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末）
摘要
文章节选自<戚本禹回忆录>，按原书章节顺序摘选，作者在原文的基础上增加部分注释同时受于篇幅和内容的限制，有时间的同志可以在文末链接下载原文。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资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朝霞照亮了东方的大地，灾难深重的祖国像巨人一样地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无数次的难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全国的解放。
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洗荡着中国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动统治阶级并不甘心死亡，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继续进行着疯狂的大反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尤其复杂，充斥于文化阵地上的反动影片、戏剧、歌曲、书刊，是配合反动统治阶级向革命人民进行大反扑的重要宣传工具。一九五〇年还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反动文化的大反扑面前，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还是同大肆泛滥的反动文化妥协投降？每一个革命同志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和考验。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
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重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文化思想战线上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斗争。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另一次重大的斗争，即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同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曾经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批判了党内的一些“大人物”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开火，甘心作资产阶钑的俘虏；并且再一次地提出了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问题。毛主席就两个青年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文章指出：
“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成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 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
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 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 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毛主席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之后，以陆定一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仍然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四年到现在，十二年过去了，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还是一直没有得到批判。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欠账总是要还的。解放以后一直没有被批判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一定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草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对抗毛主席指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一定要在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他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受到彻底的清算。革命群众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戌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这是一家反动的电影公司，它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国魂》，就是借文天祥的幽灵，来为垂死的蒋家王朝招魂。它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清宫秘史》。作者姚克，是一个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文人。他曾经编辑过反动的《天下》月刊，反对中国革命，积极为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效劳。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断写点反动的、黄色的剧本。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条小走狗。全国解放前夕，逃亡香港。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人写出一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丝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衣的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和某几个副部长，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对这样一部极其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如此垂青，把它誉之为“爱国主义”的影片，积极充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
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歌颂为爱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完全是一副极端可耻的恐帝、崇帝、亲帝的奴才面孔。
影片对所谓英、美、德、俄、日、法、意、奥“八国联军”的帝国主义侵略害怕得要死，在影片中大肆宣扬恐帝思想。叫嚷什么“中国从甲午之战以后，财力亏损，兵力单薄，……众寡不敌，强弱悬殊”，“外衅必不可开”。大臣许景澄被帝国主义吓得放声大哭。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野兽面前，革命的人民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但是在电影的作者及其歌颂者们看来，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除了举手投降之外，没有别的出路。——这是赤裸裸的民族投降主义，十足的亡国奴论调！与此同时，影片又大肆宣扬崇帝、亲帝思想，极力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公开贩卖卖国主义理论。
作者公然通过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之口，欢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说什么“各国一定会原谅皇上”，“我相信各国非但不会伤害皇上，还会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大臣孙家鼐也声称：“东西各国的使臣，也都向着皇上。”如果对照一下当时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反革命宣传，就可以看出，影片所宣扬的论调同帝国主义所宣扬的论调简直是同出一辙。例如沙皇俄国就欺骗国内人民说：它“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只是在平定暴乱，镇压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列宁早在一九〇〇年写的第一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国的战争》中，就无情地驳斥了侵略者的这种反革命论调。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宣扬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原来他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就是影片里所描写的光绪皇帝等人那种不惜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的所谓“爱国主义”。他们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还提倡人们去学习那独为了恢复和巩固剥削阶级对人民的统治，而不惜当卖国贼的所谓“爱国主义”，其用心何其毒也！
毛主席教导我们：“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同样，对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倡的所谓“爱国主义”（即彻底的卖国主义），也是我们所必须坚决反对的。
影片宣扬的欢迎帝国主义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卖国主义理论，同美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是一路货色。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在一九四九年曾经操着当年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同一个腔调，在《白皮书》里大谈什么美国如何“关心”中国，把侵略说成“友谊”。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中，早已对这种反革命的强盗逻辑，给予了严厉的驳斥。毛主席指出：将侵略说成“友谊”，是“美国老爷的逻辑”。但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帝国主义害怕得要命。他们幻想同帝国主义妥协，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谅解”和“帮助”，他们对毛主席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极端不满，他们大肆吹捧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实际上是公开抗拒毛主席对艾奇逊《白皮书》的批判，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猖狂进攻。
十分明显，在全国解放前夕，反动的电影公司和反动文人所以要制作这种宣扬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影片，就是要通过电影制造反动舆论，公开鼓吹依靠美帝国主义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为处于崩溃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出谋划策。影片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迎合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效劳，企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口头桂着“反帝”招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这样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不正是暴露了他们假反帝、真投降的真面目吗？他们爱的是什么国？爱的是帝国主义的国，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而不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祖国。他们所歌颂的“爱国主义”，正是全国革命人民所要打倒的卖国主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这决不是偶然的。他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面前吓倒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绝望，‘在党内积极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号召我们丢掉幻想，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他却大肆散布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和平幻想，公然在报上发表文章，感谢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所谓“帮助”，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和平”，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还欺骗人民，说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转变”，“一切政治问题要和平解决”。
毛主席说：敌人在磨刀了，我们也要磨刀。他却要人民交出自己手里的武装。他大肆宣扬卖国主义理论，认贼作父，心甘情愿地要去当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说什么：“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买办就是买办，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什么“红色买办”！全是骗人的鬼话。在这种早就想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卑鄙无耻的奴才思想的支配下，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成了最适合他们口味的影片。因为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所宜扬的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理论，恰恰反映了他们热衷于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卖国心理！
“心有灵犀一点通”。影片里光绪皇帝望湖兴叹的一句诗，正好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光绪、珍妃之流心心相印的写照。在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六十多年以前的地主、资产阶级发生了共鸣，这就是他们要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当时，几乎整个中国的北方，无论是城市或者乡村，到处都有义和团在进行革命活动。在敌人统治最严密的政治中心北京城内，义和团就设坛八百余所，景山后面的宫墙下，每夭都有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在操练。
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一开始就在大街小巷，贴出各种标语，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决心：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有的吓得躲进棺材，雇人吹打着，企图逃出城外。
一九〇〇年的六月，义和团的革命活动达到高潮，京郊各县的义和团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一天数十起地涌进北京城内，守卫城门口的士兵，向他们致敬礼，为他们喝道让路。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铺里，炉火熊熊，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赶制各种刀枪。
当帝国主义侵略军疯狂镇压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的革命群众用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同以洋抢、洋炮武装的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搏斗，显示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革命战斗精神。在著名的“廊坊阻击战”中，英国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的一千五百多人的联军，被义和团“直逼火车，持矛猛触”，死伤将近一半，最后狼狈地逃回天津。后来西摩尔胆战心惊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义和团同侵略军进行肉搏战，在火车站一仗，就把一支二千人的俄国侵略军，打死打伤了五百多名。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此次天津华军与西兵苦战月余，西人咸谓如此死战，实为从来所未见”。在杨村的战斗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被义和团战士打得落花流水。帝国主义侵略军一听到义和团的军号声，就惶恐万状，惊呼：“闻此声，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
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骇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
“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的欢，一个心，杀洋官。”
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自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头子瓦德西为此向德皇威廉报告说：“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不应忘去者，……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热情歌颂的。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中，曾经一再高度评价和赞扬义和团运动的英雄业绩，他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毛主席指出：义和团战争是反抗压迫者的义战，它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历次的革命战争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歌颂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对义和团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影片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描写为一种野蛮的骚乱。并且尽量地丑化义和团，恶毒地攻击义和团是什么“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乌合之众”，是什么专搞“邪术妖法”的“无知愚民”。
影片及其歌颂者对义和团的这种恶毒污蔑同帝国主义者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当时美帝国主义头目艾奇逊就在《白皮书》中咒骂义和团是“中国的排外骚动”，是“拳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御用学者也大肆攻祭义和团是“无知迷信与暴民歇斯底里的产物”，是“没有理性的行动”，是杀人放火的“拳匪”。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真正的杀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据帝国主义侵略军头子瓦德西自供：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破坏文明，无恶不作。帝国主义军队在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上自宫廷王府，下至民间百姓的财物均被洗劫一空。“曲槛临湖面面开，内官惊看骆驼来。”封建皇帝的宝库颐和固所贮藏的历朝文物，被侵略者用骆驼运至天津，累月不尽。中国几千年保留下来的许多文物，其中包括《永乐大典》，都被帝国主义烧抢殆尽。瓦德西还供称：“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至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义和团的屠杀和镇压，更是惨无人道。
列宁曾经怀着满腔的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杀人放火的罪行。他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18而影片及其歌颂者却颠倒黑白，为虎作伥，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化为文明的使者，把坚决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英勇不屈的义和团污蔑为“野蛮的骚乱”。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的哲学。
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的战斗口号是：“杀洋人，灭赃官。”当时流传的歌谣说：“砍洋头，杀官兽，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先夺洋鬼头，后把贪官揍”。这些都是他们提出的朴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恨之入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问，清朝的在京衙门、亲贵王公的住宅，大多数都被义和团成员把守监视。义和团时常抓住一些罪恶昭著的官吏，特别是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官吏，强迫他们到拳坛去叩头焚表，罪大恶极的官吏就被杀掉。
但是，影片却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清朝大臣赵舒翘之口说：“请老佛爷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慈禧太后听了，欣然采纳。就这样把义和团污蔑为慈褚太后的一党，可谓恶毒之极。在一个短时间内，清朝统治者对义和团采取了欺骗、软化的政策，这个政策一度发生了作用，义和团的一部分成员受了蒙蔽，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有些组织提出过“扶清灭洋”的口号。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人民大众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所以，绝不可以因为当时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就把义和团污蔑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如前所述，义和团在反帝的同时，“抗清”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就在“扶清灭洋”的口号出现之后，义和团的首领朱红灯还制定“攻打北京”的计划，始终坚持了反封建的斗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大肆污蔑和攻击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完全是出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他们对义和团革命群众的污蔑和攻击，反映了阶级敌人对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刻骨仇恨，反映了阶级敌人对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刻骨仇恨。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唱着同一个调子，为一部反对中国革命，侮辱革命群众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拍手叫好。他们这样做，不折不扣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使我们更加懂得了：在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为什么要勾结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他为什么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抱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抱什么态度的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根本问题上，早已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全国解放以后，这种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怎样对待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这个分歧的一个爆发点，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锋。在这次交锋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个电影的评价问题上，各自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赞美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反动影片，其目的是为了请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企图借用它们的名字、口号和服装，在中国宣扬资本主义。
影片歌颂的戌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是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人物和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开始分化出来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革命风暴和亡国大祸的威胁下，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办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戌戌变法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网罗，在解放思想上起了一些启蒙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来是承认的。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决不是无原则地对戌戌变法运动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歌功颂德。戌戌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本身就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他们改良主义的目的，从来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人民和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所要改变的只是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而不是旧事物的质。他们所幻想的只是以渐变的形式，使地主经济逶迤曲折地改变为半地主、半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并企图以此来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所以，改良主义即使在当时也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
十九世纪的末叶，中国的社会改革已经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即企图用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的办法通向资本主义。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一条虚伪的、行不通的反动的道路。因为中国没有西欧和日本那样维新改良的历史条件。当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正在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却恰好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他们幻想投靠帝国主义，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实现他们维新变法的主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加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而根本谈不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另一条道路是广大群众起来，用武装斗争的办法进行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走的都是这条道路。
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的革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我自横刀向天笑”。戊戌变法运动最悲壮的一幕是一个勇敢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之死，他的死宣告了戌戌变法运动的夭折，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而在半个世纪以后，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却还在鼓吹早已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片极力宣扬“如果要中国富强，必须要维新变法！”还通过光绪皇帝之口，大肆赞扬维新变法，把改良主义吹得天花乱坚，什么“明治维新”，什么“变法上谕”，什么“中国这样改革起来，不到三十年，就可成为世界上最最富强的国家啦！”等等。这是疯狂地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呼喊，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呼喊，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呼喊，革命人民是决不允许的！
影片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尤其光绪皇帝，捧到了九天之上。说他“为了国家，为了百姓”，“用进了心机，受尽了闲气”，“只要国事有办法”“身体倒不在乎”。
特别恶毒的是，影片在大肆吹捧帝王将相和美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丑化劳动人民，把群众污蔑为“群氓”。在电影的末场，作者通过被歪曲、被丑化了的村民、村妇的形象，大肆美化光绪皇帝，称颂光绪皇帝是个“好皇帝”，“他是帮我们老百姓的”，“我们都惦着皇上呢！”村民、村妇把鸡蛋、饽饽“献给”光绪皇帝吃。临别时，“民众夹道跪送”。影片还污蔑说什么“老百姓是最听话的，也是最容易满足的”。难道人民群众就是这样恭顺服从、卑贱丑陋的群氓吗？绝对不许污蔑劳动人民！毛主席教导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此歌颂这部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恰恰暴露了他们彻头彻尾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当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获得革命胜利之后，当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亲自为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作了总结，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宣告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之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竞然还把这部大肆歌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的、彻底的资国主义影片作为“爱国主义”影片，不加批判地在各地大量放映，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视历史事实，无视毛主席的警告，仍然借着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吏》，美化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美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美化资产阶级共和国，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妄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
他们所以全力歌颂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就是因为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影片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工具。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通过古人来赞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并利用这部影片来迷惑群众，来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使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
围绕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国究竟往哪里去？胜利的果实究竟归于谁？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所浇灌、生长起来的桃子究竟由哪个阶级来摘？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斗争的焦点。资产阶级要从人民的手中争夺胜利的果实，他们要摘桃子。他们要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表资产阶级来摘桃子的人物。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解放以后仍旧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大唱反调，极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緑緑，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唱的颂歌，就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义的辩护士们，也都望尘莫及。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难道竞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示”、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彻底粉碎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
“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穷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穷追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堡垒，让毛泽东思想占据一切阵地。正像林彪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中国，让她永远永远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万岁！（原载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完整表述
大约是在1967年5月，毛主席在讨论修改《伟大的历史文献》——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一周年的文章时说，今年是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乘这个机会，把苏联变修的问题在理论上说清楚，有些事情还可以结合我国的文革来讲。要写一篇用马列主义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章。
这篇文章就交给了陈伯达和我们几个人来起草。我们公推关锋为主要起草人。关锋说，这文章很难写，而且时间又很仓促。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关锋经常把自己关在钓鱼台的房问里冥思苦想。他的秘书说，关锋怕别人打扰他的思考，一般不接电话。
在起草的过程中，我和王、关三人经常在一起进行讨论。一般都是关锋为主，即由关锋谈他的构思、王力作记录，我也不时提出―些我的想法。
记得当时有一本书，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写的，叫《新阶级》。它里面写到，在社会主义草命取得胜利，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级。他们掌控了国家的一切资源，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
我看了以后，觉得吉拉斯所说的情况与我们国家出现的情况是很相似的，说得也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要批判吉拉斯是修正主义呢？关锋说，这不矛盾。吉拉斯是说在社会主义里面出现特权阶级是必然的。并以此来整个地否定社会主义。我们则认为这并不是必然的，可以通过“文化大革命”来阻止特权阶级的发生和发展。
到8月下旬，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这篇文章的草稿已经完成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第一次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做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后来，王力、关锋受审查后，陈伯达、姚文元、张春桥继续对这篇文章进行了修改。我看到陈伯达、姚文元把毛主席关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致革命的六个理论要点排印了出来给主席。主席看了并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1967年11月6日，这篇文章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纪念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的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公开发表，在国际、国内影响巨大。这篇文章同5月份纪念“五一六通知”的《伟大的历史文件》以及国庆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是文化大革命中论述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三篇非常重要的文件，三篇文章均经毛主席批阅、修改。毛主席指示，在论述继续革命思想时，不仅要引用他的话，还要多引列宁的话，要紧紧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原理。关锋等积极执行主席指示，一再地引述了列宁关于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地、经常不断的、普遍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论述。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江青说，王力、关锋对文化大革命是有功的，尤其是关锋在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总结“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上所作的贡献，不应该否定。
我从秦城出狱后，去看关锋。我和关锋讲了江青在他被隔离后曾号啕大哭的事，和说他对文革有功的肯定。关锋思考了一下说，他相信江青的哭和对他的肯定是真实的，大家毕竟在一起战斗过这么长时间，还是有感情的。关锋说，江青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而且有的错误还挺大。但同时他对江青的评价却非常髙。他说，你看所有参加革命的女同志，有几个能和江青比？连蔡畅、邓颖超都不能和江青比；帅孟奇在敌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坚定，很勇敢，宁死不屈，但是她在路线斗争中却表现得不理想，还跟着刘少奇跑呢。再说国际上的，马克思的夫人，恩格斯的夫人，还有列宁的夫人，哪一个能比得上江青？所以关锋说，他不反江青，他以前没有反过，现在、将来也不反。关锋认为江青要本事大点就好了。不过也难，江青没有军事斗争的经验，没有生产斗争的经验，政治上也经验不足。另外，在性格上她不大善于与人求同存异，这就不容易团结同志。
可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重新出来工作后却把江青骂得很厉害。关锋叫他别骂江青，阎长贵不接受，关锋批评了他，两人从此不来往了。近来阎长贵又写了些关于江青的文章，较前要客观真实些了。
谈到王力的《反思录》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尤其是他对邓小平的阿谀奉承，关锋气愤填鹰，大骂他是叛徙，无耻、造谣。他在《王力反思录》上写满了痛斥王力的批语。
我听到了江青的歌声
1976年9月9日，我在监狱里得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悲痛的。一代伟人，他一生战胜了多少强敌，可他从来没有居功自傲，仍然经常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只是人民的小学生。他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并握有至髙无上的权力，可他从未为自己和家人谋过特殊的利益。他一心只想着如何巩固让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权，和怎样让人民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过上幸福的生活。他思想深邃，聪明睿智，目光远大；他的理论造诣和文化功底极其深厚，这些不仅在他同时代的人中，无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就是几千年的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其匹。
他在七十多岁高龄的时候，为了防止执政以后的共产党，从为了人民利益而奋斗的革命党，重新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毅然决然的发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发动和支持了最底层的人民群众起来，要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敢造“走资派”的反。不用说，他此举必然会受到党内那些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一心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反对。而另外一些看起来是拥护他的，并且当年都是跟随他一起起来造反的人，由于自己地位的改变，如今他们对那些响应他的号召又起来造反的群众是一万个看不惯。正因为这样，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支持造反派革命群众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党内所受到的反对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慑于毛主席的权威，他们还不敢把反对的矛头直接指向他，于是就必然地冲着中央文革小组了，而中央文革小组里资历浅、地位低的“王、关、戚”也就自然成为了首当其冲的目标。
从1966年的5月16日起，毛主席就号召全国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工农群众和干部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实际支持，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早就被压制下去了，不可能像后来那样迅速的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1967年上海的一月革命，由群众自下而上起来的夺权运动，文革运动发展到了新阶段，使得党内的各种矛盾空前地尖锐起来。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要由军队、干部和群众实行“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权。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1967年武汉发生的“七二〇事件”正是这种矛盾和斗争的突出的反映。
在亲历了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毛主席的战略指导思想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建立革命新秩序的过程中，从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的方针，到提出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方针。对于主席的这个战略思想上的转变，不仅“王、关、戚”的认识不足，就是江青、康生和陈伯达的认识也同样没有跟上主席的思想。所以我们仍然和以前一样，实行依靠支持造反派的方针。甚至还在1967年8月1日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样的错误口号，实际上是严重干扰了毛主席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战略部署。
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之后，我就处在矛盾的焦点上了。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当时的主要工作在上海，而上海的文革运动又是毛主席亲自过问和领导的。于是我就无形中成了各地造反派向中央反映自己要求的主要渠道。整天为他们所受到的打压鸣不平。所以我想，毛主席同意对我进行隔离审查，不可能只是出于一时一事的误会和误判，而是形势所造成的。
我想起了斯大林说过的，当历史车轮在转弯的时候，总有人要被从车上甩出去的我大概也是这样的被历史车轮甩出去的人吧！然而即使如此，也没有动摇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标的追求和对忠诚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的信念。
1971年发生林彪事件后，我在监狱里听不到有关中央文件的传达。从我当时的认识来说，我和关锋一样，根本不会相信林彪会谋害毛主席。后来我看到中央文件上影印出来的林彪“手令”，看出它根本不是林彪的笔迹。我当时还认为，这一定是党内有人在陷害林彪。当时并不知道他儿子林立果逆天行事，在暗中策划谋杀毛主席的阴谋。不管林彪知不知道他儿子的这些阴谋，他教子不严，责无旁贷。
主席逝世后，监狱里有个姓李的管理人员，即前面所提的“老李头”，他来跟我聊天，他问起我对主席去世后国内的形势怎么看？我就随口跟他说，你去把空着的牢房都收拾收拾吧，我估计很快就会有新的人进来的。老李对我的说法很不以为然。
可是没过多少天，“老李头”就来跟我说了，你是怎么知道很快就有新的人要进来的呀？我朝他笑笑。
没多久，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江青的叫骂声。我长叹了一口气。过了一段时间，我听到了浩亮在牢房里唱起了《红灯记》里唱段。之后，我又听到了江青的歌声，她唱的是《红梅赞》，她是个不屈的女英雄。
我在知道了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就根本没有了活着离开秦城监狱的想法，更不幻想他会宽大革命派。他爱怎么整就让他整吧！
继续革命
【注：节选原文中部分书信。】
我和关锋很快取得共识，我们要在文化战线继续革命。我们本来都是搞文化的，关锋专长研究哲学，我专长研究历史。现在否定文革的人，都攻击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毁灭、破坏一切文化的，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在我们两个应该携手合作，按毛主席的教导，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批判继承我们祖先的一切珍贵的遗产。我们要用我们研究的成果，用事实来证明，我们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批判者、破坏者；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的保护者和发扬者。
戚文同志：
我想说几句，就是我们的这种处境，常受人骗，咱们想办点事是非常非常困难。在社会上我和老关都没有能耐了，只有您还能办成几件事，但困难也不少。我们做事的目的首先要宣传马列毛基础原理，在原理指导下的学术研究，另外留下的东西在历史上站得住，对人民有利。因为我们处境困难，有些事也得留点灵活，譬如十家论选人首先有学术水平，有社会影响，起码还有要爱国心、民族自尊心。如有学术水平差些，人品一般的人，能在经济上帮助的（出书），也可交朋友，也可选到我们编的书中。如经商的愿资助出书的人，也可给他个顾问到主编等等的名义。那些无学问，又没名、没影响，对我们又不友好的人，选他的东西干什么。我们也得学得乖巧点，不被假洋鬼子利用。陈鼓应这人不好，他来中国，是企图借大陆人像章［辛］冠洁之流给的名、利，以这做资本再去外国或港台骗人。现在辛冠洁借他没法利用了。孔子基金会也让山东接了。辛一无钱（其会的钱他拿不到了。他自己卖书的钱也不会给陈鼓应），一无名义，辛什么也不是了，谁还给他出书，谁还请他开会。在这情况下陈鼓应要找可利用的新人了，他要参选台湾的，也是为了到台湾让这些人报答他。台湾的学者（社科方面）没什么名人，他们想在大陆出名，不那么容易。辛从去年下半年就遇到危机了，今年已经不再算基金会的人了。写到这里行了，告您一件新闻：辛冠洁为基金会告文化部、告民政部，在港反动报刊发匿名文章大骂谷牧（辛某不久之前的后台），为台湾《中央日报》利用。有好戏看了。辛某结局，恐怕很悲惨的。这封信，请看后烧掉。此信挂号寄出，接到后望速告。
有什么需要讨论，再来信。
关锋 周英 1996年3月11日
公开驳斥对毛主席的造谣和污蔑
批《李志绥回忆录》
我在《回忆录》中写了，我曾当面请教毛主席，关于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的问题。毛主席自己也常说他也会犯错误。关于文革运动，毛主席自己就评价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并不是肯定一切。但文革运动后，许多批评毛主席的人，不是善意地批评，科学地反思总结党的历史教训，而是恶意地攻击，否定一切。更有李志绥这样的人，利用他过往的地位、关系，蒙骗不知情的人们，不惜对毛主席造谣、污蔑，出卖自己的灵魂，投其国外反毛反共势力所好，以换取其施舍的美元。我鄙视这些卖主求荣，背叛自己过往誓言与信仰的小人。只要有机会，对李志绥之流对毛主席的造谣和污蔑，我都会旗帜鲜明表明自己的态度，公开予以驳斥。现仅举一例，照录香港《明报月刊》杂志，以《御笔痛批御医》为题，刊登的我驳斥李志绥的文章如下：
附录：
御笔痛批御医
——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
访问：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整理：钟志林一度担任毛泽东“御笔”、前中央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近年深居简出。他不接见记者，不谈政事，不写往事回忆。美国《远拉斯时报》编辑陆源的父执辈，是戚本禹的好友。前不久，陆源因公务去中国大陆，两人会见，谈及往事。谈话中陆源曾就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征询戚本禹的意见。戚本禹坚决驳斥了李志绥，并透露了许多文革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历史秘闻。
陆：前不久，台湾、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回忆录，这本书轰动海外，不知您看过没有？
戚：看过，是友人从日本带回来的，谈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学孔夫子来个“正名”。毛泽东没有私人医生。毛泽东的医生、护士、秘书都姓“公”。李志绥原是北京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我一九五〇年进中南海时，他负责给中南海的干部、工人看病。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洋医生”，医术要比当时从解放军训练出来的土医生高，加上他看病认真负责，而且能讲出个道理来，所以大家都愿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声，并被选为工作模范。他给当时中南海的警卫局长汪东兴看病看得也不错，汪东兴喜欢他，遂被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保健工作。开始没有名义，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前才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记得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傍晚我到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开会时，看到他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和卫士长李银桥一起在毛泽东卧室旁的值班室值勤。
毛泽东并不是“封建帝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领袖，而是个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他说回忆录“是在毛泽东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对此，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但专职是保健大夫，政治常识比较贫乏，以致在为了某种目的要攻击毛泽东的时候，只能拾人牙慧，东施效颦式地学着时髦去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这并不奇怪。什么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压迫农民、维护地主统治的世袭君主。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李志绥大概没有看过北洋军阀、日本汉奸、国民党政府是怎样用枪炮来镇压农民、工人和学生的。毛泽东正是为了同这些专制的独夫民贼作斗争，才拿来武器闹革命的。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过苏维埃红色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区民主政府，就连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等人都承认这些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管在民主建设上仍有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权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既然是通过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说它是专制独裁！虽然，那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威望，许多决定是按照他意旨通过的，但既然通过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不能说是个人的专制独裁。你可以对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违反规则提出责难，但你不能简单地把它与封建时代的皇帝独断独行等同起来。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是没有可指责之处的，但是他仍然是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探求者和力行者。他可以有一千条缺点、错误，但是终其一生，他是始终热爱着、牵桂着他的人民。毛泽东生前对英、法、美等国所奉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欣赏，他曾对我们说过，我们宁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贝利亚式的道路。法西斯指希特勒所实行的国家社会党的专政，贝利亚指的是前苏联内务部所实行的乱抓人、乱杀人的特务统治。封建帝王是世袭的君主，但我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主席地位传给自己的夫人或儿女。尽管江青多么热衷于权力，毛泽东还是提议并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确定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的子女也没有特权，在他去世之前，他唯一尚存的儿子毛岸青是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作者，他的两个女儿大的是普通的科技干部，小的是党委机关的一个领导成员。毛泽东掌握着全中国的财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点稿费外没有分得任何财产。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封建帝王？
“曹营”的事不易办
戚：我五十年代接触毛泽东，六十年代离开毛泽东。就与他的交往看，我不感到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领导人更缺少民主。就以李志绥讲到的“八司马”案件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即“八司马”）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当时被批判斗争了几个月“八司马”听了毛泽东这句话，全部嚎啕大哭！就李志绥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尊重他，对他讲平等（尽管他攻击这是表面的、虚伪的），有几次错怪了他，还向他道歉。他说毛泽东向他道歉时的一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吧！”情节上绝对真实。毛泽东向自己的部下道歉时常说这句话，意思是他像曹操一样，出尔反尔，错怪了人。李志绥攻击毛泽东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个问题，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称之为“三面红旗”的产生、发展及其成绩、错误，对它的历史批判，需要一部专著才能说清楚。愤慨和攻击，无助于历史的认知，也无补于历史的前进。当然，要求李志绥讲清楚这个问题，就他的水平和经历，也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在纠正“三面红旗”的错误方面，毛泽东所花的力量不比他倡导“三面红旗”来得少，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的，第一个提出要全党冷静的，第一个要底下讲真话的，第一个反对过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等等，都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对人民的苦难心酸垂泪，用不吃肉来惩处自己的也是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一个小老板，他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一碗红烧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还能怎样处罚自己呢！在毛泽东和他的党的领导下，六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经济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易）曰：“无咎者，善补过也。”毛泽东至少是一个“善补过”者吧！在李志绥的笔下，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死人无数。这也太夸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缺点、错误，当时的天灾人祸，的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苦难，但也不像李志绥描写的那样一片漆黑，当时我、田家英，一组的林克、叶子龙以及李志绥等人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苦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都清楚，为什么要夸张其辞呢！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每年都有人口统计，这统计基本上是准确的，到文革时中国的人口近八亿，如果大跃进、人民公社时的中国真是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么当时中国的八亿人口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许他们都是果戈里笔下的死魂灵吧，那中国今日岂不早解决了人口问题，还提倡什么计划生育呢？
文革机密抄错了
陆：李志绥回忆录的第三篇写文化大革命，外国人认为这是文革的信史，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单纯的权力之争，以这种庸俗的见解，写不出文革的信史，历时十年、牵涉到亿万人民命运的一场运动，不可能根源于一、两个人的权力之争，虽然在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中，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斗争，又往往具体体现为它们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深远的历史根源，关于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李志绥连门坎还没有跨过。我一九六八年一月即被审查，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但我亲自参加了文革初期的历史活动，对这一段历史我比较清楚。据我的了解，李志绥在文革初期，他的工作任务只是给毛泽东、江青和一组的人看看病，他既不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在文革小组办公室担任过任何职务，他离文革风暴中心比较远，不可能了解很多文革的机密，由他来向我们提供文革的第一手史料，这是很滑稽的，依我看，他写的文革回忆录除了他亲身参与过的支左活动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据现有报刊资料和别人写的东西拼凑起来的。在拼凑时，为了哗众取宠，使人相信自己参与了核心机密，便假造现场，因此把个回忆录弄得错误百出。拿他写的文革第一件事《二月提纲》来说，他说他列席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武汉召开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是我们从他写的书中看到，这个讲话却是从关锋、艾思奇整理的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讲话原封不动地抄过来的，你既然参加了二月八日的高级会议，毛泽东在此次会议的讲话，却要从几个月以前的会议纪录中抄袭，这岂不可笑！接着，李志绥写道：“彭真说，是不是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我马上就知道大难（彭真、陆定一的大难）要临头了，毛泽东设下圈套。”事实上，当时毛泽东、江青、康生都还不清楚彭真的意图，也没有仔细研究过《二月提纲》，毛泽东、江青还想依靠彭真打开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江青在彭真回北京前还向彭真交代她所联系的北京左派力量，要他回北京后找戚本禹、关锋、李希凡，所以彭真回北京开会时，一定要关锋、戚本禹到场。只是在北京发生压制左派的文章的事件以后，毛泽东回过头来研究《二月提纲》，才发现这是一个压制学术批判的文件。
李志绥太不自量
戚：李志绥的“推背图”不宁唯此，他还是个“三年早知道”，就是说他早在三年前即知道毛泽东在设圈套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其他细节上的随意编造，更是不胜枚举，如所谓中央文革的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又如所谓中央文革在一九六六年底布置打倒汪东兴等等，全是瞎扯！还有武汉事件，连前后过程都弄不清楚，就在那里乱加评论，读者只要把他的回忆同当事人写的回忆一比较，就可以看出破绽。中共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南海机关有严格的工作纪律。保健医生的职责是保护首长的健康，他不能参与党和国家的机密。不仅共产党如此，就是号称民主的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大概也不会允许一位保健医生参与他们的核心机密吧！而且，毛泽东对医生，以及对大部分喝“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总的态度可以说是“敬而远之”。这是毛的一个弱点，世上知之者颇众，这也可以帮助人们推断李志绥在中南海的地位。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却大言不惭地说，他不仅经常参与关系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会议，甚至只有少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他也可以参加，而且与毛泽东、彭真等人同席而坐，真够吓人的！事实上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也不只你李志绥一个人，在李志绥以前，起码也有过五、六个人，他们包括毛泽东最信任的红军老干部、卫生部长傅连璋，没有一个人参与过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要说是医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警卫，包括他最信任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局长汪东兴这样的老党员也不能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他们都是长征干部呢！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叶子龙、汪东兴偶尔过来关照一下，也只能站在边上看一看。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中央要汪东兴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这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汪才能在后边有一个座位。一个医生、一个新党员竟可以列席中央少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席，“充壳子”充到这般地步，李志绥也太不谦逊了。李志绥不仅不能参加讨论党和国家机密的中央会议，就是中央的一般会议，他也没有资格参加。李志绥说他曾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调查“八司马”案件会议，还作了记录。其实这次会议参加者都是中央直属机关的领导人，其中职务最低的是我。除了林克、彭达彰（中办领导之一）有个简单会议纪要以外，没有其他纪录。李志绥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李志绥的“纪录”，大部分是根据一些传闻编制的，他说“毛说，唐顺宗时王叔文、柳宗元八个人变法图强”等等，就不对头。毛泽东当时说的二王八司马，二王是王叔文、王丕，八司马是柳宗元、刘禹锡等。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把二王、八司马混在一起，自称读过《二十四史》的李志绥连这些常识都没弄清楚就敢于代“圣人立言”，这等说起来，“小僧”真是可以“伸伸脚了”。
毛泽东是有过婚外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一贯以女人为玩物”，“热衷于以道家房中术御女”，他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几个人共一床大被，雨露均沾。这些都是事实吗？如果您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我要弄清事实，千万不要“为尊者讳”，言不由衷！
戚：毛泽东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十八年的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最后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有责任澄清事实，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其实，早在你问这些问题以前，我已向许多人解释过，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但是看过李志绥回忆录的人，大多相信李志绥的谎言和捏造，而不相信我的解释。只有一位美国医师胡定仪小姐相信我的解释。她说，戚本禹被毛泽东关押了十八年，如果有事实，他不必为毛泽东隐瞒。胡小姐唯一的保留是，也许戚本禹没有风闻过这些事，但又不大可能，因为他在毛泽东身边生活过许多年，假如真有这些事实，他却一点风闻也没有，那是难以想象的。可惜像胡小姐这样保持理性思维的人太少，许多人都是先入为主，偏听偏信李志绥，反而认为我在替毛泽东文过饰非。这真是令人叹息！善良的人是容易上当受骗的，文学家编个故事，就能赚他们的眼泪，骗他们的钱，他们怎么对付得了一个处心积虑地在那里伪造历史的人呢！我在北京解放后不久，即上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开始任见习秘书，后来任秘书、科长、支部书记等职。顺便说一下，李志绥说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是陈伯达，他弄错了，陈伯达从来没做过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师哲以后，田家英任主任，副主任有彭远彰、何载、陈秉忱等。田家英出问题后，我接任主任，一九六六年四月政治秘书室归并中央秘书局，童小鹏任局长，我任副局长。中央政治秘书室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室，所以我在职期间，同毛泽东一组的人联系甚多。叶子龙、蒋英、徐业夫、林克、汪东兴、王敬先、李银桥、沈同、王宇清、高智、吴旭君等等，我都熟识，而且同他们的关系蛮不错，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任何人说过毛泽东有玩弄女人的事实。毛泽东生活朴素，根本没有什么“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事实。伟大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欲望，据我所知，许多伟大人物也同小民百姓一样犯过婚外恋的错误，尽管我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私生活限制在合乎社会要求的范围里，但我不认为这类问题是什么“糜烂透顶”的事情。所以，要是我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我就说有，可是我在职期间确实没有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所以我只能说无，我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伪证，因为在历史法庭面前做伪证，受损害的不仅是历史，而且是他本人。历史的伪证者同历史的伪造者一样，不仅丧失了现实的人格，而且有历史的遗臭。事实上，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一个人睡也不宽敞的床
戚：五十年代毛泽东住在菊香书屋背北面南三间大房，东西两屋各三十多平方米，由毛泽东、江青分住，中间屋二十平方米不到，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毛泽东的屋，中间放个大床，半床多书，后来毛泽东常住游泳池，屋内也是一个床，半床书。这些床一个人睡觉都不宽敞，怎么能几个人大被同眠、雨露均沾！李志绥的造谣也太离谱了！毛泽东是全国人民的领袖，威望极高，他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一点李志绥也是承认的。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吧，他也要为自己的婚外恋保守秘密，很注意维护自己形象的毛泽东却肆无忌惮地向李志绥公开自己的秘密，甚至同他讨论自己非法的性爱问题，这能是事实吗？毛泽东那么多部下、秘书，怎么他不去向别人公开自己的秘密，却偏偏要向你李志绥坦白交代呢！毛泽东的居室没有锁，也从来不上锁。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只要毛泽东没睡觉，每隔一会，就要由警卫、护士、服务员进去送文件、热毛巾、茶水、药品，毛泽东无论做什么，外边的人都知道。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是如何“以房中术御女”？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呢？
毛江之间无密议
戚：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即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外出时，我是留守中南海的总管（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这个期间我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有时深夜也去，我怎么从来没有在毛泽东那里看到李志绥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房中秘戏图呢！相反的，我倒是看见毛泽东对女同志格外尊重。包括日夜与他接触的护士吴旭君，毛泽东对之都很尊重。因为我在中南海呆的时间久，同中南海的服务员很熟悉，她们中确实有漂亮非凡的年轻姑娘，她们最愿意为毛泽东送水、送热毛巾，她们经常对我说“主席真伟大，不仅政治上伟大，生活上也很朴素”。毛泽东对她们也很尊重，有时问她们的姓名、家庭，讲几句鼓励的话。有几个姑娘也替我打扫办公室，同我无话不谈。她们受委屈，找我申诉，有时有人对她们有非礼的言行，她们也找我申诉。她们向我反映过好几个人的非礼行为，最严重的一次是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但她们从来没向我讲过毛泽东有任何非礼行为。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事，李志绥后来也知道了，但他笔头一转竟把它硬按到毛泽东的头上了。党同伐异，尚可理解；歪曲事实，是何道理？李志绥最肮脏的造谣是说毛泽东同江青达成秘密妥协，江青允许毛乱搞女人，毛允许江青参与文革，这真是一石双鸟，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攻击了江青，但毛江妥协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绥从何得知，难道你真是蛔虫族。再者，毛泽东和江青都不是简单的个人，他们的一切都在党、群众，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外政敌的监视之下，他们不可能作这样的妥协。在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上，谁也没发现毛泽东有过以党的原则来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江青虽有种种错误，但她泼辣的性格很难改变，它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连死去的杨开慧她都要死命妒嫉，怎么能想象她能在这种问题上与毛泽东达成什么秘密妥协！我以为，指毛泽东为“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认文革为“毛刘之争”，仅表明李志绥在政治观念上的无知与庸俗。作为一个留洋的医生，长期生活在一个大国的政治权力中心，纵然有千万自以为是的“灼见”，却难启齿，一旦找到宣泄之机，长期被压抑的政治表现欲骤然爆发，便飘飘然以为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了政治评论家。得意之余，容易忘形，夸大扭曲，在所难免。对此，我觉得尚可理解。但不能容忍的，是李志绥利用自己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身分，编造毛泽东的“假隐私”，蒙骗世人。这不再是一种正常人的心理需要，而是一个道德败坏者的宣泄了。李志绥写的那些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其实是从地摊上的黄色小报上改头换面抄袭来的，不同的是除了几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如江青、张玉凤以及电影明星等，黄色小报再造不出多少女人的名字，李志绥毕竟在一组呆过多年，知道不少女机要室人员、女服务员的名字，他造谣的本钱比黄色小报大得多，他还会吹嘘自己，把自己说成是毛泽东身边的重要人物，装腔作势、藉以吓人，企图使人相信他捏造的各种谎言都是事实。曾参杀人，毛泽东玩女人，这古今两大流言，都发人深省。
陆：李志绥回忆录里有七、八处提到您，他说您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到上海帮助陈伯达、江青起草“五……（为乱码）？
戚：我不需要李志绥的辩护。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但李志绥关于我的回忆也是根据不负责任的所谓“纪实文学”抄写的。一九六六年三月我是《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不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任局长是后来的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仍在中央文革工作，没有被逮捕。别人可以现抄现卖，你李志绥在中南海生活过，“八司马”事件中曾支持过我和林克，并经常同我们打交道，可以说也是我的朋友，怎么可以乱抄乱写呢！
早谋刘少奇太离奇
陆：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毛泽东当时对他不错，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回忆录呢？
戚：我听一位从外面探亲回来的友人说，李志绥的回忆录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后来出版社以重金提出了要求，才改成这个样子的。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这本书同其他根据政治需要而编制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一样，不过是某种政治目的的产物，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大。但是我不满足于简单地把李志绥刻划为一个卑鄙的犹大。他从来就不是耶稣真正的门徒。他是封建帝王御医的后裔，后来是一个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意识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由职业者。共产主义意识对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回国决定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迷误。这个决定同他的人生理念、价值取向以及世界观体系完全相反。当然，这些分析是我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而作出的判断，李志绥本人不可能对自己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在哲学思想上，他很浅薄、极其浅薄，正如我的医学知识比起他也很浅薄一样。把这样一个角色装扮成“内幕知情人”，让他故作神秘地凑在人们耳边大声嚷嚷“隐私秘闻”，实在很可笑。不能说李志绥的回忆录没写一点事实，不，他写了些事实，特别是一些他直接经历的又与他的创作意图不冲突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写得蛮好，蛮真实。例如毛泽东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在毛泽东身边秘密安置窃听器的事件，毛泽东对击水长江与奋搏海浪的执拗，还有他对江青、汪东兴等人品格、作风的某些描写等等，它们不仅整体就连情节也是真实的。但是只要涉及政治性的报导或分析，他就转向了，历史真实与他的政治取向竟成了互不兼容的冤家对头。即使是生活性的事情，只要与政治结了缘，他的笔也会产生扭曲。例如他说毛泽东早在六十年代初即企图取消刘少奇的保健，让刘少奇死于疾病，这个谣言就造得太离奇了！李志绥说他的回忆录是中国“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志绥的回忆录在海外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普通的平民百姓却自发地掀起了空前的“红太阳热”。成千上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昨天上山下乡的年轻人，虔诚地怀念他们逝世多年的领袖，一遍一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
抄袭别人见品格
戚：被李志绥认为遭受毛泽东“涂炭”的千百万“生灵”，在没有任何舆论导向、没有任何组织指令的情况下，掀起了遍及神州大地的“红太阳热”。李志绥对这个现象作何解释呢？李志绥在序言中很得意他创制的种种谎言，但这些谎言对中国人民已无新鲜感！在此以前，各种攻击毛泽东的出版物早已风靡过一阵子了。李志绥的书就同林青山写的《江青的机要秘书》一书非常雷同，不仅雷同，而且有前书抄袭后者的痕迹，不同的是林青山没有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他无法编造自己的“亲身经历”，只好假冒戚本禹、阎长贵的口吻来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戚本禹本人看了此书非常愤怒，郑重地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诉，但北京市人民法院对我的控诉置之不理。林青山的谎言被戚本禹、阎长贵揭穿后没人相信了，可李志绥不同，他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谁能想象他与谎言制造者林青山竟是一流的人呢！李志绥不仅攻击毛泽东，除了彭德怀等个别人，他是大观园里没好人。就连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周恩来也是毛泽东的“奴隶”、“忠犬”，他深感“憎恶”，而且他还亲眼看到周恩来跪在毛泽东面前报告工作。哎呀呀！我几十次地看到毛泽东同周恩来在一起商谈国家大事，怎么一次也没能看到此情此景，为什么好事情全部给李志绥一个人看去了！又，邓颖超是“泥鳅样的人物”，“极端自私自利”，他深感“厌恶”，其他人更不必说了，上上下下都腐败透顶……李志绥攻击的仅仅是毛泽东吗？
【注：本纪录发表前未经戚本禹看过，责任由整理者自负——钟志林】
原原载《明报月刊》
后记
2016年5月16日，是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标志性的日子。2016年5月8日，是我年届85周岁的生日。而在2016年2月24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确诊我为腺癌晚期，且已转移扩散。
但我能高兴地看到，“岁月留痕”，我的《回忆录》前后历五年时间的努力写作与反复修改，在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的帮助下，能赶在5月16日前这个好日子里在香港出版了。
1986年1月，我从秦城监狱18年刑满释放，定居上海不久，就有一家美国的出版社找来，并先将40万美元的版费先行打到银行我私人的账号上，要买下我《回忆录》的版权。我知道他们想要我写什么，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并立即退回了他们已汇到我账上的40万美元。
这以后，这么多年，有许多人，有着各种各样动机的人，都来找过我，劝我，要求我写我的《回忆录》。我都婉拒了。我当然会写的，但不会受他人的观点思想左右。我也在思考、等待。加之回忆录中所述的，沉重的著述工作，几乎占有了我全部时间。这件我生前必须完成的任务，就这样一直拖到了现在，才有了这个结果。
《回忆录》是留给历史的我的最后作品。《回忆录》中表明的我的立场、我的观点、我的价值取向是鲜明的。读者看后都会了然。但我更看重我在《回忆录》中描述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史料的真伪应是研究历史的人最为看重的。我对《回忆录》中我描述的历史真实性负责。但大家知道的原因，我已没有查证档案材料的条件，和访谈其他相关当事人的能力，仅凭记忆，难免有不准确、不完整，或是遗漏的地方。如有不妥、错误之处，请知情人指正。但我更希望将来文革档案的解冻与公开，能有相关的档案材料，佐证我《回忆录》中描述的全部事件与事实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我相信有一天，即使不同意我的立场、观点的朋友，也会承认我说的那些事都是真的。
最后，我要在这里感谢一切帮助我完成这本《回忆录》的朋友们。特别向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向都江堰的朋友彭伟致谢，五年来一直对我的关心与帮助！向先后参与和帮助我整理文稿的孟繁华、郭亚馥、高海清、冯国治、汪晖等同志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戚本禹
2016年3月21日于上海病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