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家书-节选
摘要
原书收录了1985-2003年期间张写给家人的58封书信，本文节选部分文章，在力保每段节选完整性的情况下，按照内容相关度进行整理，若有时间可下载文末链接阅读原文。
关于苏联
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他当然也很关注，这些在他的书信中有很多表达。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反而让他的理解更深刻了。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发现马克思主义确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那几种说法，例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观点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等等。他发现用这些观点来分析世界局势，还是很准确的。苏联东欧的解体，他觉得是必然的，就像现在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是低潮一样。他仍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相信道路是曲折和遥远的，但总有一天，人民群众会觉悟的，会继续前进。有高潮，有低潮。他说过无产阶级革命要反复斗争几百年。大浪淘沙，会有新的领袖人物出现的。
–列宁
报刊上的一个流行说法，说列宁“不怕犯天条”，敢于抛弃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大国胜利才能胜利的原理，而主张一国可以胜利。列宁确实勇敢，但他认为一国可以首先胜利，但不能最后胜利，他只是说，在资本主义链条中总有薄弱环节，无产阶级可以在这个薄弱处首先夺取胜利。十月革命后，列宁多么希望法国胜利呀，但法、匈等国的革命都失败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不是列宁的选择，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而且列宁始终把俄国胜利看作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有了一个根据地，同时，列宁清醒地看到，不能说俄国革命已经取得最后胜利。所以，说列宁如何抛弃马克思的基本原理，是无中生有的胡说。
列宁说还不是最后胜利，我是记得的。斯大林呢?似乎他是认为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不然怎么可以说一国可以全面建设共产主义呢?这次看《联共(布)党史》，才明白，斯大林也认为没有最后胜利。问题不在“最后胜利”，而在于他认为所以不能说最后胜利，是因为苏联是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随时可能受到干涉、破坏。在实践中，斯大林也是从这一点出发，处理内外政策的。强调外部包围是必要的，因为胜利而忘记了敌对力量的包围是危险的。但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有外因，也有内因。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包括苏联和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始终是激烈的。但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苏联的亡国、苏共亡党，是同时发生的。
苏共、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各国各个政治派别做出了各种分析。有人说是经济没搞好，有的说不该与美国争霸。我以为，从根本上说，是苏联内部阶级斗争的结果。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但是新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不但处在外国资产阶级的包围中，而且处在国内资产阶级包围中。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被我们从前门赶出去，又从后门回来了。苏维埃机关里充满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培养出来的干部，一到岗位就陷入资产阶级包围中。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
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列宁是从亲身感受中坚持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本来就占少数的无产阶级真能经得起这样众多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浸泡?是不是只有亡党亡国路一条?不是。列宁在世时，条件极其复杂，布尔什维克始终没有忘记阶级斗争。【注：布尔什维克：俄译音，原意指多数派，代指无产阶级；对应词汇孟什维克，少数派，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斯大林也不是完全放弃阶级斗争，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与外部势力斗争，国内一出事就说这是外国间谍、特务，而不注意国内的阶级矛盾。他的肃反扩大化，多抓了反革命，又采取杀头政策，这是我们都知道的；而他长期不承认苏联内部有矛盾，不重视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或者注意了某些事件，又没有区别两类矛盾，把许多思想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把中间势力推到敌对阵营，也有人指出过。
我以为，他长期不重视“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这条原理，以为自己培养的都是无产阶级战士，都是为苏维埃而斗争，实际上人家早就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去了，
以至二十大赫鲁晓夫就代表国内外资产阶级，站在苏共的讲坛上发表反共演说，人们想反也无力反对了。无产阶级认识这些问题不容易。但是，既然世界在矛盾中发展，阶级斗争在继续，赫鲁晓夫的后代总有一天要垮台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真的不灵了。 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受难最深的是工人阶级。欧洲，这个老牌资本主义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资本家找到了裁减工人的手段，财富愈来愈集中(于)大资本家手中，成千万的工人失业，靠救济金生活。
–统一战线
我读过几篇大小文豪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眼里，似乎什么都看见了，就是看不到过去的和未来的革命。是犯了“明察秋毫，不见舆薪”的老毛病，还是加入了“告别革命”的统一战线呢?
我以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有二:一是十月革命，二是中国革命。前者的结果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后者的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们共同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在十几个国家十几亿人口中取得了胜利，红旗插遍了五大洲。那时，人民是多么高兴，反动派多么狼狈呵。
我也是这欢乐人群中的一员。我出生在第一次大战还没结束，十月革命还没暴[爆]发的时候。那时，还是一个黑暗的中国。袁世凯死了，北洋军阀还统治着中国。我知道“十月革命”这个词儿是很久以后的事。
头几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是纪念高尔基的，说什么“可以告别苏联，可不能告别高尔基”，他似乎忘记了高尔基的伟大之处恰巧在为工人解放、为苏联革命贡献力量。“告别苏联”，是不是连十月革命、卫国战争都告别呢?我们反对的是苏共领导集团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大国霸权主义。“告别苏联”如同“告别革命”一样，不过是骗局。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这是马克思在法国革命失败以后说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存在，革命就存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大革命，二十一世纪会发生几次呢?我不是算命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发生。在你五十岁生日的时候，祝愿你下一个五十年过得更好，亲眼看一看二十一世纪的革命。
没有纸了，有纸也写不完我想说的话。
–改良主义
资本家算盘是清楚的，发一点救济费，比多用工人赚取的剩余价值要划算得多。资本家采取多种手段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觉得社会民主党、工党似乎是为工人谋利益的。欧洲联盟15国有十国是**社会党执政**，就说明老牌资产阶级政党不灵，换一批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政党，欺骗性有多大。不过，最近又有变化，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在最近的选举中接连失利，说明工人和劳动者的眼睛亮了一点。法国共产党最近号召游行，一向跟着法共走的法国总工会宣布拒绝参加，也是法国工人阶级的不同寻常的表现。也许是这些条件，使人们又找到马克思了。
–叶利钦
叶里钦、克林顿这两支[只]老虎遇到的麻烦就惨重多了。想当年，叶里钦指挥坦克保卫“白宫”的时候，何等风光！全世界资产阶级都为他叫好。苏联人民几十年的奋斗成果，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被叶里钦代表的官僚、军阀、买办瓜分了，多个国家的资本涌入俄国，抢占市场。俄国劳动人民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的深渊中。他们没有思想准备。赫鲁晓夫以来一直鼓吹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党、和平过度[渡]，却从来不讲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这也不奇怪，他如果讲这些，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就不大好讲、不大好做了。经过这些年的演变，俄罗斯真是“翻天复[覆]地”。连末代沙皇也重葬沙皇村了。双头鹰的沙俄国徽就立在新沙皇叶里钦的座位上。好像一切就绪，要庆祝胜利了。但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无情的，它并不服从叶里钦指挥。一次又一次地改组政府，不只是表现叶的流氓性，主要是反映俄国多阶级、多政治集团、多经济集团的力量消长。虽然报刊上也把俄国多个派别区分为左、中、右，实际这种区分并不准确，而且不断变动。比如说，普里马可夫，原来的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追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被封为“左翼”;他是情报头子，同情伊拉克，又被封为“保守派”;现在他又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出任总理，成了“中间派”，—你看，多滑稽。所谓左、中、右，是客观存在的。人有左右臂、左右腿，军队布阵有左翼、右翼。有人否认左右倾，要大家不要再分左中右。真是大慈大悲，爱的世界。可惜，世界上没人听从他的教诲。叶里钦也不得不在左、中、右中求平衡。找一个所谓中派当总理、再加上俄共这样的左翼，“共度难关”。也许在短时间内，经过多派力量之间权力再分配，能够维持一个时期，但像当初得到60%以上的选票当选总统那种局面、那种气势不可能再现了。叶里钦不是年老多病，而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各个集团需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是斗争的中心。叶里钦已经从一支[只]吃掉俄国千百万人民的真老虎变成疲劳不堪的病老虎。不过，还要当心，他还会吃人。
–谈革命
有一个问题，都怕谈，又不能不谈，只好转弯抹角地说一点。这个问题就是革命。我欣赏叶里钦，他比较鲜明。在十月革命节，他以沙皇的口吻说:革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早已下了命令，取消了十月革命节，为什么又总是念念不忘这个十月革命，年年在这一天咒骂一番十月革命呢？他心里怎么想，我们不知道。我以为这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好像经过他的金口这样一说，革命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我想，把叶里钦的话改一改，可能更接近实际，接近真理。我想应当这样说:资产阶级革命一去不复返了，无产阶级革命还刚刚开始。【注：叶利钦增多次谈及革命已经不存在。】
信中提到人们对苏联解体不理解。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各国、各阶级、各政治集团作出了不同的理解。有欢欣鼓舞的，有悲观失望的，有先高兴后忧虑的。我们不必跟着别人跑，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不要只看现象，而应当看本质。早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我们党就指出：赫集团的上台，是资产阶级上台。这不是乱戴帽子，而是事实。是他们自己宣布苏联是“全民国家”、苏共是“全民党”，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虽然他们没有改变名称。但是一个国家、一个党对内压迫无产阶级和各民族劳动人民，对外搞大国霸权主义，这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呢？早在六、七十年代，我们就公开称呼它们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帝国主义国家了。我还记得，在人大会堂的国宴上，每当我们一讲“社会帝国主义”这个词，苏联大使及其追随者就慌忙从餐桌上站起来，边吃边退场的狼狈相。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不过是扮演了赫鲁晓夫五世、六世的角色，全面地公开地实行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罢了。据说，莫斯科、列宁格勒这些城市，小汽车仍然很拥挤，夜总会还是通宵达旦，高价商店里什么都有，俄国资产阶级的生活依然十分方便，受苦的是千百万工人农民以及下层干部、小知识分子，一旦失业那就更惨了。苏联人民上了当，受了骗。我觉得叶里钦这个人很可爱，他公开讲反对共产主义，雷厉风行地搞私有化，搞市场经济，不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羞羞答答，拖泥带水，明明是搞资本主义，却打着苏联、苏共、“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类旗号。叶利钦的可爱之处，就是他能够擦亮苏联人民的眼睛，启发人民的觉悟。当然，他的真面目还是掩饰起来的，不然早就被识破了。
关于中国
–寺庙
国人到中国旅游，评论曰:“白天看庙，晚上睡觉。”可见中国寺庙之多。在旅行社看来，让外国人看庙，就是看五千年中华文明。不能说这话一点道理也没有。从故宫可以看几百年中国封建文明，看天坛可以看建筑之美，也可以看中国皇帝的愚昧。向这个庙祈祷丰收，能说是文明吗？如果只是这些古庙，数量已经够多的了，何况又修了新庙，“景点”年年增加，旅游收入年年增加，何乐而不为？中国古代皇帝修佛寺，修道观，都是提倡宗教，不是为外国人旅游，今天的中国人，比皇帝聪明多了。那些靠外国人参观发了财的寺观的主持人，用李洪志【注：法轮功邪教组织】的话说，“比释迦牟尼不知高多少倍。”
由此又想到，是电台报导的，有一个中共支部书记修了一坐[座]庙，发了财。也许这位地头蛇也洋洋得意他比别人聪明多少倍吧。有一个支部，任凭革命烈士纪念馆倒坍，却集资修庙，据说也发了财。革命烈士早就不灵了，还是求神吧！东欧一些国家盛行天主教，连军队都由连长带队到教堂做弥萨[弥撒]，我还没有听说由支部书记带队的。当然，这都已经过去了，共产党已经垮台了，变成“自由世界”。 我并不想说金大侠的作用有多大，也不过分的责难那些支部书记。他修了庙，发了财，又使头脑苦闷的群众有个诉告祈愿的地方，也许还应当算做一大功劳呢？ 电视台，从中央台到地方台，都用很多画面报导法轮功。在这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法术。李洪志这位大师也从来没听说过。许多问题，电台并未回答。为什么这么多人相信它呢？有科学家骂他们愚昧。为什么连长征战士也相信呢？他们是生来愚昧吗？怎么会从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变成跟着法轮功求“圆满”呢?
–荆轲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至今仍被人吟咏。我不赞成荆轲，因为这种个人冒险即便杀了秦王，也解除不了燕国的危险。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赞成这类行动。但是，把秦王、荆轲都描写成傻瓜，就莫明其妙了。历史就是历史。不论我们赞成不赞成，荆轲在当时的燕国被赞美是理所当然的。秦王的历史地位也是历史决定的。
那些骂秦始皇是暴君的人，当了皇帝，为了维护地主阶级专政，杀起农民来，决不手软。所谓施仁政，也只限于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对象。
蒋介石就说“剿匪就是施仁政。”杀红军，就是对地主阶级施仁政，就是对日本侵略者施仁政。蒋介石不愧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敢于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
现在西方资产阶级也在反暴力，但是，他们只反对革命人民的暴力，从来不反对用暴力镇压革命。你看，北约部队在南斯拉夫面前耀武扬威多么神气，他们却说这是为了人道主义，为了阿尔巴尼亚人。我不愿对这一老一少两位著名人物发表评论，也不值得评论。只是想到:历史唯物主义地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这种思想，对某些人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有的口头上说要马克思主义，有的连口头上也不说。 各式各样的问题，人们提出来了，答案也各有不同。我所以说是好事，就在于它让人们动动脑筋。
–孔子
我要开始读赵纪彬写的《论语初[新]探》。现在，已经读完了。要问我的感想，我的回答是:孔夫子非批不可，把孔老二批倒也不易。
孔夫子影响深远，并不是他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圣人，学问没人超过，适应千秋万代。但是，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剥削阶级如何处理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奴隶主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如何巩固衰落的奴隶制，是做了不少工作。他的思想是唯心论，不适应当时新起来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需要，所以到处宣传，也没有多少销路。但是随着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汉武帝开始感觉到孔夫子这一套对封建主很有用处，因为都是剥削阶级，改造起来也不太难。于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在封建社会从兴盛，直到它的末期，孔夫子的声望越来越高，总是革新派反对的对象，总是保守势力的工具。到了近代，这种斗争仍在继续。80年前的五四运动又一次进入斗争高潮。批孔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最近，我读到几篇纪念五四的文章，也多半肯定批孔的必要性，但更多地放在当时批孔“过头”方面。几乎没有一篇文章说到当前批孔的必要性。
要崇拜孔夫子，攻击五四的批孔，应当如何继承孔夫子，似乎孔老二就是中华民族的代表。
我说批孔不易，就是孔老二的话蒙蔽了许多人。本来是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许多人认为他是为全民服务的。“仁者爱人”被不少哲学家解释为：人就是一切人，仁者爱人就是爱一切人。为了弄清一点，赵纪彬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指出：“人”和“民”在《论语》中是两个概念，人是奴隶主，民是奴隶。《论语》只讲“使民”，没有一处讲“爱民”。“有教无类”也是很多人吹捧孔夫子的一条，赵纪彬证明:这个“类”是指示“族类”，因为奴隶主拥有不同族类的贵族，每个族类内部仍然有奴隶主和奴隶的区别。不能把这句话解释为教育一切人，不分阶级。还有一些学术界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赵纪彬都作了剖析。全书三十二万字，引经据典，读起来很吃力。
说来似乎好笑，我从小没有学过《论语》却是一个反对孔夫子的人。孔夫子是山东人。有人说山东最光荣，文武两圣都是山东人。但是孙子的名声却远远赶不上孔子。大城小城都有孔庙。那时没提创建精神文明的口号，也没有规定往路上丢纸头要罚款，但是，人们都知道要把字纸丢进写着“敬惜字纸”筐子里，以示对孔圣人的尊敬。整个统治阶级，从袁世凯到蒋介石，没有不尊孔的。
我虽然没在学校里读过《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类的话却是知道的。**但是，孔圣人说的“学”指的是什么?**是天文、地理，还是x+y【注：泛指函数-数学】，就从来没有想过。鲁迅说，那些提倡尊孔读经的人，很少有人真正读过经的。据说真正读过十三经的，只有章太炎一人。我是十三经一经也没读过，这倒不算什么错误，但是，却跟着别人说“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没有问过“为什么?”即便我没有把这类圣人遗训挂在嘴上，总不免是一个缺点。
比如，对《学而》的“学”，《批注》说，主要是学习周奴隶制度的《礼》、《乐》、《诗》、《书》等典籍。这样，就具体地分析了孔子教的是什么，学生学的是什么，他的教育目的，就不是培养抽象的“人”，而是为奴隶主服务的人。“人”在那时不包括奴隶，奴隶不是人。同样“三人行，必有吾师”，这三人也只能是统治阶级，即奴隶主阶级的人。—诸如此类批注，我认为是批得好的。他们把那些杂乱无章、枯燥无味的说教“批注”活了，活像一个孔老二在讲话，一个现代人替他当翻译。这些工农兵学员，吸引着我不觉疲倦地读完了《论语》。—不是孔老二“悔[诲]人不倦”，而是工农兵学员诲人不倦，真该谢谢他们。
读完《论语》，一方面感到实在是杂乱无章，枯燥无味，一千多年来统治阶级强迫人们学习，用周天子的一套桎梏人们的头脑，实在可悲。
另一方面，又感到要批倒孔夫子也确实不易。孔是以“克己复礼”维护奴隶制为目标的，秦始皇要革奴隶制的命，以为可以一烧了之，但是，秦始皇是早死了，如果不死，封建制建立起来以后，说不定他也要尊孔的。
因为奴隶制、封建制都是私有制，都要处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孔老二比较集中地总结了夏商周以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即“周礼”，这对封建主也是“有用”的，甚至对于东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主资产阶级也是有用的。这就是为什么刘邦还在用儒生的帽子撒尿，到了武帝就尊孔了，而且竭力加以改造，使它适合自己的需要，增加了许多“包装”，增加了欺骗性。以至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孔夫子的声音。北京大学这些学生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用孔夫子的话来说，任重道远。我想，总会有人来继续努力吧。
–曾国藩
现在读一些文章，觉得很可笑。有些人好像他就是历史，他可以随意解释历史，肯定、否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头几天，有一位自称是著名作家的人，就自称“三十年，我没变!”好家伙！比他更伟大的人物多着呢，比如曾国藩，这个屠杀太平军的屠夫，近来名声甚佳，有些人又吹捧起他来，说不定哪一天，他从棺材里站出来，说“我一百年没变”，依然是镇压太平军的英雄！其实，历来就有两个曾国藩，一个屠夫，一个英雄，看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来讲吧。读《世界通史》，可以使我们看清世界发展的趋势，这是客观存在的，倒退说不成进步，进步说不成倒退。这个规律，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没有改变。
–鲁迅
你上次来信中，提到鲁迅关于国民性的论述，并且说回过来看看鲁迅的书，懂了许多。你举了些例子，火车撞坏汽车，有人持刀杀人却无人过问，等等，于是问道：上海人是最自私吗？国民性又回到三十年代了吗？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而且几十年来一直争论，头几年报刊上也不断地有议论，并且有人提出中国的国民性需要殖民统治两百年才能改造过来这样的奇谈怪论，最近又有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改造国民性的高超理论。
国民这个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我们除国民经济、国民教育这些包括全体国民的活动以外，一般不用国民这个词。孙中山喜欢用国民，蒋介石又继承了这些名称，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大会、国民革命军，等等，为了和蒋加以区别，也为了更科学，我们采用了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共和国、人民大会堂等等名称。有趣的是，东欧各国资本主义复辟以后都把人民这个词抛弃了。
鲁迅早期著作中，研究国民性的相当多，几乎成了他关注的中心，从学医到学文，也是为了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说的国民性涉及很广，但是，据我看，他始终没有研究清楚。所以，你也难以看懂。正因为这样，有些学者往往抓住鲁迅早期思想的弱点，加以发挥，攻击中国的国民性，或曰中国人愚昧无知，只配做亡国奴，或曰只有教育救国、或实业救国、或科学救国，而不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死了多少中国国民，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才能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鲁迅和这些人不同。他对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刻的认识，他对鲁四老爷、假洋鬼子是痛恨的，对人民是满腔热情的。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宣布封建制度是吃人的制度的，是鲁迅，是他的《狂人日记》。在今天，要想了解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鲁迅的作品是极生动、极重要的材料。他笔下的那些“国民”，正是当时的农民、小市民。他不是藐视他们，而是他自己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是说他当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虽然是站在时代最前列，却看不到中国的希望，看不到阿Q们中间蕴藏着的力量。这也难怪，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弱小，阿Q参加的“恐怖活动”，农民的自发斗争即“不准革命”的革命不可能使鲁迅看到希望。他当时的思想武器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相信人类会进步，一代会比一代强，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但是他看到的却是这样冷酷的事实：包括他的一些学生在内，同是青年，为什么这一些青年杀另一些青年呢？鲁迅在研究国民性的过程中是极其痛苦的，很长时间找不到答案。读鲁迅早期的作品，要了解他早期的社会环境和他的政治、思想状况，否则很难看懂。
鲁迅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是后来的事。这些条件促进了他的转变: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创造社对他的批判，使他冷静地思考自己走过的路，认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这把解剖刀，解剖社会，解剖别人，也解剖自己。他不是轻易地相信共产主义的，而是蒋介石的屠杀，血的事实教育了他，马克思主义教育了他，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教育了他，使他相信：“唯有无产者才有未来”，并为此奋斗终生。
你如果有兴趣，可以找几篇他自己描述自己思想转变的文章看一看，如《二心集》、《三闲集》的序言，还有瞿秋白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是第一篇正确地分析鲁迅思想的文章。这几年没有人提这些文章了，因为它们都是讲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变过程的。资产阶级最怕的正是知识分子的这种转变。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武装起来的鲁迅，对社会的分析，对论敌的批判，都面貌一新了。他不再停留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地位，而是和无产者站在一起了，他的文章也就更加锋利了。你如果找到他同梁实秋教授的论战文章，就不难发现，他已经不再一般地论述国民性了。因为有人说梁实秋反对无产阶级文学、是资本家的走狗，梁极不满意，怒气冲冲地去查英文韦勃斯特大字典，得知无产阶级不过是一些无知的穷光蛋，就写文章嘲笑“无产阶级文学”这个口号如何如何可笑，鲁迅就写了一篇批梁的文章，叫《资本家的“乏”走狗》，嘲笑这位大教授连什么是无产阶级都不懂，只能算一条“乏”走狗！鲁迅这个论断极其准确，以至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反共分子的文章内容如此贫乏，就不由地想起这个题目。
人是分为阶级的，这是客观事实。只讲国民性，不讲阶级性，只能使自己难以正确分析事物，如同早期鲁迅那样。你看，《毛选》第一篇就是分析中国的阶级，不但承认阶级，而且做了具体分析。对一个阶级，又分析它的大、中、小，上、中、下，左、中、右，又分析它在不同形势下的表现，等等。这种分析，在整个毛泽东著作中是贯彻始终的。讲实事求是，就要讲这个“实事”，“求”其中的“是”，毛就是这样做的。
现在是90年代，不是30年代。现在中国的国民性和30年代也不相同。你看到人们自私、麻木，这是事实，但人们的表现还是不一样的。俄国作家爱伦堡在他还没有反斯大林时，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庄严的工作”，用来描述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苏联。在当今中国，在一个又一个“热”、“潮”、“大战”中，那些人可不麻木。在那些旁观者中，也有昨天的或者明天的革命勇士。对立统一规律是基本规律。国民性中包括着对立物的统一和斗争。阶级内部、政党内部都包含着对立斗争。先进、中间、落后，总是存在的。不会都先进，也不会都落后，很可能仍然是两头小，中间大。我们家原来有一张毛在天安门上谈话的照片，面对百万欢呼的群众，他仍然冷静地说：“左派能有百分之十就了不起了！”而希望就在这里。写了这么多，只是说我在头几年读那些关于国民性的文章时，想过一些，很零碎，也算是春节期间我们的一段闲话吧。但愿不至于给你增加思想混乱。你既然想研究点问题，我总是支持的。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鲁迅学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从进化论到阶级论，对国情作了分析以后，对敌人、对人民采取的不同态度。
–金庸
头几天，在《东方时空》偶然看到记者采访金庸的报导。《东方时空》中的《东方之子》的主题是“浓缩人生精华”，以宣传“社会精英”为唯一目的。这回是宣传金大侠，祝贺他就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访问者对大侠崇拜的五体投地，金大侠春风得意，满面笑容，谈得很投机。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不用号召“拿出一点爱 ”，布什就爱美国亿万富翁， 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而绝不会“拿出一点爱‘’给近在咫尺的**卡斯特罗**，要是他真的爱起卡斯特罗来，美国的亿万富翁就不爱他，就要把他赶下台了。这个道理，听来简单，懂得并不容易，变成自觉的行动更不容易。
在现代，至少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自己有一个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否则就弄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
你现在还看武侠小说吗?我并不一般地反对看一切武侠小说，问题在于这些书的内容，包括那些爱国大侠的内容，都是脱离实际的，很容易把读者引入歧途。他们行侠仗义，杀富济贫，同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行动有根本区别。我们是要从根本上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不只是某个地主、资本家，某个洋鬼子。那些最了不起的武侠、文侠，都谈不上消灭封建制度，更谈不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他们都是个人行动，或者哥儿们义气，而不可能形成像工人阶级这样依靠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去进行长期的阶级斗争，最后在地球上消灭一切寄生虫。不要说某个侠客，就是今天，用个人恐怖行动，也消灭不了资本主义。当然，要弄懂这些道理，不是这封信能办到的。你是个聪明孩子，只要肯用功，读点有关的书，总是可以弄懂的。
【注：此问题指在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法轮功等邪教的支持者。参见本文章–/关于中国/寺庙章节】
当然，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一时说不清。我的直觉，立刻联想到金大侠。打开电视，看到的就是修炼功法，就是各种奇迹。令狐冲，小小年纪，得到太师叔真传，就能够称霸武林。各种奇怪的功，左冷禅会发冷气，任我行会吸取对方真气，“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葵花宝典》可以称霸。金大侠难道只是娱乐读者，并不想影响读者的思想吗？我想金大侠不会这么愚昧。
以前，我只知道金是写武侠小说的。后来，见《人民日报》的某篇文章，把金放在现代中国作家的排行第二的位置，仅次于鲁迅而高于茅盾、巴金、老舍。这倒新鲜。有这么一位大作家，我怎么不知道呢?香港报刊我经常看到，好像也不曾见过他的大作。后来，从广播里听了一遍他的《笑傲江湖》。同历的武侠小说比，似乎有一点新东西。也和张天翼的《洋泾浜奇侠》不同。金的小说着重人物性格刻划[刻画]，但写的又是江湖侠客，不是张天翼的流氓兵痞。他的语言也不是程式语言。他的令狐冲也不属于七侠五义中的古代人物，是20世纪的“大侠”。
这些，我想，这是金庸优于他的前辈的地方，武侠小说本来就流行，他的新武侠受到读者欢迎，那也不足怪了。不过，出于我的习惯，对他的作品也有疑问。《笑傲江湖》究竟是说的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接班人问题?他似乎崇拜佛教，又很尊崇道教，又喜欢一群行侠仗义的丐帮？特别是他着力刻(画)了魔教，又似乎主张正魔两教和平共处，“人狼共舞”，他的世界观究竟如何？为什么这么混乱不堪？我想，他可能是一个美国人所提倡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或者是古代英国、现代美国的混合型知识分子。因为我当时确是边听广播边想过，所以还记得一点，不过除令狐冲以外，多数主人翁都记不得了。
【注：指金庸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当院长，不要工资，和学生自称大师兄，学生们是师弟师妹。】
那一天，听到这句话，我笑出声来了：真没想到，中国会有一座这样互相称呼的大学，校院里一片师兄师弟声，向大师兄参拜，岂不热闹！继而一想，师兄、师弟之外，师父是谁呢？太师又是谁呢？金庸怎么忘记了师父？他并没有忘记。他说他的作品，想从人性、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影响国民的精神。他说鲁迅的《阿Q正传》讽刺“精神胜利法”，他想影响国民的自私自利，贪污腐化。
我没有看过金庸的全部作品，无从评论，是否如此。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他无法和鲁迅比。鲁迅，不论是早期还是晚期，他的文学作品都是为革命的。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提出的口号是“推翻这吃人的宴席!”他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之后，勇往直前，从未动摇。
金庸不是共产主义者，从他强调人性看，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说了半天，没有提到革命，没有提到共产主义。他是[的]师父只能是共产主义运动以外的那些大师。他的令狐冲也没有为人民做点什么事。今天，他被吹捧到“大师兄”的地位，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社会气候，使他像一支[只]热气球飘飘向上，换一换气候，他就会落到他应当去的地方。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的。任何大侠都改变不了这种发展趋势。
–季羡林
在那些似软不软的作品中，也有耐人思索的。比如，有一位著名学者叫季羡林的，就写过这种文章。这位作者不是自封的“著名学者”，我青年时期就读过他的作品。后来，他到了印度，解放后才回国，成了印度文化艺术的专家。我想，他如果向我们讲解梵文、佛经，一定很内行，虽然印度文化很复杂，他也不一定能讲得好。
没想到，头几天读到他写的一篇短文，却是讲的中国历史，说中国的开国皇帝，全凭厚、黑、大三个字得天下。厚，就是脸皮厚；黑，就是心黑；大，就是胆子大。他举秦始皇、刘邦为例，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我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作品竟自出于著名历史学家之手。如果这样来分析历史人物，都可以称为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就太容易当了。说来凑巧，正当我解不开季老先生的谜的时候，《新民晚报》又说“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又有新作在北京首映，内容是荆轲刺秦王。电影导演分几代，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这位先生的作品我一部也没看过。奇怪的是，这部作品，据记者报导说，全部角色都是丑角，许多观众不解。我也不解。读过《史记》的人，大概都被司马迁的描写震动过。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至今仍被人吟咏。我不赞成荆轲，因为这种个人冒险即便杀了秦王，也解除不了燕国的危险。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赞成这类行动。但是，把秦王、荆轲都描写成傻瓜，就莫明其妙了。历史就是历史。不论我们赞成不赞成，荆轲在当时的燕国被赞美是理所当然的。秦王的历史地位也是历史决定的。那些骂秦始皇是暴君的人，当了皇帝，为了维护地主阶级专政，杀起农民来，决不手软。所谓施仁政，也只限于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对象。蒋介石就说“剿匪就是施仁政。”杀红军，就是对地主阶级施仁政，就是对日本侵略者施仁政。蒋介石不愧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敢于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现在西方资产阶级也在反暴力，但是，他们只反对革命人民的暴力，从来不反对用暴力镇压革命。你看，北约部队在南斯拉夫面前耀武扬威多么神气，他们却说这是为了人道主义，为了阿尔巴尼亚人。我不愿对这一老一少两位著名人物发表评论，也不值得评论。只是想到:历史唯物主义地评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这种思想，对某些人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有的口头上说要马克思主义，有的连口头上也不说。在软些、再软些中，发表不软的东西，也许是辩证法的最新发展吧? 中国南北洪水都已退去。百年一遇也吧[罢]，千年一遇也吧[罢]，总会退去的。它有季节性、局限性，总不能年复一年，也不能把长江的洪水倒流进青藏高原。
–历史剧
现在电视里皇帝的戏真多。每天打开电视机，很难得看不见皇帝。也不知那[哪]一位是好皇帝，或者坏皇帝。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满嘴里自由、民主、平等、仁爱。艺术家有创作自由**【有关自由、民主等参考读物】，皇帝、神仙、花鸟鱼虫都可以为艺术家所用。但是真名实姓的，所作所为总不能离真实人物太远。要奴隶主大讲民主，总叫人好笑。那时也讲民主，那就是奴隶主们的民主，他们绝不会给奴隶们民主。秦始皇的民主也只给封建主，绝不给农民。**奴隶主捉了俘虏不杀，叫他做奴隶，就属于历史的进步了，要他做更多的事，是不可能的。同样，资产阶级实行僱佣制，就比封建制进步。解决人类的彻底解放问题，只有社会主义。将来没有专政了，也就沒有民主了。
现在宣传人民生活改善的材料，不可少的一条是家里装了电视机。我想中国皇帝可没有一个得到这么大的幸福，因为那时还没有电视机。无电视可看，也无法去做电视广告。
这个月，看《康熙》，总要听到那一句“真想再活五百年”，莫明其妙。什么意思呢？康熙爷真活五百年，我们还要向这位皇上下跪，真是荒唐!不过，也难怪。当今世界，想让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再活五百年的，大有人在。“新千年”之说，就不绝于耳。特别是头几年，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资本主义找到了“自我完善”的方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将要灭亡的论断错了。事实是不骗人的。
四架飞机在“9·11”撞了一下，这类神话就难以出口了。世界经济停滞不前。被吹捧得神乎其神的**格林斯潘**也傻眼了。阿根廷政治、经济，一片混乱。在法国，连宪兵都罢工了，这也算新世纪的一景吧。当然，资产阶级能找到办法收拾局面的，资本主义不会马上垮台。但是，资本主义从16世纪算起确实有五百年的历史了，它大概也想再活五百年，来个新千年。不过，我想，他们的命运恐怕不会比康熙爷好，也许不用那么长的时间就会被社会主义代替。
剥削阶级剥削制度总要被共产主义代替的。真正的万岁，是共产主义，是人民，是我们这些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这些话，现在不大有人讲了，我还是想讲给女儿听，当作2002年的生日礼物。愿你珍惜这份礼物。 每天看电视，都可以看到一段皇帝推销面食的广告。“做皇帝要做好皇帝，吃面要吃好面。”开始，觉得很好笑:皇帝做起推销员来了。继而又想，这也不奇怪。有钱能使鬼推磨，欧洲的国王们也做广告，包括剪彩仪式之类。不过，那是欧洲，而不是中国。中国皇帝，包括那位末代皇帝都早死光了，怎么要他们来兼任推销员呢?
–工厂问题
工厂的问题，不是今年的新问题。这是多年来的政策造成的。所谓搞活大中企业问题，不是指三资和私营企业，而是指国营大中企业。这里讲国营或全民企业，实际上也不是原来的国有国营，而是国有、承包经营。这些年的政策是对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优惠再优惠，“环境”改善再改善，对原来的大中企业却卡得很死，处在外资、私资的包围之中，无路可走。出路何在？从根上看，上海的办法是赵紫阳吹嘘很久的“嫁接”，就是要原来的国营企业，同外资、同乡镇企业搞联营。这个办法，也不见得行得通，外国资本家也不会对中国发慈悲。而且，这种“嫁接”的结果，将会直接影响这些企业的性质。连经济界的一位大官叫吕东的也说:“照这条路子走下去”，“将会影响工业所有制结构的重大变化”。这些问题，你们当然没有办法解决，只能看一看了。不过也不要太悲观。当人们看清楚问题在哪里的时候，办法也就来了。
五一节那几天，我问我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五一节**是怎样来的？为什么纪念五一？而这些人，说起歌星、球星来，那就十分熟悉。
- 1886年5月1日，以芝加哥为中心，美国35万工人举行游行，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现八小时工作制。
- 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宣布将5月1日作为国际劳动节。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危险就在于:人们的政治冷淡主义已经很普遍。这正是和平演变的结果，并且为公开地“和平演变”到东欧、苏联那样准备条件。前天，23日晚，我看了一场电视直播的文艺晚会，名曰“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49周年”，演出的节目却几乎全部是《讲话》以前的老古董。这究竟是想说明他们拥护《讲话》呢，还是反对《讲话》呢?只有天知道了。
你读过《八连颂》吧?有一位大人物很喜欢念诵其中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另一位大人物到好八连视察，指着墙上的《八连颂》说:“最后两句最重要。”这样理解对不对呢？我看至少不完全。《颂》一开头就问“为什么？”答曰:“意志坚。”坚在哪里？“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这是非常明白，不该误解的。
其中，“为人民”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为人民，几十年”，哪有军民团结如一人?世界上“意志坚”的人不少，蒋介石反动到死，能说意志不坚吗？但他是反人民的。越坚越反动。昨天听广播，又在吹嘘丰田、松下如何节俭，赞扬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付小账一分也不多给。服务员问他为什么不多给？他说，因为这样我才成为富翁，才不落到你的地位!现在中国的宣传工具就是掌握在这些昏头昏脑的人手里。他们分不清为人民，还是反人民!是为剥削阶级还是为被剥削阶级！分不清这个根本事实，也就不可能理解《八连颂》和世界上的人和事。只有为人民，才能做到那八个“不怕”。“不怕帝，不怕贼”，只有共产党人和真正的爱国者才能做到，卖国贼没有不怕帝国主义的。
你的生日很好记:过了“五四”就是。因此，希望你读一读毛主席纪念“五四”二十周年的两篇文章。那里提出了知识青年和工农相结合的问题，而且说这是区别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青年的唯一标准。也希望你读一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那里提出了为什么人和怎样为(人)的问题，特别提到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的问题。这个首先是，不仅是文艺也是一切工作的根本问题。这些年，这个观点不但不宣传了，而且横遭批判。口口声声为人类，而不敢说为大多数，为工农兵，为全世界的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剥削人民，甚至说这是极左，是假、大、空。从脱离工农，到站在工农的对立面，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所谓和平演变虽然多种多样，但总是从脱离工农开始，演变到资产阶级专政的。没有阶级观点，就不可能理解苏联、东欧的变化，就不可能总结那里发生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验教训，也不可能正确地观察中国的国情。“分析好，大有益”，只能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导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改革问题
农村里，一个农民得了病，过去还有人管，现在就要靠自己。公费医疗也在“改革”，改来改去就是在工人自己出多少钱上打主意，还说这是一大进步。据说现在住院的多了，因为住医院还是公费，而门诊“自我”要负担百分之二十。真不知道决策者们打的什么主意。上海的住房改革方案报上已登了，据说颇有“特色”，多数人赞成。我看不出特色在那[哪]里，不过是按“国际惯例”也就是把西方现行的办法改头换面地搬过来罢了。有人称赞深圳在工资改革、人事改革、住房改革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这倒使我明白了所谓“深化”改革的方向是怎么回事了。你们都是在新中国长大的，不了解旧中国的具体情况，摆在你们面前的往往是你们不大了解而又被迫适应它的事，这也只能靠你们“自我当心”在落水以后再学游泳了。我相信，经过这十几年的熬煎，你们会越来越适应，越来越聪明起来的。
赵紫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于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其中指出：“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弱肉强食根本不同，它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计划和法令的管理下，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前提下，让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优胜劣汰。”
时间过了十多年，不知道近来学习情况如何?这些年的变化太曲折、太大了，每天都会碰到新情况、新问题，不认真读点马列，是会如在五里雾中，不知向哪里走。或者如同流行歌曲唱的“跟着感觉走”，那是一定要走错路的。你们都是工人，都是当了二十年的军人和工人的人，这种地位可以使你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容易接受马列，但是不会自发地懂得马列。生活很劳累，又有家务，自学也不容易，但是不学习又怎么办呢?你们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长大的，应当像他说的那样，挤点时间，看点书。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过去看不懂的，现在可能看懂了;过去只从字面上了解的，现在可以从深层上了解了。不要被马列难读之类吓着，马列的书是为工人写的，你们不妨试试看。也许你们已经读了一些，那就再前进一步吧。
其次，我确实已经控制住自己，不再多想那些事。想也在想，不多想。具体情况了解得太少。头些时候，捷克电视剧《公务员》，看了一个片段，感觉到那就是为闹事作舆论准备的。看那些党政机关的形象，群众不闹事才怪呢。何况东欧国家对苏修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早已闹了多年。你想，如果中国领土上驻扎着几十万外国军队，中国人会高兴吗？
–买办阶级
除了方励之、刘晓波一类买办资产阶级，恐怕很难找到拥护外国军队长期占领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领导权落在了亲西方的政治势力手里。不过，我仍然那样想：我们自己要解放台湾，过去支持南北越统一，今天支持南北朝统一，为什么不敢坚持东西德统一呢？美帝国主义面前如果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他想制服它，也就难了。苏修更会是怕得很。因此，**雅尔塔**划定的势力范围被打破，可能是一件好事。贡献出马克思列宁这样的思想家的德、俄两国，很可能再贡献出一位无产阶级思想家。诸如此类，无边无际的[地]想一想，心里也就不“愁”了。
你们可以放心：我发现我这个人还是很有自制力的，甚至可以说，形势越紧张，越是冷静，越是从容。几十年的风浪把我锻炼得可以应付它们了。虽然有时也还会激动，但是，可以很快冷静下来。回想起来，自从1970年庐山会议，对**陈伯达**拍过一次桌子，二十年来，再也没有这样干过。同样，我也相信你们，经过这些年来的熬煎，再大的困难也不会压倒你们了。上次信上的一些话，并不是别的，只是对人民群众的处境，表示一点关心。
毛弟信上说到提倡国货。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条重要纲领。起过动员群众的作用。但是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那些资本家的衣食住行都是崇尚洋货的。北京已经办了一个“国货精品”大楼。几年来，《人民日报》上从大楼奠基就吹，头几天，正式开张，颇有几位老爷太太前往祝贺。后来，细看广告文字，才知道所谓“国货”已经变成“跨国”，港、澳、台的“国货”也包括在内，好像港澳台已经统一了。这是应当祝贺的。一提倡国货，连什么过渡、什么特区都不存在了。毛弟不必为提倡国货不解，当作一种社会现象，你会发现很多笑话的。言行不一，是常见病。可惜报纸上都是批评老百姓，以及所谓“民族劣根性”，前者是把板子打在老百姓屁股上，后者是整个民族都要挨打。崇洋也好，媚外也好，都是大人物带的头，至少是没有尽到教育责任。工人群众中的问题，我是向来不怪工人的，如果没有问题，那才奇怪。头几年，几乎雷锋、好八连都洋化了，难道也怪这些连队吗?不说了，这方面你们比我见到的多。
那几年，我确看了相当多的东西。我想，你还是可以做点引导工作，引导他看点好书，关心一点人民的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他分析分析武侠小说。我是解放以后，因为工作需要才看了《三侠武[五]义》之类的书，知道了一些情况，但是帮助孩子懂得这些书，是很难的。整个社会环境造成了这种风气，不大容易改。但是，如果加以引导，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可惜，现在没有鲁迅和左翼作家联盟中一些青年带路人了。当然，我也不悲观，我发现有些人在认真地思考，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总要走向它的反面，孩子们也可能在这种反复中学会识别方向。我只是希望你能帮一帮大外孙。他不是喜欢历史吗？从这里可以启发他吗？“办公司”做生意也不坏，其实他也不懂。医生，恐怕不见得吸引住他。这些都只能由他周围的环境和他的兴趣来定。我父亲也要我学医，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学医后改为从事文艺，这使我热心文艺，而后来，我又放弃了文艺。你看，路是很曲折的。
这种水平，比我三十岁以前的要高，比你们也要高，所以，你们不必为我担心。我倒是无法不为你们担心。当然，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事。中等华人、底层华人，都有困难。我是不相信那些高等华人会理解这些事的，虽然他们天天歌唱“洒向人间都是爱”，却又天天咒骂中国人愚昧、野蛮、封闭、懒惰。甚至一浪又一浪地呼喊要向日本学习上下一心，云云。真不知道这里面有百分之几的真理。以前说《人民日报》是公共论事，谁都可以上。现在恐怕是谁有权，谁有钱才能上。看电视，我就想，这究竟是谁家办的?好像是谁出的广告费多，算谁家的。连那些非广告节目，也是由广告主作主的。欧洲人说，他们是用日本电视机看美国节目，中国人该说什么呢?
我也知道一点，也只是一点而已。报刊上流行的说法是新旧体制的冲突，我看是七巧板的设计，同实际情况不符。原来以为从日本拿一块，从美国借一块，再从西欧、东欧租几块，加上自己原有的“好传统”或“坏传统”，就可以造成颇具特色的七巧板，谁知板有了，拼凑来拼凑去就是不成型。他们不是总结实际经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是一会儿向这位教授请教，一会又向另一位总裁作揖。搞来搞去，就越来越复杂了，冲突也就无法平息。有什么办法使“赤字有益论”和“三大平衡论”不冲突呢?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确实难办。你的搬家，不过是一个例子。你“忍无可忍”，那一位副教授也会讲“忍无可忍”的。我想，现在社会上牢骚盛行，又无法解决，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想了这些，我的心情最近还算平静。实践是一所伟大的学校，他会使广大人民受到教育，学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我看到一条消息，杨永桔在巴黎以一个中文报社长的身份出席会议;还有一个劳远[元]一，以中国某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发言(他是上海红革会的头头，他的父亲是外交部的，我三十年代的朋友)，这算是你们这一代走向世界的人物了。世界是多么复杂。真是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运动会出现新变化的。
“七七”50周年，想到很多事。这个月，“8·13”也是50周年。当时的情形，对我来说，好像是昨天的事，中国兵在北站附近布防，日本兵在北四川路耀武扬威，仍然在我眼前。而这些事，对你来说，就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事了，就像你记得的往事，对大外孙来说，也难以有同感一样。这是无法避免的。有些事，讲也用处不大，还是要事实来教育人。五十年前没有想到今天的中国是这个样子，五十年后又会怎样呢?我是看不到了，希望你能看到，大外孙他们当然会看到的，那时，总不至于还是帝国主义称霸的天下吧。也许某个国家代替美苏称霸，但是，他们总归要灭亡的。
这一套教育体制，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改。人们都不满意，但是又没有人去改，只好让孩子在困难中经受锻炼了。事实上，千百年来，真正对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多数还是重点学校以外毕业、或者什么学校也没进过的
设想争取“慢”一些，不可能“好”一些。我看这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应当采取的态度。我也是在这方面努力的。各种办法都试试，最基本的还是我的老教条：生活规律一些。
–新旧民主主义
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不是不要统一战线，而是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第一次中国革命失败，陈独秀放弃领导权，把革命交给蒋介石汪精卫。抗日战争又合作了，**王明**梳装[妆]打扮跑到武汉，甘愿当蒋介石的鸦头[丫头]，“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即服从蒋介石。
要不是纠正得快，那就不是丧失新四军军部和几千人马，连八路军也要保不住。许多人以穿国民党的军服为荣，连名片都印上国民党的军衔，红军—在他们心目中已经不是光荣称号了。印尼共的文件，对类似陈独秀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我不相信印尼共被斩尽杀绝了。为什么没有打出旗号?就算党组织在地下活动，也不会没有公开工作呀。难道说，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都没有真正取得教训吗?
–南斯拉夫事件
再一点，社会发展有它的规律，不然的话，不会在各个大陆都是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连出现的程序都是相同的。总是前一种形态的内部矛盾为转变成后一种形态准备条件。现在，资本主义不也在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吗？既然原始公社产生了私有制，为什么私有制不能产生公有制呢? 多年来，人们总是感到沉闷，连五一节也没劲。但是，人们又相信：矛盾在，总会对抗起来的。美国人的导弹在南斯拉夫炸了那么多天，似乎是别人的事。炸苏丹、炸阿富汗，更是当做耳边风，谁也不想来抗议。满脑子装满美国是天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这次好了。像许多人说的，炸的清醒了一些。
炸弹的轰鸣使许多鼓吹美国的人暂时闭上了嘴。但是，也有被炸弹吓昏了的，美国武器如何精，科学技术可以看到地面上的火柴盒大小的东西，可以不出兵就胜敌国，等等。唯武器论又起来了。现在可以预见的是，没有地面部队占领，一切轰炸都不能灭敌国。伊拉克证明这一点，南斯拉夫又证明这一点。地面部队是决定性的，战争的性质是决定性的，这些观点并未过时。我想，事实将会继续证明这一点。克林顿也好，叶里钦也好，都没有本领改变这一规律。南斯拉夫的真正困难，是缺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
民族主义是抵抗外敌的旗帜，但是难以持久。因为民族矛盾可以上升(为)主要矛盾，但是不能消灭阶级矛盾，在民族斗争中仍然包括着阶级斗争。铁托的民族主义，在他死后不久就瓦解了。现在的领导，连“共产主义联盟”这样的党名都不敢坚持。艰苦的反帝斗争，难道能坚持吗？但愿战争创造出一个新共产党，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我以为，还是真的打一打为好。我不反对对话。因为对话情节曲折，有戏看。中国历史上，项羽、刘邦的“鸿门宴”，秦王、赵王的“渑池会”，不是很精彩吗？但是，打和谈都不是孤立的，而且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战场上得不到的，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战场得到的谈判桌上也不至丢掉。对伊拉克多年喊打，而且真打了，美国的本领也就完了，现在已经变成了不宣而战的、连续不断的战争。对南斯拉夫，从铁托时期起，先是支持铁托反苏，使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90年代以来，软硬兼施，分化瓦解，六个共和国都“独立”了，剩下一个塞尔维亚，仍然不放手，又挑起科索沃争端，非把整个巴尔干置于“北约”即美国手中不可。我看，总免不了一战，除非南斯拉夫投降，当美国“战略伙伴”，在美国的坦克保护下，吃美国面包，做新式的文明的亡国奴。
我看，这做不到。巴尔干多个民族争得民族独立，用了几百年的时间，他们会轻易放弃吗?资产阶级放弃，无产阶级也不会放弃。不到亡国的危险，人们不会轻易拿起武器。美国几次想动武，终于没动，根本原因，我看，美国怕打出一个革命的南斯拉夫，打出一个革命的巴尔干。“不战而胜”—尼克松的口号，仍然是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 叶里钦那里的事，也证明，气势汹汹地篡夺了苏联劳动人民几十年革命和建设成果的俄国资产阶级也是一批蠢货。他们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送给欧美资产阶级瓜分，日子越来越难过，连这个双手沾满苏联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也精疲力竭了。他们当然不甘心失败，他们还会发疯。但是，谁也挽救不了他们的灭亡。美、俄之外，英、法、德、意、日，没有一个国家敢于说他们日子很好过。
关于毛泽东
看到一篇文艺评论，说现在的电影，“把毛从神变成人，把蒋从鬼变成人”，据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我没有机会看这些伟大的作品，不敢评论。但是，他的这个论断，同我的脑子里的毛、蒋形象就根本对不上号。毛在我脑子里从来不是神，蒋在我脑子里也从来不是鬼，他们从来都是人。但是，人是什么?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毛是人民的领袖，蒋是人民的公敌。不讲这种根本区别，抽象地谈神、鬼、人，只能把读者、观众带到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泥坑里。有一条消息说，为纪念毛100寿辰，要拍毛的“三次握手”，一次同孙中山，一次同蒋介石，还有一次没听清是谁，看来毛又回到1927年以前跨党分子的地位了。革命领袖的形象，在这些资产阶级艺术家手里，好像可以任意塑造似的。但是，我相信，在人民的心里，他们的形象是不可能改变的。
你我都是毛主席的学生。你们那里不是有工人很羡慕你见过毛主席吗？四十岁不能算老。我真正懂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是40岁以后。不论别人怎样处置你，都要振作精神，做一些环境允许自己又有能力做的事。在漫长的革命征途，毛和他的战友们在“鬼也不上门”的日子里，都是力争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这种精神是我们应当学习的。祝愿你在今后四十年里有更好的成绩。
从杭州回来，开市党代会。之后就是大跃进了。我是直到10月才外出看看。刚走到南京，就被叫到北京，从此，就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往来于北京、天津、郑州、遂平、范县、武汉，亲眼看到他怎样把狂热的空气压缩下来。我常常想，那些嘲笑大跃进的英雄好汉们，是根本不理解1958年的。顺便说一下，你们姐妹都见过毛主席，只有毛弟没见过，可是，他未出生就在毛主席那里备过案了。就是那次杭州之行，在谈到人口问题时，他说:“我们没有这个问题了，”**陈丕显**指指我说，“他今年还要生一个！”此“一个”就是毛弟。
再过几天，又是他的生日了。想了想，我只同毛主席一起过过一次生日。那是1966年12月25日。当我走进他的住所的时候，他正在同李讷、李实姐弟谈话。空气很活跃。见我进来，就说，“你想回老窝呵!”我一时脑子转不过来，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直到他说:“上海形势很好，红卫兵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也起来了，打倒、火烧、批判，政策也好，可以回去看看”，我才明白他的意思。
过了一会，吃面了，他忽然站起来，举杯说:“为全面内战干杯!”大家虽然举杯，但是，我始终没有明白这杯酒的含意。事实上，后来的许多事，都包括在这句话里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同他一起过生日。每年到这一天，总是由总理主持，在人大会堂约政治局同志吃一碗面。最后一次，1975年，我从柬埔寨回来，邓小平到机场接我，说“到大会堂聚一聚”。12那一天，北京下雪，我刚刚从热带回来，很不适应。吃饭时更是沉闷。只有我和邓对饮几杯。大家虽然想说几句愉快的话，也难以改换当时的空气了。
对于孩子，我听过不少广播，都是讲大人如何教育子女的。不能说全是废话，至少缺少一个基本点，就是为什么人和怎样为(人)这两个问题。首先是为什么人的问题。阿庆嫂、刁德一两个人都是极有本事的人，立场坚定，有勇有谋。但是他们在“为什么人”上，是根本对立的。正是有了这种对立，才产生出两种怎么为，才演出了一场场的智斗。如果说教育孩子，应当抓住的正是这一点。
昨天看《人民日报》，一篇纪念张奚若的文章，又吹他批评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未来”，甚为得意。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迷信未来。
关于印尼
人们认识真理，往往多次反复。这部分人认识了，不等于大家都识(认)识了。毛泽东的《怎样分析阶级》和陈独秀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资产阶级》同时并存。所以，我也不必杞人忧天，印尼共产党人总会找到出路的。毕竟是苏哈托垮了，印尼人民有可能取得较多的自由。
《古代社会》我也读完了。古往今来，总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所谓经济繁荣不过是官僚资本的繁荣。苏哈托从一个师长变成了亿万富翁。而贫苦的工人农民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正因为苏哈托是如此脱离人民、反对人民。一次经济危机，引起统治阶级分裂，他也不得不“下岗”，把政权交给他的接班人。
现在，苏瓦拉蒂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却并未获得多数。即使苏加诺小姐当了总统，局势也不会有大的改变。因为这不是人民革命的结果，只是资产阶级利用人民的情绪改变统治策略。军队仍然在反动派手里。我说的忧，还不是指这些。我忧的是至今看不到印尼共的影子。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仍然跟着资产阶级的尾巴，充当资产阶级的工具? 说来有趣，克林顿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新式武器，不只是炸坏了南斯拉夫的建筑物，也炸掉了多国人民的许多幻想。弄得全世界资产阶级张口结舌，不知所云。在这以前，他们还编出了一套理论，虽属欺骗，还能骗人。现在，困难了。如果把克林顿、叶里钦这两位世界大资产阶级代表最近三个月的言论集中起来，就不难发现，什么北约和俄国是战略伙伴关系呀，似乎可以联合起来主宰世界，世界一体化的呼声传遍全球，似乎多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被剥削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都不在话下了，全世界进入无矛盾的天国了。南斯拉夫危机的暴[爆]发，揭穿了资产阶级的谎言，打了他们的耳光。虽然他们还会耍新枪，也不大得心应手了。
关于欧美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中一个工人领袖曾经沉痛地说:我们破坏了一个旧社会，却没有得到一个新社会。资产阶级革命结束，现在该我们工人阶级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说的，真了不起！工人阶级的革命已经开始了，**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试验，21世纪将会有更伟大的历史连续剧上演!—这就是我在1999年之初的祝愿。
资产阶级革命，历史学家都说要从荷兰革命开始，但真正有影响的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尤其是法国革命，史称法国大革命，影响特别深远，**《马赛曲》**至今还为许多革命群众传唱。这几场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不同之处是，
- 英国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盟反对国王和贵族、教会，人民群众参加了，却没有得到利益，特别是农民没有得到土地。
- 美国革命，争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得到利益的却是大封建主，印第安人、黑人的地位没有改变。这场革命的总司令华盛顿就是属于革命右翼的大农场主，属左翼的杰弗逊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宣布人人是生来平等的，但是他不反对奴隶制，他家里就有许多奴隶。
- 法国不但出现了许多启蒙运动的领导人，而且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纲领，在人民中长期宣传，比较深入人心。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同贵族、而是同人民群众结盟，人民群众参加的越来越多，革命高潮越来越高，革命的领袖一批又一批地被更换，新的领袖越来越激进，在他们的进攻下，国王东躲西藏，最后被送上断头台。我们都看过这方面的电影、小说，至今仍然感动人。人民群众不但直接参加斗争，而且得到了实际利益，主要是农民得到了土地。这本来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重要的任务，但英、美革命都没有解决，只有法国大革命解决了这个任务。但是，革命到了高潮，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看到人民群众要继续前进，就害怕了。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得到了最大的胜利果实，得到了政权，得到了财富，废除了封建制度，得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就不想再前进了。人民要前进，就同资产阶级发生矛盾。
法国大革命的左翼领导者马拉、丹东（顿）、罗伯斯皮尔和那个喊出“在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地方，平等是空话”这样的资产阶级决不能容忍的口号的人，都被暗杀或上了断头台。在“热月党”执政以后，革命也就终结了。革命热潮中互相称呼“公民”，这时又恢复了老称呼“先生”。以后就是“拿破仑”上台、复辟、反复辟。我想，法国革命内容极其丰富，几乎可以说是以后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特别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关键问题，更值得重视。他们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有力量；当群众的利益同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立刻转过来压迫群众，这几乎是普遍规律。在当今世界，人民群众的要求往往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资产阶级怎么还能领导群众革命呢？革命一旦涉及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就会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就转过来和敌人合作，反对昨天的同盟者。各国资产阶级没有不这样做的。他们已经不能领导了，他们已经成为反对革命、“告别革命”的人了。叶里钦说得对:“革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是前面要加“资产阶级”这个词。
【注：这里读者查询了部分史料，应该是老先生记忆出错了，马拉、丹东和罗伯斯皮尔代表的是小资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
无产阶级却不同。马克思说得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是索[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任何真正的革命都会为无产阶级的最后解放创造条件。因此，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派。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一次又一次地识破了资产阶级的本质，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独立地领导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1917年的十月革命都是这样。资产阶级的复辟并不证明俄国无产阶级当初不该革命，而只是证明俄国无产阶级缺乏经验，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从但丁写《神曲》算起，用几百年的时间在全世界建立了资本主义体系，现在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资产阶级面临的问题，他们一个也解决不了。只有无产阶级有能力解决。既然十月革命可以突破帝国主义的索[锁]链，为什么不会再一次突破呢?这只是开始，不是终结。叶里钦说错了。
–BBC
【注：指英国BBC广播电视台在网民中进行测验，谁是本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其中首席是卡尔·马克思一事。】
我所以对这条新闻有兴趣，首先就是:它是BBC发布的，而BBC是老牌反共机构。如果是一个共产主义机构发布，哪[那]倒没有什么吸引人了。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猖狂地天天叫嚷“马克思主义灭亡了”的时候，这个老牌反共机构为什么把马克思推举为“首席思想家”呢?
其次，它列举的投票人，也不是共产党人。为什么这些人也推举马克思呢?我觉得，这多少反映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走头[投]无路，寻找光明的心情。找来找去，似乎马克思比别的思想家讲的道理要切合实际一些。
头几年，那位于今定居美国的许家屯，忽然发现，我们是“在山沟里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到了香港、美国一看，才发现原来资本主义“还有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早已过时”，还是跪倒在资本主义面前，三呼万岁，讨碗饭吃吧。可惜，许家屯跪了十年，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证明他的论断。相反，危机不断暴发[爆发]。东南亚的一场危机，迅速扩展到全世界，至今仍然没有恢复。资产阶级思想家设立了很多“知[智]囊团”、“思想库”，却开不出灵丹妙药来。
许家屯，原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90年因同情“六四”而出走美国。
【注：六四事件指发生在1989年6月4日群众对官倒等矛盾，最终反映在学生与军队冲突上的恶性事件。在威廉·韩丁的“**中国私有化大逆转**”中有详细描述。】
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受难最深的是工人阶级。欧洲，这个老牌资本主义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资本家找到了裁减工人的手段，财富愈来愈集中(于)大资本家手中，成千万的工人失业，靠救济金生活。资本家算盘是清楚的，发一点救济费，比多用工人赚取的剩余价值要划算得多。资本家采取多种手段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觉得社会民主党、工党似乎是为工人谋利益的。欧洲联盟15国有十国是社会党执政，就说明老牌资产阶级政党不灵，换一批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政党，欺骗性有多大。不过，最近又有变化，法国的社会民主党在最近的选举中接连失利，说明工人和劳动者的眼睛亮了一点。法国共产党最近号召游行，一向跟着法共走的法国总工会宣布拒绝参加，也是法国工人阶级的不同寻常的表现。也许是这些条件，使人们又找到马克思了。
不过，欧美工人阶级可能继续受骗。欧美资产阶级发明了一种东西，叫“西方马克思主义”。【注：本质上属于**拉萨尔主义**】头几年报上有介绍，说这种马克思主义虽然不同于“东方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对资本主义新现象的研究成果也有可取之处。我不相信有什么东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研究了西方，也研究了东方。他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全球性质的。由此，我想，把马克思推举为“首席思想家”，也许正是要把马克思变成“西方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列宁在批判伯恩斯坦、考茨基时【注：曾是第二国际的领袖，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或称无产阶级修正派】，就曾指出，他们是抽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使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BBC所以这样积极，恐怕用意就在这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完整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只为无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可以摘几句话欺骗人，却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所以要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只是想用伪马克思主义骗人罢了。它们是不能实行的。头几年，有人说马克思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实行“个人所有制”即私有制，不久就被拆穿了。BBC想干什么，我们无从知道。如果因为它发布首席思想家，吸引工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明白了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那就不是他们的愿望了。
我不想低估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全世(界)他们还占统治地位。特别是多国社会党仍然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效力。所谓北约，一多半国家是社会党执政，这一次没有一个社会党投票反对侵略南斯拉夫。相反，比起社会党[保守党]跟美国还要紧，比如，英国工党，这种所谓左翼党，比保守党一点不差。去年大选，许多国家社会党上台，有人表示欢迎。我看，这一方面说明资产阶级要换马，另方面说明人民群众还有幻想。最近，欧洲议会选举，社会党的票减少，从第一大党变为第二大党。印尼的选举，苏哈托也失利。选举不能解决无产阶级政权问题。但是，他(它)可以教育人民，擦亮眼睛。总有一天，他们会比巴黎公社、彼得堡先烈们做得更好些，真正自己解放自己。 摩尔根【注：古代社会作者】他详细分析了不同的继承制，认定从公有到私有不同的发展阶级。搞清楚古代社会究竟是怎样变化的，打破了关于古代社会的种种说法，上帝创造世界、英雄创造世界，彻底破产。
我以为，只要在这些左派前面加上“资产阶级”四个字就可以了。他们在资产阶级阵营中属左翼，打着“民主”一类旗帜，比如克林顿就经常说他的党代表工人、青年、妇女、黑人，也经常搞一点有利于这些人的政策，美国最大的两个工会劳联、产联都支持民主党，克林顿到现在仍有60以上的支持率，倒也证明他们的欺骗有些效果。但是，他们的真面目总会暴露的。因为他们不可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他们只能搞一点社会改良，给工人一点小恩小惠，而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他们也无法消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在美国，两党轮流执政，在俄国，叶里钦像玩走马灯一样更换总理，都解决不了这个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从表面上看，社会民主党之类的组织似乎比右派能拢[笼]络人、欺骗人，但是，他们总归骗不了多久。欧美各国，现在连一个像样的代表工人阶级的党也看不到。历史上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孙中山的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谁能想到，1911年就暴[爆]发了辛亥革命?1898年中国还是义和团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刚成立，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没有出现呢，20世纪初，中、俄两国的革命就暴[爆]发了。这是历史的必然。《世界通史》最后有一个“大事年表”，从中可以看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重大事件，特别引起我的兴趣，把它拿来和眼前的事态对照一下，特别启发人的思想。一百年，弹指一挥间，谁敢说世纪之初不又是一个革命高潮呢?
–金融危机
各式各样的问题，人们提出来了，答案也各有不同。我所以说是好事，就在于它让人们动动脑筋。
去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已经波及全世界。至今还看不出头绪。美、苏的波动也是它的反应[映]。去年今日人们还在那里谈论美好亚太世纪、跨世纪、新世纪，甚至要安排“新的千年”，好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千年！最近，这种高论似乎市场缩小了，不大听得到了。我很奇怪，那些喜欢高谈的学者休养生息去了吗？为什么不给我们谈一谈资本主义的危机呢？为什么成千亿美元今天流向东南亚，明天又改向拉美，他们怎么只往赚钱的地方流，不向需要的地方流呢？这种自由就是你们称颂的自由经济吗？为什么美国华尔街只反对计划经济、不反对自由经济？诸如此类，人们不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伟大的学校，人们会从实践中认识真理。
–进化论
最近心情比较平静。因为局势的发展，大体上和我的估计差不多，而且有些戏剧性的场面很好看。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下去了，换上了挂狗头卖狗肉的。时间没多久，狗咬狗的事一幕又一幕地演出了。看电视《动物世界》，好像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谁该由谁吃，吃剩下的，比如狮子吃剩下的，由狗吃;狗剩下的，由鹰吃，而且吃得干干净净。**赵紫阳**贩卖了一通“优胜劣汰论”，就是把动物世界里的事搬到人类社会来了。其实，人类社会有它自己的规律。希特勒曾经是优势，斯大林是劣势，结果呢，劣势转化为优势，斯大林淘汰了希特勒。全世界无产阶级现在是劣势，总有一天，要淘汰掉资产阶级。看这个世界，忘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说什么全世界谁也离不开谁之类，不是自欺，就是说梦话。好在，现在许多人眼睛睁开了，虽然人数不多，真正的希望是在这里。
【注：在无产阶级世界观中进化论不是人类社会规律。】
关于学习
有两点印象深刻:要想解决什么问题，都必须下苦功夫。马克思写《资本论》，用了四十年。上次提到赵纪彬《论语新探》也是三十年，摩尔根又是几十年。他说，如果西班牙人初到美洲就研究这个问题就好了，那时古代社会的多种材料还活生生地存在着。现在已经不易找到了。他的想法不错，那时欧洲人正在掠夺印地安人，哪里会关心什么古代社会呢。
最近，我还在读《世界通史》，越看越清楚，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自然过程。没有哪一位上帝能够叫它向后转。一时的挫折，不过是前进过程中短暂的休息。资产阶级的嘟嘟嚷嚷，只会使人们厌烦。不知道这几天还能看到什么新闻。不过，已经够热闹的了。巴格达的炮火也许能够给斋月、给圣诞节增加一点新鲜感，人们会问:这些导弹明天会不会飞过自己的上空呢？新世纪就要这样开始吗？
1957年大鸣大放，**赵超构**放的是报纸要“软些、软些、再软些!”他要的办报自由，就是如此。看看最近这些天的《新民晚报》，应当承认，确实接近赵超构的方针了，和港台报纸有些相似了。赵公九泉之下应当开心了。
不过，这“软些”也只是说说而已。鸡毛蒜皮，街头巷尾，狗咬人、人咬狗，闹闹轰轰，就算“软”了吗?不说政治新闻，就拿人们称作“报屁股”的副刊来说，确有一些软的，更多的却是软中带硬，或者干脆就是硬邦邦的长文章。比方，这几天登的《金融大风暴》、《世界核风云》之类，都是世界第一流的硬问题。
看来，你已经下定决心，选择了“医生这个崇高的职业”，并且，决心“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成为最棒的!”好孩子，我支持你走这条路。
你说得对，“做一名好医生是不容易的”。我不能说我认识很多医生，只能说我见过很多医生，从大学刚毕业的，到一些权威人物。他们中间有一些确实很棒，有一些却名不副实，有的则人品极坏，医术平常。现在，你刚刚开始接触病人。这才真正是“从零开始”。万事开头难，开了头，能不能做好，就看自己能不能“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你已经明确了这一点，就用不到我再说什么了。不要怕，跌倒爬起来!你不是多次摔倒，甚至要缝几针，才长大成人，成了能给别人缝几针的医生的吗?
你的信写得不错，字也不错。我每天在报上看到一些叫“塑造企业形象”的广告，登着一个个“法人代表”的照片、广告辞、签名。别的不说，那些名人写的字实在难认。真不知道这叫什么形象。你的字很规范。这很好。一个医生写的处方，如果字很难认，药房拿错了药，怎么办？你说是不是?
我很欣赏你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考上一所好大学”。这大概是最近才确立的吧？以前你好像没有这样说过。确定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坚持这个目标也不易。你所提“考不考大学不重要了”“好学生都是逼出来的”这两个问题就可能继续干扰你，使你动摇起来。本来我想把这两个问题展开说一说，或者对你有帮助，后来又想，这两个问题是人类社会争论了几千年的事，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的，而且说了也没用，各派圣贤学者说了几千遍，不是还在争论吗?所以决定今天只写这么一封短信，表示我对你的支持。希望从现在起，到大学考试完成以前，不管出现什么议论，你都不要理睬，专心致志，一心一意，朝着你选定的目标去努力奋斗。这对你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心理上性格上的锻炼，使自己坚韧不拔，战胜一切困难，去夺取胜利。不要甘居中游，上中下游是可以转化的。你要有信心达到这个目标。
我不是说语文容易学，世界上容易办的事是不存在的。但是，不管多么难，都是能克服的。就说写信吧，你每次都感到可说的话少。其实，是你把事情想象得太难了。我看，可写的话很多。比如，你这个时期，是当中学生了，中学生和小学生总有一些变化吧?你想过没有?如果想过，写出来不难吧?如果没想过，或者没细想，那就细想一下，或者和爸妈讨论一下，那就不但容易写在信里，对你今后的学习也有好处，又比如，这个时期，你有什么高兴的事吗?为什么高兴?有没有苦恼的事？为什么？不是也可以写出来吗?
我在这里接触到几个高中毕业生，可惜，不但政治上稀里糊涂，知识也极端贫乏，有一个人说中国是第一世界、日本也是工人当家做主，诸如此类，叫我吃惊。但是这能怪这些青年人吗?大外孙当然应当超过他们，并且要学会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这方面你们还是应当起点作用，国内的大气候对孩子不利，要把它转化为有利。
没有进重点中学也不要紧，就是进重点学校，也要靠自己努力。这次国际数、理、化奥林匹克，得金牌的中国学生，也并不都是全国重点中学的学生。何况，一个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主要是从学校出来以后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解放军的元帅有几个是军事学院毕业的?不要背包袱，非重点学校也可能有更多的活动余地，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
孩子们的事，是应当让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在过去，都是靠组织，现在不叫靠了，做父母的就不能不多关心一些。大外孙的年纪，已经有自己的头脑了。小学五六年级，我在开封，已经独自一人去宋故宫、铁塔这些地方玩了。很可惜，他不可能碰到大串连，到外地跑跑。有机会，他还是可以到农村、小厂去看看，多知道一些实际情况。有些外国人到中国来，就是看了北京、上海、广州的几条马路，就以为了解中国了，不是很可笑吗。
至于外国说中国孩子都是小皇帝，报纸上类似议论也不少。我不大同意那种看法。各个人的处境不同，他们的思想也不会一样，存在决定意识嘛。将来他们或作工，或务农，或者当官，也有当寄生虫的，不可能都是个人主义者。实际生活将会教育他们关心集体，其中有些人将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看了毛弟的信，我有几天很难平静。这不只是因为毛弟的处境艰难引起的，而是联想起几十年来我接触到的劳动群众的许多遭遇，联想起当今世界上千百万失业大军引起的。你们和孩子们将来也许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但是这也将使你们受到更多的锻炼。当然，我还是赞成要注意对孩子的教育，总不能一个人占着一块积木，谁也搭不成一座房子吧。
毛弟的学习还是坚持下去好。就是不为文凭，也以学完为好。你说得对，学习一点东西，总比浪费时间好。你这封信，比去年的信，确实有进步，字也有进步。
毛弟学习问题，我倒不太看重读大学。在目前的条件下，倒是应当更多的靠自学。这当然是一条极其艰难的路。我自己走了几十年，深知其中的苦乐。不过我的工作和自学之间比较一致，自己的兴趣和学习也比较一致，这就减少了困难。毛弟现在要难得多。我无法提出具体建议，这要靠毛弟自己打主意。总可以从自己的爱好、兴趣方面想一想找出入口。抓住一个两个问题，钻一门学问，学一门技术，总是可以试一试吧?不要希望别人帮助，或者有特殊的机会，就是下决心自力更生。这可能是目前条件下唯一的出路。请你们想一想吧。
毛弟说的学习为了考试、为了文凭，这是事实。我耐着心听了两门大学课程，对当前的教学情况有一点感性知识。授课是填鸭式，辅导课更明确，就是要学生记住某一点、某一点，考试就考这些。我看这一套是很难改的，因为老师们以及老师的老师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想知道，毛弟还要考几门课才算毕业?我还想知道，合同工和正式工的待遇，差别在哪里?不急，有空时，告诉我，没有时间就慢慢来。既然考试、文凭成了谋生的手段，我不反对你用些时间办完这些事。靠记忆记住一些知识，有时也有用处，不会都是废物。虽然听广播说，有一位洋大人宣称另一位洋大人的格言“知识就是力量”已经过时了。
我以为，你们如果有时间，还是要独立地思索一些问题，不然会被这些东来西往的奇谈怪论弄昏头的。维维说她是一个普通劳动者，这很好。站在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立场上思索一些问题，是极其有益的。我佩服马克思，不是因为他有学位论文，有渊博的知识，而是总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观察问题。
一个人，在少年时期，有多种多样的打算，是不可避免的。你大概学过这条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皇帝听说他的子民饿死了，就仁慈地问:他为什么不吃肉呢?这位皇帝，只有等到连树皮、观音土也没得吃的时候，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现代的人们很难想象周口店住在山洞里的北京人怎样生活，没有钱币，怎么过日子呢?
关于生死
到了最后的时候，我爱人让我问问爸爸，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但我问不出口，尽管我极力掩饰，爸爸还是明白他已经病危了。病危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我说:“毛主席说，老年人死了要开庆祝会，还说要火化，都签了字的。但是华国锋两条都没有做到。但他倒是为我开了个庆祝会，还在天安门广场，那么多人，那么大的场面。我后来在电视里也看到了，真没有想到，为了我。我这一辈子也够了。”这里，爸爸指的是1976年10月天安门广场开的打倒四人帮的大会。
也是在病危期间，他还说过他做的一个奇怪的梦:“我这几天老做梦，梦见邓小平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在太平洋么?50怎么到这里来了？邓小平说，我现在没地方去，谁都不要我。我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说：这几天很忙，他来了有什么好说的，还不是白猫黑猫，等等吧。江青跑过来骂道：“邓贼！”我又去找总理【指周恩来总理】，总理也说没什么好说的，总理说你也骂过我，我也骂过你，我们两个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爸爸对生老病死都看得很清楚。他说:“我不怕死，但是我也不找死。”
在我离开工厂以后，我告诉他我到社会上怎么想办法赚钱接济家用，我和他开玩笑说我也要下海做资本家了，我要看看资本主义道路到底怎么走的。他很惊讶，看看我说:“啊，你还干这个。”我就说:“如果我成了资本家，那么我就是第二个恩格斯。”我说恩格斯这个资本家所有的钱都是给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没有恩格斯，马克思全家都要饿死了。我爸就不响了。我有一套办法对付他的，他拿我没办法。
他对我的做法肯定也有看法，所以，我对他说:“你是大丈夫，不屈不挠;我也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在目前的形势下，你永远不低头，行么?还得活吧，还有孩子吧。别人看你活得好，会有看法;看你活得不好，活得穷，别人更要说风凉话:“看看，这人就是靠父母的，父母失利了，也就变成垃圾瘪三了。”这样别人也要看不起你的。所以，我说我不靠父母，我靠自己，我也要活得像个人样，我也要活得好。我是家里的老大，家里的许多事都要靠我担当的。
所以，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从理论上接受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他们要追求的理想，他们因为这种理想才参加革命的。这和那些家里很穷没有饭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吃碗饭的人是很不一样的。他们对物质的东西一点都不看重，根本不在乎。我妈说过:“我要是看重这些东西，我怎么还会出来革命?”他们俩一辈子都是这样，物质的东西是不要的，什么东西都是给别人的，从来没有想到要给自己留点钱呀之类，没有这个概念的。
与其女的采访
问:现在你父亲好像又有一种慢慢走红的趋势，也有人研究他了，你怎么看?
答:我爸爸是不会打牌的，只会比大小。有趣的是，我觉得我爸爸现在就是一张牌，而且是一张摊在桌面上的明牌。左中右的人都可能利用他，但究竟要不要他这张牌，左中右都要看自己手里有什么牌。
我爸爸当然承认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如果按照他们当时计划的路再往前走，老百姓的生活也会好很多。社会总是要进步的。他们也要发展生产的，抓革命促生产么，并不只是邓小平要发展生产。而且，我爸爸他们计划的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一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启蒙教育，一次试验，又一次巴黎公社。只是我们没有像那时的人一样死在巴黎公社墙前面
我的记忆中，以前他总是说，“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相信党。”后来他更多强调，“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2000年，他的手抖得很厉害，仍然抄下毛主席的诗词多篇，包括《贺新郎·读史》。
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那几种说法，例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观点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等等。他发现用这些观点来分析世界局势，还是很准确的。苏联东欧的解体，他觉得是必然的，就像现在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是低潮一样。他仍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相信道路是曲折和遥远的，但总有一天，人民群众会觉悟的，会继续前进。有高潮，有低潮。他说过无产阶级革命要反复斗争几百年。大浪淘沙，会有新的领袖人物出现的。
我也认识到，你的有些东西是别人不可能理解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处境，没有那个存在，就不可能有那个意识，肯定是这样的。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所以，在以后这么大起大落的生活中，我特别能想得开，我特别不计较。我的这种想得开，并不是别人讲的要依靠禅或佛经，才能心胸开阔。如果能把本质的东西搞清楚，就能放开了。本质就是:你凭什么要别人理解你? 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超越了时间和空间，满嘴里自由、民主、平等、仁爱。艺术家有创作自由，皇帝、神仙、花鸟鱼虫都可以为艺术家所用。但是真名实姓的，所作所为总不能离真实人物太远。要奴隶主大讲民主，总叫人好笑。那时也讲民主，那就是奴隶主们的民主，他们绝不会给奴隶们民主。秦始皇的民主也只给封建主，绝不给农民。
奴隶主捉了俘虏不杀，叫他做奴隶，就属于历史的进步了，要他做更多的事，是不可能的。同样，资产阶级实行僱佣制，就比封建制进步。解决人类的彻底解放问题，只有社会主义。将来没有专政了，也就沒有民主了。