些造反的工人取得了联系，并且在他们的策划和帮助下，上海的工人成立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从此，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反思，毛主席一直在思考、探索如何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如何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劳动者如何参与国家管理，人民群众用何种民主形式监督人民的公仆，防止其变为人民的主人。我想文革运动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体现的言论自由；红卫兵组织、群众组织的成立体现的结社自由；这种大民主的形式不应简单否定，而应认真总结，以法律形式完善、规范。而邓小平主政后，即在《宪法》修正中，将其过往《宪法》对“四大”合法性的规定废除是不妥的。没有人民群众监督公权力的具体形式和有组织的力量，一切监督都会流于形式。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
在1966年10月1日林彪所作的国庆讲话中，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这个概念。这个讲话稿是张春桥起草、陈伯达参与修改的。在事先中央开会讨论的时候，王力曽经提出过“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主席说，反对革命不等于就是反革命。总理说，主席说得对，要把反对革命和反革命加以区别。所以10月1日上午在林彪的讲话中用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但是，当天对外发稿时，反映“反对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词，用外文翻译出来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当天晩上江青就让我们开会讨论研究一下。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关锋就在小组讨论时首次提出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讲法，在当时就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不过在会议发表的公报上面没有采用关锋的提法。关锋的这个讲法显然是从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所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个说法里引申过来的。毛主席在这段时间里，曾经反复多次跟我们讲，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毛主席的这些话就是针对党内那些老是想着动用军队，来镇压造反群众的当权派讲的。不过，毛主席在当时还没有把它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讲。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许多群众就在大字报中提到了路线问题。
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的时候，陈伯达说，还是关锋的提法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对陈伯达的说法都表示赞成。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这个问题时，总理有事没有参加。会上江青让关锋就此提法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看了此信，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并把这信批给其他中央同志。这个提法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江青后来讲，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还真不缺哲学家，在那时就提到了路线问题。
后来在关锋被审查的时候，江青还说，关锋对文革是有功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他提出的。在1966年10月2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这篇社论是关锋、王力起草，陈伯达签批的。在这篇社论中，根据文革小组讨论确定，报主席同意，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概念。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简称“资反路线”）的提出是具有根本的意义的。在当时看来，它是指从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到7月26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个时期，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镇压学生起来参加文革运动，对群众搞白色恐怖，企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改变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镇压。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5 年的“四清”运动中就早已反复出现过。二十多年后，发生在1989 年的六四事件，不过是这个路线彻底、完整的暴露罢了。
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的1966年8月、9月这个阶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在原来一些工作组领导和党内一些高层人物支持下，原来支持工作组路线的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站到前台，继续坚持与维护工作组实行的打压造反派群众的路线。这期间，尤以“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组织，更是打出“保护老干部”的旗号，实行保爹保妈、保护“走资派”免受造反派群众批判、冲击，而有意将文革运动斗争矛头引向社会乱打乱杀，随意抄家，制造所谓“红色恐怖”。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当时文革运动形势时，关锋就说，它是“刘、邓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由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开了3天，我都参加了。座谈会上，就有人发言提出，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改选了中央的常委会，结束了刘、邓对运动的领导。但是并没有着手系统批判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内长期来确实存在一条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运动，应发动群众公开批判这条右倾路线，让广大群众都知道。
1966年10月2日发表的《红旗》第十三期的社论，实际上是确认了这条路线的存在，从而将党内的路线斗争公开化了。毛主席在群众发动起来后，为了扭转文革运动过往偏离重点整走资派的斗争方向，而明确地提出了批判“资反路线”，把文革运动正确的斗争方向更加清楚鲜明地告诉全党与广大群众。这也是毛主席、党中央对反对工作组路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鲜明的、坚定的支持。各地起来参加造反的群众就此有了新的思想武器，从而对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的领导形成了更大的压力。
2.毛主席主持召开10月中央工作会议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有中央及各部门的领导之外，全国各大区、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共产党是靠着人民群众的支持才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从而夺取了国家政权。而且，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与以往剥削阶级所建立的统治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它是为成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而绝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个人或某个集团谋取利益的。
但是实际上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在共产党的一些干部中就发生了变化。一开始的时候，是官做得大了，做得久了，就听不得下面群众提意见了。对向他们提出意见的群众往往就采取压制态度，甚至是进行打击报复。1957年，从共产党给自己进行整风的运动，发展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这其中确实是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向新当政的共产党所发动的进攻。但是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时候，许多部门和单位的领导，把一些向他们善意提出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反右扩大化就是这么来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党的化身，反对他们就是反党。我在中南海亲身经历了“八司马事件”，对此的感受尤为深刻。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干部更进一步的尝到手中掌握权力的滋味了，他们非但可以享受到普通人所不能得到的“特供”，更有人利用权力来为自己谋取经济上的利益。当时提出的“三自一包”，表面上看是为了摆脱经济建设上所出现的困难，可是如果真的搞起来了，真正得利的还不是那些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正是针对当时已在上层领导及一些干部中出现的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针对一些上层领导与干部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腐化变质，演变成特权官僚阶级的倾向，毛主席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刘少奇在具体指导这场运动的时候，又把它改变成了整肃下面广大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所谓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运动了。由此，刘少奇与毛主席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后，刘少奇仍然是故伎重演，要把毛主席发动起来的，从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造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反的学生和群众，又一次打成是向党发动进攻的“右派”。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绝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思想，它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股颇大的势力了。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他的检讨虽然很长，可是通篇都只是在重复毛主席历次对他所作的批评，看不出有他自己的诚意。所以被认为是“假检讨”。邓小平也在大会上作了长篇的检讨，他的态度要比刘少奇要好，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对他的检讨不满意。
3.我所知道的刘少奇
我进中南海后，也是在中南海举办的舞会上第一次见到刘少奇。那时在我的眼里，他也是党和国家的领袖，所以对他也是非常尊敬的。不过在工作中，我和他接触机会很少。
大概是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时候，我们处理了一封湖南来的信件。信里的内容是，湖南长沙有个杨剑雄，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亲戚兼秘书，他是刘少奇的同学。1925年刘少奇任全国总工会领导人时，在长沙被赵恒惕逮捕。那时赵恒惕对共产党大干部是抓了就杀的。后来是杨剑雄向赵恒惕求情，赵恒惕才把刘少奇给放了。在放的时候，赵恒惕还送刘少奇一套“四书”，叫他去好好阅读，改变思想。解放后，杨剑雄在“镇反”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逮捕。在审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曾经救过刘少奇。当地政府看他把事情说得有头有尾、很具体，不像是假的。就把他写的材料和一封他写给刘少奇要求宽大处理的信一起送到北京。信是先寄给公安部然后再转到中南海来的，因为当时我负责处理北京地区信件，所以先送到我这里。我一看信的内容，说的是湖南的事。所以就把信转给了我们秘书室负责处理中南地区信件的科长朱固。朱固把信送给了刘少奇。过了一段时候，我向朱固问起那封信后来处理了没有。朱固告诉我，少奇同志直接在信上写了个批示，说没有这个事，要当地政府立即把那个人处决了。 当时我的心里就想，信里提到的是你个人的历史情况，按道理你应该上报给主席的，或者至少也应该给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怎么就这样直接下令把那个人给枪毙了。不过，刘少奇是中央的副主席，所以我也不敢说什么。后来在文革的时候，这件事被湖南省的造反派重新提了出来，刘少奇当年批的那封信也被找出来了。
1958年，我在“八司马事件”中挨整，当时我们只知道是杨尚昆在整我们，后来才知道是刘少奇指示杨尚昆这么做的。我们“八司马”所反对的何载和刘少奇的关系很好，刘少奇当时就有让何载来取代田家英的意图。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我听了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心里是很有看法的。他讲到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时，就说这由中央来负责，而不说他自已该负什么责任。其实，在刮“共产风”、提“高指标”的时候，他是最起劲的一个。毛主席在会上说了，中央的责任首先应该由他来负，因为他是党的主席。而刘少奇在讲话中顺竿而下，明显把错误责任上推毛主席，下推各省市。所以，后来林彪在大会发言，上来就说，不是毛主席犯错误，是我们这些人犯了错误，是我们没有按照毛主席说的去做。林彪的讲话很明显的是有所指的。林彪的讲话，受到了全场热烈的鼓掌。
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后，对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办公厅控制得很紧。安子文、杨尚昆是他的得力助手。
其实，刘少奇这人挺厉害。历史学家吕振羽在1927年的时候，在武汉就和刘少奇一起工作过。后来给刘少奇当过政治秘书。建国初传出了刘少奇1927年在汪精卫反共的前夕，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并且向汪精卫上交了工人手里的武器，自已跑到庐山上去休养的事。 有人向主席反映了这些事情。据说刘少奇怀疑是昌振羽讲出去的，就把吕振羽关进了监狱。到文革时，是关锋建议中央下令把吕振羽放出来的。吕振羽在狱中以及出狱后掲发了刘少奇的许多错误。
在我的印象中，刘少奇应该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其实他的治国理念，也就是现在有些人所非常热衷的“把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把执政党变为代表新生利益集团的新统治者。毛主席曾讽刺他是“刘皇帝”。
“五一六通知”以后的历次中央会议我大都参加了。我亲眼目睹了刘少奇他们是怎样对待群众运动的，他们对领头起来提意见的学生、工人和干部那是毫不留情的。而且他们总是借口在群众中有坏人，而把群众当作“坏人”来镇压。那时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在他们主持的中央的会议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我只能把会议的情况通过江青报告给毛主席。江青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让我们到各个学校去了解情况，我们去看了之后，几乎每一个学校的造反学生和群众都受到了“工作组”打击，不但被批斗，不少人还被带上了“反动学生”的帽子而被关押。“反干扰、抓游鱼”没几天，仅北京就抓了一万多人。后来还造成了一些群众自杀。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及时制止，那受到处分和打击的群众，一定会远远超出1957年的“反右”运动。
4.我所知道的邓小平
在我的感觉上，开始邓小平在中央领导中的威信并不高，好多人都不怎么把他当回事。可是毛主席不但很器重他，甚至可以说是喜欢他。
董老说，“五马进京”，高岗一马当先。其实，在五马中提拔得最快的是邓小平。因为高岗在建国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到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之所以器重邓小平，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以前曾经是“毛派”，而是他的政治组织能力确实很强。
那时，中央书记处开会都是有专门的速记员作记录的。可有一次，因为速记员有事，就临时叫我去帮助记录。那是一个讨论工业问题的会议，会上乱哄哄的，你一言，我一语，根本无法记录。可到邓小平讲话的时候，他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归纳出了几条，就把大家的意见都概括进去了。这样，我的记录也就很顺利了。大家听了也都表示赞同。我也一下子就对他刮目相看了。
他平时也不怎么看书，也不怎么讲理论。但是有些事情，特别是毛主席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别人要琢磨几遍才懂，他却听一次就能够抓住要害。当时经常和他在一起打桥牌的，像吴晗呀、万里呀，吕正操呀，其实都是他的高参。
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能抓住毛主席的心思。毛主席雄才大略，神机妙算，高深莫测。他的想法，有些连总理、陈伯达、江青都揣摩不透。而邓小平却可以把握得很准。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后来写给毛主席的那封“永不翻案”的信，无论在选择的时机上和对主席心理的把握上，都有“古文观止”名文的水平。尽管这在政治上是欺骗，但是对于如君子之方的领导人却能有醍醐灌顶、发人猛省的作用。
不过，你很难说他这个人在政治上是有什么信仰的。他向往的大都是欧美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信奉的就是“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哲学。而且他做起事情来，往往是没有底线的，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都敢。连马列主义的经典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甚至社会的道德、为人的准则他都敢于彻底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